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國的兒子王大章強調：對待歷史問題要客觀，要實事求是。不能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更不能亂說。我父親當時明明是上火車見了毛的，中央文件上卻講我父親口袋裏裝了把手槍，要上去幹掉毛主席，因為沒讓他上去，所以就沒幹成，這就是胡編亂造了嘛！在汪東興寫的那本書裏，故意隱去我父親上火車見毛的事。汪是歷史知情人、見證人，但他故意隱瞞實情，再加上江騰蛟的口供，造成很壞影響。我父親若沒上火車，哪兒來毛的談話內容？怎麼會有“密報”之罪？我怎麼會被隔離審查、被開除黨籍、做復員處理？
王大章講，我和母親是在父親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9月21號）失去自由的。記得將近11月份，我知道的事情基本上都交代完了。因為中央文件上講了父親要利用接見的機會謀害毛主席，所以專案組在這個事情上大做文章。
他們先是高度質疑我1971年9月10號怎麼猜到毛主席來上海了？他們問“你怎麼會知道？這是我們國家一號機密呀！毛主席的行蹤被你知道了，這還得了？你算個什麼啊！可能嗎？”在他們看來，23歲的我“還是個毛孩子呢！”
我實話實說：是我根據1970年毛主席那次來上海，我父親“失蹤”了幾天，這次他又和上次一樣，所以我猜到的。“那不可能的！”他們根本不信。
我又把怎麼猜出來的幾個要點詳細解釋給他們。我反問他們：“根據這幾個方面，你們分析一下，是不是主席到上海來了？”他們幾個坐在那裏，都不吭氣，樣子很尷尬。因為如果同意，就等於認可我的說法；如果不同意，那就證明自己笨。
也許他們心裏認為我是有道理的，是說得通的，但他們並不滿意，因為他們是有目的的，他們一定要讓我證明：毛主席到上海來不是我分析出來的，而是我母親告訴我的，就可以證明是我父親告訴她的。剛開始我還不理解：為什麼一定要叫我寫成是她開的門呢？後來他們反覆“引導”我，慢慢地把他們的意圖流露出來了，我逐漸明白了他們的目的，那這麼行啊？那更不行了！
我母親當時是空4軍後勤部的副政委，就在9月9號那天，即毛澤東來上海的前一天，她和後勤部部長胡錦生兩個人正好去了虹橋機場附近的後勤倉庫裏檢查工作。本來後勤部門去倉庫是很平常的，但就因為第二天毛到了那裏，專案組就想把此事和我父親“謀害毛主席”掛上鉤，搞成我父親派我母親在毛來的前一天，到虹橋機場那裏進行了“活動”，安排謀害的事情去了！他們想把9月9號我母親檢查工作、10號我從學校回家、毛主席來上海接見了我父親……原本這幾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串起來，從我身上引到我母親身上，再引到我父親身上，最後和林立果的兩謀聯繫起來……這樣“謀害毛主席”的情節就順了，罪證就“確鑿”了。
當時我被關在馬橋營房裏的乒乓球室，整整一個冬天，連澡也不給洗，就為這一個問題，逼供、誘供、威脅、哄騙，什麼方法都用上了，對我軟硬兼施。
進學習班約一個月後，空4軍的人換成了地方的人。來提審的一男一女，年紀有點大，用來記錄的是當時已經停刊的《支部生活》的信箋紙。常來有四五個人，有時六個人，年輕人記錄；當兵的那個架勢簡直不可一世。年紀大的講話打著官腔：“啊？上次洪文同志不是也接見你了嗎？講你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你只要和你反革命的父母劃清界限，總歸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嘛！我們還是相信你嘛！”旁邊那個當兵的馬上就把眼睛一瞪，“啪”地一拍桌子，唱白臉：“啊？你還想跟你父親一樣追隨林彪？抱著林彪的陰魂不放？那就關你一輩子！”
從1972年夏天到年底這段時間裏，他們反反覆復問我——9月10號你從學校回家，是誰給你開的門啊？我說是我大妹妹王伏峰。因為本來就是她。
他們不厭其煩：“不對。咱們再從頭來哦：你從復旦回家，敲門，然後有人來給你開門，是
誰呀？”“王伏峰。”“不對！是不是你媽媽？”“不是我媽媽，是王伏峰。”那個年紀大的女的就假裝很耐心地開導我，“咱們從頭再來一遍啊——那天學校開會，你就從開完會講起……好，開完會以後呢，你回家去了，對吧？然後你一敲門……誰從樓上下來給你開的門吶？”
我仍然說是王伏峰。
她說：“不對，應該是你母親杜貴珍，她從樓上下來了，給你開的門，然後她告訴你‘毛主席來了’。”
我講，不是她，我母親那時候已經睡覺了。
當兵的“梆啷”把桌子一拍，斥責我：“還是這麼頑固！”
因為想哄我聽他們的，方法也不能太強硬，所以一旦我分辯幾句，他們就不談了，光說“你好好回憶回憶，回去再寫一份”。第一次交代這個問題，我很認真地打了個草稿，抄寫一份交給他們。所以後來每讓我再寫，我都照抄一遍。常常是過了個把禮拜他們又來了，很誠懇地開導我：“你寫的東西我們看過了，看來你這個思想還是有問題啊！你不是認真地交待問題，你是隱瞞啊！還是繼續地抱有幻想啊？”反正就用這一類的話敲打我，連哄帶嚇唬。
王維國、杜貴珍夫婦。攝於1970年冬。（作者提供）
弄到後來我也急了：那你說我應該怎麼說啊？
他們的臉掛不住了：啊？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什麼態度？！
我說：我實事求是說了，你們又說我不是實事求是。那你們說，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
啊？你這是什麼態度啊！難道我們逼你說假話嗎？
我講：我實事求是地說了，你們不相信，那你們不是逼我說假話嗎？
好！這就是你對我們的態度啊！？他們氣勢洶洶：回去以後繼續寫，繼續思考，把前後順序寫好以後交給我們！
我回去仍然把底稿又抄一遍。就這樣，前後抄了十幾、二十遍，最後他們找我談——“我們看過你的交代了，你很不老實！你現在給我們背啊？你這個腦子應該是不錯的嘛！啊？我們看到後來連標點符號都是一樣的啦！”我說：“你老叫我寫這一段嘛，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嘛。”
他們就為了這件事，一定要套出我的話，但事實不是這樣，我當然不能瞎寫啊，那是我的娘啊，如果我編造了假話，會把她逼死了啊！而且把我父親也牽扯進去了！所以我一直頂住了他們的壓力，始終不鬆口。
專案組還曾經拿王大章妹妹給母親的信來瓦解他的意志，說她表現好，要他和父母劃清界限，揭發他們，他們嘲諷他：“你看你寫的都是什麼東西啊？”關於《紀要》和林立果的“兩謀”，都是他進了學習班以後才被告知的。有一次他們為了上“文件”，要他把怎麼去北京的情況謄抄一遍，並且“指導”他怎麼寫，他就是不同意寫上“兩謀”，因為“是你們告訴我的，我之前並不知道”。這些人沒辦法，只好同意不寫。後來他們看他再也榨不出什麼油水來了，1973年4月20號將他放了出來。
1976年10月6號，王洪文領導下的空4軍黨委“清查辦公室”來到王大章所在的單位，讓他在結論上簽字。結論把“密報”放到了第二條，第一條“罪狀”竟然是“對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有覺察”，他問“南逃廣州的陰謀”是什麼？來人說“另立中央，搞反革命武裝政變！”王大章講：我不過是猜到林立果可能飛往廣州，怎麼能叫“對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有覺察”呢？這不等於說我對“兩謀”知情不舉了嘛！我申明自己並不知道林彪到廣州幹什麼，但他們很自豪地堅稱：“我們的組長是（王）洪文同志，我們不會搞錯，絕對不會冤枉你的！‘覺察’二字用的非常準確。”我們單位的書記一聽“王洪文”的大名嚇壞了，硬逼著我簽了字。就這樣，本來只是我和父親之間的一個猜想，卻被專案組不懷好意地留下“尾巴”，像政治上的污點，讓人有說不清的感覺。
上述內容闡明了冤假錯案的根源和炮製手法。
王大章的母親杜貴珍1924年3月18日出生於河北永年，1938年1月還不到14歲的她，就跟著哥哥入伍參加了革命，後來又到了延安，於同年9月入黨，並且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是同齡人中資歷很老的抗日幹部，對黨對國家一片赤誠。1971年時黨齡已有33年的她被隔離審查至1979年釋放。杜在裏面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出來時她已經不認得兒女，情緒十分不穩定，並伴有幻聽幻視，病程到底多長、多重，沒有人告訴家人。出來時她隨身帶著幾十個紙卷，每卷大約三、四十公分寬，將近十米長，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所謂的“交代”，全都是前言不搭後語的“瘋話”。病情後經專家診治和家人的精心照看才稍有緩解。她清醒的時候說：空4軍專案組有個姓冉的人一拍桌子，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寫了什麼。（《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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