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9日 星期一

孙中山是如何从亲美转向反帝的


  “帝国主义”是列宁的表述,原意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1924年1月,还没有党章、党纲,从不开会的松散组织国民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重要文件《大会宣言》。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它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作为重新解释参照的,是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本来就是共产国际为国民党“一大”量身打造的文件,共产国际将它作为国民党党纲的基础介绍给国民党。《决议》规定了国民党的任务,并对如何制定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提出指导性意见。三民主义正是以该决议精神为范本重新作解释,其中,又以民族主义最为瞩目。

  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重点在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这正是俄共所乐意看到的。苏俄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得意地说过:“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国民党第一次公开亮出“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立场。

  孙中山虽然早在1904年就提出“帝国主义”名词,但直到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从未以组织的名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纲领,更没有将“反帝”转化成公开政策。这并不奇怪,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一直四处奔跑希望得到外援,尤其对英美期望甚高。对此,俄共政治局派来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早已不以为然,“国民党的知行观中,就找不出一点认真的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彻底斗争的表示”,鲍罗廷就此认定“国民党在主观上并不反帝”。

  这确是实情。1923年1月,在公开联俄立场、签订与俄结盟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同时,孙发表《和平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不仅如此,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密晤期间,还两次派遣外事顾问陈友仁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尔敦会晤,一来转达孙中山愿与英国交好,与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来暗示孙若继续遭受英国的敌视,将不得不“联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陈友仁甚至还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毕竟在孙的内心深处,美国是最值得中国人信任的。正如鲍罗廷所说,“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

  1922年,孙中山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说,他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通。孙对美国的认同使俄国人不快,俄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是一些向来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和最臭名昭著的虚伪以欺骗其受害者的人”。共产国际力批国民党领导人“亲美并且欢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警告他们应该觉醒。

  但是,孙中山的“亲美”“联美”意向,始终是一厢情愿。2月,孙中山将一份和平建议书递交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介入调解中国纠纷,华盛顿方面认为不切实际,未予考虑。孙中山重回广州后,命上海总部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办理和平统一。即便在广州关余交涉失败,对美国的期望降到冰点时,“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请美国起而促成中国的和平计划”。就在孙中山决意奔向苏俄时,仍一步一回头,其投向英美的目光一直未收回。

  那么,孙中山为何迅速转向公开“反帝”立场?韦慕廷有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孙中山期待着美国的援助;但是,十分明显,没有一个美国负责官员考虑过,怎么样帮助孙中山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问题。”乔治·布朗森·雷就认为,孙中山由于得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以致被驱赶投入苏维埃俄国的怀抱。例如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两次致电英国首相,都未获回电,这就间接影响到大会期间孙最终下决心接受鲍罗廷力推的“反帝”口号。“和苏俄结盟,并非孙中山的首要选择。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与其说是鲍罗廷的个人指导,不如说是列强排斥他所造成的。”毛泽东的话一针见血:孙中山是“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

  此外,孙中山最终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还与1923年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有关。孙中山认为关余分配是中国内政,提出将部分关余交广州中央银行,遭列强拒绝。列强采取强硬的炮舰政策,阻止孙中山截留关余。孙中山对以美国为首的军舰压境,深感失望,甚至被激怒,他接二连三地接见《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抗议“美舰夺境独多,助乱长乱,深为公理惜”。关余事件把孙中山逼向与列强对抗的阵营,苏俄势力更是趁机在广州扎根。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说,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为“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中山主义”也就成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孙中山转向“反帝”,确是与时俱进。

  问题是,苏俄的“反帝”口号,实质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梁启超就视“打倒帝国主义”是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梁启超的观点被不少知识分子认同,认为“反帝国主义”是苏俄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背后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说白了就是一种输出革命理论。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莫斯科对时局的判断是:世界革命可能发生。1919年3月,苏俄将第三国际设立在莫斯科,视之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号召联合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民族起来革命。当时列宁念念不忘的世界革命目标,就是要在落后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最终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是列宁针对“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国际新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陈启修曾做过这样的估计:“苏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个中心,不但他的潜势力已窜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中间,而且蔓延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了。”

  苏俄“联孙”,既是列宁输出革命方略的题中之义,更是苏俄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就无最终胜利的希望。最为明显的,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中,已“把中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全盘布局之中”。为配合这一战略意图,第三国际的成立,“虽非全为中国而设,策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则为其使命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俄迫使孙中山只能和苏俄合作,不能与敌视苏俄的国家来往。斯大林甚至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是反对革命。苏俄对中国的“输出苏式革命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念头十分强烈”,“无一不把‘捍卫’苏俄,仿效苏俄,鼓动革命作为其思想指导”,并警告国民党不要对美国抱有妄想。鲍罗廷甚至认为,国民党如不听话可拿出杀手锏,“拒绝提供援助”。

  历史证明,在对华政策上,共产国际把苏联利益等同甚至取代世界革命利益,往往因强调“苏俄利益中心”,而损害中国利益。就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主因,仍然是苏俄将自身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所致。

  苏俄的“世界革命”主张与英美的“近代化”理论相比,它既有民族主义诉求,更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苏维埃联邦革命式的内涵,它将社会革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对遭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口号具有极大的民族主义鼓动性,吴国桢说,“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部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

  列宁主义显然比威尔逊主义更受国人欢迎,这套理论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原则,确立“反帝”目标后,列宁主义的“革命外交”大行其道。国民党开始接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孙中山说,“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李杨,《南方周末》20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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