政改成败的历史考察（下）

　　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述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

　　中国政治在汉代以后把两种完全不容的传统奇妙地统一起来，天下一统的稳定观和改朝换代的变化观同样正统，同样深入人心。


　　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由官员即代理人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稳定的难题，更不要说江山千秋万代永世传承了。


　　晋复辟分封制速死。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


　　隋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但却徒劳无功。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秦始皇以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就能保证江山万世不易，但他对事情的考虑过于简单了。一统体制的确有利于集中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击力量，最无敌于天下，但这些太过表面，两千年中，它屡陷失败。力量和强大的假象欺骗了统治者。垄断政权所引起的挑战和风险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久。秦始皇给中国只是带来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权制并没有给他和他所有的衣钵传人带来他们想要的江山万世流传，也从来没有给帝国带来过稳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动荡和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败的。秦帝国自身的短暂历史也昭示了帝国体制的虚弱本质。


　　三


　　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花大价钱、大力气修筑的政治、军事工事，有如法国耗费巨资建成的马其诺防线，虽固若金汤，却根本派不上用场，原来德国军队绕过了法国的防线，突然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进。


　　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陪葬品。


　　专制王朝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没有选择。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详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 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局良好。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开始于农民起义，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进坟墓，也是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农民起义一开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杀死官吏，即使没有对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胁，它也打开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势力此时乘机崛起，形成滚滚洪流扑向王朝。


　　在秦帝国之后，王朝都把稳定农村和农民作为基本国策，鼓励生产，控制农民的实际税负，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王朝改革的重要内容。唐太宗时期的一项稳定农村的重大改革措施，是在全国各州建立常平义仓，积谷以备荒年，增强民众的抗灾能力。但更多的时候，改革的目标与现实经常产生冲突。改革通常是在危机形势下采取的对策，这时候，国家的财政一般都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困难，财税改革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要增加政府收入和充实国库，两个冲突的目标在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政府增收的目标自然就是要优先保证的。王安石改革是朝廷为了缓解恶化的财政状况才实行的，宋王朝不但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巨额款项，而且长期对外用兵也耗资极大，国尽民穷。朝廷需要培植更多的税源，以满足政府更多税入的迫切需要，但王安石改革的结果，无论青苗法，还是市易法、均输法，这些起初意在救济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变法图强的措施，变成了夺民之利、与民争利的政策。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断案和维持地方稳定。征税和维稳时常是矛盾的。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只能依靠地税和人丁税两大主要税种。十分有限的财政资源，使税收难以满足政府开支就成为一种常态，加上官员普遍地贪污，纳税人负担不可避免地呈加重趋势，地方政府便要经常性地同农民开展征税斗争。当农民觉得不能承受负担时，他们会采取各种办法逃税，主要办法就是逃避户口调查，比如唐太宗末年，全国总户数还不到隋代的三分之一，清朝从1660年到1730年的人口统计数也仅略有增加。官员要对皇帝负责，他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完成征赋税收任务，这样就使地方基层官员经常地、直接地同农民发生冲突，当起义发生时，地方官衙和基层官员成为首要的进攻和镇压对象。


　　四


　　清朝集历代管理体制之大成，从专制管理制度上看，它已是十分完善了。在民生政治的管理方面，它在1712年宣布从此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是那个时代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最大的福利了。在权力制衡方面，朝廷对官员的监管和防范相当严密，全国十八个省由督抚共管，一般来说，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巡抚管辖一省，官衔分别为正二品和从二品，但总督和巡抚并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进行纠察弹劾。在基层控制方面，全面推开保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牌，每十牌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保甲成员的责任就是监视邻里，发现犯罪或密谋造反等行为必须及时向保长举报，保长则向县衙报告。


　　中国经济在清代达到了世界顶峰，当1793年乾隆皇帝以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英国特使通商要求时，所说并非虚言。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投入，它使人口众多的中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1800年前后，清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所占比重达33%，加之人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大清国民对西方工业品几乎无所需求，以至在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直到白人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种中国人有强大需求的物品——鸦片，才扭转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和外来政权统治着人口庞大的汉人，对汉人防范汉严厉到病态的程度，它不能容忍对其权威的丝毫挑战，连男人的发式也成为检验其政治上是否忠诚的标准，违背规定的发式都视同谋逆，某句诗文一旦被认定讥讽满人，便大兴文字狱。然而，即使采取最严密防范的措施，清朝的统治还是从根基上被动摇了：秘密会党反清于南，白莲教造反于北，消耗着王朝的生命。等到洪秀全的太平军兴起，完成了给清政府的致命一击。仅仅是由于湘军将领的善意，没有抢班夺权，它才又继续挣扎了半个世纪。


　　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让朝廷那些饱学之士看清形势，要在又吃过西方人的几次败仗之后，他们才认识到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帮形体污秽的西夷完全不同于过去到天朝来的贡使，他们不来朝贡，而是在国家武力的支持下强行开展贸易，其船坚炮利，又远非天朝所能比。虽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朝廷中逐步占据了主流，但政府的图强，就是造船造枪，办厂开矿，增设一些必要的国家管理机构；政府的变法，只说不做，改革派官员和保守派官员围绕要不要变和如何变而争论不休，最后“中体西用”的观点获得统治者的一致认同。一直在注视着中国危机的日本很快进行了按西方模式改造政治的明治维新，并开始变得强壮和渴望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它选择在朝鲜——大清的保护国——向衰老的清国发起挑战，于甲午之战大败之。中国同日本在近代的第一次灾难性交手，不但将它的极度虚弱暴露于世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更是此后数十年间遭受日本带给它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中国政府20年的自强运动就这样收场。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主角登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士子强力推动西方模式的制度改革，并最终获得了皇上的支持。这次仅仅维持103天即遭镇压的变法，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近60年。灾难和变故似乎永远都不能让统治者下决心振衰起弊。


　　西方人的到来，第一次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即民权和宪政的视角，尽管这个过程来得相当缓慢。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清政府认为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并开始考虑立宪改革事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开始，而是一场新的马拉松式的宣示改革的开始：考察立宪，宣布准备立宪计划，发布宪法大纲，颁布宪法，在政府的时间表上，完成这一系列的立宪准备动作要到1916年。它在拖延时间。西方政治对于清政府始终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立宪不过是又一次变法图强，它要做的就是把西方政治体制嵌入自己原有的集权体制中，把议会、宪法这些西方政治元素当作维护皇权、使大清强大的有用手段，从而建立其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清政府最大的失算，是忽视了这个社会有多种多样的力量存在，而不是只存在政府一种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它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只按照政府的意愿发展，以为在社会舞台上只有自己是唯一的演员，并按照自己编排的剧本演出，而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看客。独角戏演出时间一长就要栽跟斗，要为自己对事实的漠视付出代价。

　　民权和立宪政体成为年轻一代的革命者追求的目标，“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提出的最具有普适价值的政治观，包含了立宪政体的精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者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从器物层面最终推到了制度层面，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先河。


　　辛亥革命标志着改革的新方向在中国出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第一条是“中华民国由中国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约法还明确了人民拥有自由权和选举权，确立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立、制约和平衡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改革，但为中国政治改革设定了新的目标。这一宪政民主目标，也就是孙中山的理想，为他所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最后在它的第三代领导人蒋经国手里得以实现。执政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还政于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三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改革。

　　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政治改革，可以把所有的政治改革都归纳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权力的自利性改革，它的宗旨和归宿是加强自身权力，确保权力集团的利益，它们都只是修补秦始皇确立起来的大一统的管理体制。改革是利益集团的内部事物，排斥大众参与，除了以失败告终，它没有第二种前途。另一类是增加民众福祉的改革，核心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它代表着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权力现象和所有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一样，由生到死，有自己的周期，西方政权以改革顺应权力周期，中国政权则以改革来抗拒权力周期。前者在和平中不断获得新生，后者只有在血泊中死亡。两种改革根据各自的逻辑在两条平行线上发展，永远不会形成交集。前一种改革不会自动转换为后一种改革。当代一些史学者在论及清末的政府改革时，常有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断其进程政府将逐步将中国带入政治民主，即是混淆了两类改革不同性质的改革。虽然它们都有改革之名，却毫无共同之实。

黄卧云，本文原载《共识》电子刊创刊号。共识网 20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