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众多称帝者（上）

　　从表面上看，历史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位把“偶然”运用到了极致的戏剧大师。不过，历史的深奥或者悲哀实际上在于，每一个偶然背后都隐藏着巨大而沉重的必然。


　　因为“一个梦的家当”而起义这种异事，并不是只发生在洪秀全身上。我们随手翻捡史书，在他之前和之后，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的领导人王伦在起义之前，曾经“梦见是龙”，因此预测自己“将来大贵”（《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16）。这个梦坚定了他起事的决心，后来又被广泛宣传，成了教徒们信心的来源。


　　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首领李文成，之所以始终坚信自己能成大事，也是因为一个奇怪的梦：“夜梦魔神语之曰：君乃十八子明道震宫九教主也，得东方生气，居河洛之中，协符大运。文成惊异，益自负”。（《靖逆记卷五》）


　　甚至在洪秀全的伟业烟消云散一百多年以后的新中国，这种事还曾经多次重复。比如一九八O年左右，四川巴中县青山乡曹家沟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农民曹家元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他爷爷坟前坐着一位白须老人，老人头上有一条一丈多长的金龙腾飞。老人说：“我是你爷爷，把这个坛子给你吧！”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黄澄澄的金子。


　　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他进了县剧团，演出“黄袍加身”的戏，宫娥彩女排成两排，站在他的身后。


　　这两个梦使他相信他有皇帝之运。因此自命不凡。后来一九八二年春节扫房时，他又在木仓中偶然拾得《五公经》一本，读了这本书更加相信自己就是书中的应运之人。从此遂不再劳动，专心研究《五公经》，投入民间宗教事业，学会了“出神”，“走阴”，在发展了一批信徒之后，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在曹家沟自家院中举行了登基大典。信徒八十一人跪拜在地，在小小山村里场面相当壮观。当然不久后此事就被公安机关侦知并迅速剿灭。（《帝梦惊华》）


　　二


　　洪秀全经历背后隐藏的另一个规律是，那些民间宗教的创立者，起初往往都是在俗世的奋斗中屡屡受挫的“LOSER”。


　　在解放之后破获的许多起会道门案件中，这个规律表现得很明显。一九九O年代初在苏北盐阜创立了黄坛教的朱良美，在创教之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他因为长相肥丑又不务正业，被人称为“猪郎公”。被命运逼到角落后他狗急跳墙，宣布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儿子，创立黄坛教，以此奇招一举扭转了人生的颓势。他以“狐仙附体帮人治病”的方式，发展了附近六十户二百五十余人入教。原本娶不上老婆的他成为教首后给自己设了三宫六院，在信徒中挑选“娘娘”，前后封了“正宫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及“贵妃”共计十七人，过上了帝王级的豪华性生活。（《帝梦惊华》）


　　一九九一年在河南嵩县老曼场创立“万顺天国”的李成福命运与朱良美异曲同工。他因为家境贫困又不务正业，一直没娶上老婆。直到三十四岁，才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订了婚，订婚不久，那个水性杨花的寡妇又移情于他的弟弟，成了他的弟媳。悲愤之下，李成福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衣锦还乡。在挖了两年山药之后，他凭着自学的看风水算卦的本事在异乡获得了山民们的尊重。他手持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向山民们宣布，这个朝代快完了，他要执掌江山。巧舌如簧的他居然成功地发展了一批骨干，创建了“安民党”，筹建“万李起义军”，并在一九九O年正月的一个晚上宣布“万顺天国”正式成立。可惜他远没有洪秀全走运，天国成立不久就进了监狱。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的总导演林清。这次起义因为义军传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垂名青史。起义总首领林清的命运转折，生动地向我们演示了民间宗教是如何“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


　　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亲是一名衙门里的书吏。他的前半生几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败串连起来的，这些失败之间甚至没有什么缓冲地带：


　　林清“少无赖，（其父）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靖逆记》）读了几年书后发现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在十七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三年学习期满，他学了点中药知识，“并略懂医病”，于是走上了社会。


　　走上社会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个药店里当伙计，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不幸因为他刚走上社会就染上了嫖娼的恶习，得了梅毒，长了一身的毒疮，“被药铺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体面：在顺城门外大街打更。这一般是老头们干的活儿。不过也有好处，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来，不怕人瞧见他的毒疮。不久之后，父亲去世，他的毒疮也好的差不多了，就回乡顶替父职，任黄村巡检司书吏。


　　书吏虽然工资低微，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但是因为充当着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连接剂，拥有操纵潜规则的空间。那些心黑手狠而又“门儿清”的书吏中，不乏发财致富者。可惜林清发财之心过于操切。当上书吏不久，他就因为私扣民夫工资而被革退。这是他第二次失业。


　　被“开除公职”之后，他并不服输，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商业，用没被官员查出的那部分贪污款与他姐夫一起在黄村合伙开了个茶馆。一开始，他跑东跑西很卖力气，茶馆经营的势头不错。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事业刚开头，他就开始陷入赌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这份本钱输得精光，被姐夫撵了出去。这是他第三次失业。


　　遭遇了这连续三板斧后，他对人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长处就是从不服输，“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偷越边墙，潜入满清皇帝们圈为禁地的热河。在那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头和曾经经管河务工程的“工作资历”，获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参与管理“布达拉石作工程”。工程项目自古至今都是贪污腐败的最佳渠道，这次工作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很快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衣锦还乡”，大摇大摆地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回到了黄村。


　　然而好景不长，财主日子没过几天，赌博和嫖娼很快把这笔钱败光了，他再一次成了穷人。


　　不过见识过花花世界的他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苏杭。在苏州他谋到了一份在“四府粮道衙门”当长随的工作。《靖逆记》记载：“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因为过于大胆地贪污枉法而失业。这是第四次。


　　这次失业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这是遥远的他乡，举目无亲，他连家都回不了。想来想去，只好靠记得的几个药方当了上游方医生。游方医生其实比乞丐强不了多少，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更谈不上能攒下钱了。没办法，他平生第一次当了苦力，在粮船上给人拉纤。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可以沿运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过当粮船到达北京时，他已经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卖过鹌鹑，当过鸟雀铺店员，也因为好吃懒做，都没干长久。还因为将鸟雀店本钱花光，“险些被人送官”。只好灰溜溜回到黄村，落脚在外甥董国太家。


　　总结前半生，林清换了十来种工作，除了在热河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大清盛世”中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并不如王朝自己宣传的那么安稳，另一方面也说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好逸恶劳，性情浮躁，做事没长性，大手大脚，花钱散漫。


　　直到加入民间宗教后，这个“屡战屡败”、“百无一能”的“废人”的命运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转折。嘉庆十二年(1807)，三十七岁的林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了荣华会(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清加入荣华会是因为真正的信仰，《靖逆记》说“清之初入教也，意图敛钱无大志”。这个说法是根据林清自己的供词：“我起初倡会，原是意图敛钱。”


　　然而林清马上就发现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发现他简直就是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间宗教家的一切条件：


　　第一，他有极好的口才。《靖逆记》说：“清有口给”，知道怎么讲教理讲得深入浅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适合传教和辩论。走南闯北的经历，又使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更加油滑熟练。


　　第二，他见多识广，脑筋灵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结交。如前所述，《靖逆记》记载他得来的钱，“即散去若粪土。”


　　第三，他略懂医术，而免费治病是民间宗教传教的最好方式。他经常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内地位就节节上升，迅速取代了原来的教首郭潮俊，此人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门一直打不开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闯敢干，在他成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阔斧和勇于进取的作风，从而改变了以往教门的保守势态。使坎卦教不再囤于大兴县农村、乡镇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内城、京边诸县以及直隶地区；教徒也从单一的农民，发展到各个阶层。”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实力，统一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白阳教、红阳教诸教派，成了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宗教首领。他把自己宣传成是“弥勒佛转世”，全称是“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教徒们认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个教徒收取“根基钱”，迅速成为巨富，过上了“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间宗教中，不但获得了温饱和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体会到了以前世俗事业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成功感。这种感觉实在太甘美了，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的二流子林清几乎变了一个人。《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他的眼里燃烧着辉光，他的身上笼罩着严肃。他不再赌博，也不再嫖娼，举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浑身上下，一派威严的“圣人”风度。


　　三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却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在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各地分支机构象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后都有一部分成成会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种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如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一千七百两．外加一千零四十担大米，共合四千六百余两白银，“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二十七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都是教徒们的奉献。


　　当然，世袭现象并不是八卦教的专利，明清时期这样的教门层出不穷，比如黄天教的李家，江南斋教的姚家，清茶门的王家等。他们的家族统治有五代有十代，长达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家之久。和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这些世袭宗教教主都热爱稳定，既使在动乱之时，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这种不参与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数几个违背八卦教传统举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陨身灭族。

　　四


　　在开始创立上帝教时，洪秀全并没有想到要公开造反。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洪秀全首次去广西传教时，并没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传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4页）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写了一些阐述其教义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与我们猜测的不同，这些文章宣传的不是造反，相反，它们批判造反。王庆成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历史和思想，16）这首诗歌中甚至谩骂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起义领袖为草寇，诅咒起义和战争：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


　　很显然，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洪秀全还是只想收徒敛钱，建立秘密天国，以地下温饱富贵为满足。但是第二次入广西后，形势与前次已经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显露出彻底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极点。广西本来就是会道门遍地之处，国势衰微，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一逞。“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第2册，第3页。）道光三十年夏秋，陈亚贵等起义军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广西形势大乱，各地乡绅纷纷组织团练，镇压本地的会道门。“拜上帝教”也在团练们敌视的范围之内，数次发生冲突。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拜上帝会”想安安静静地建设自己的地下天国已经不可能。


　　不过洪秀全及其高层干部还是权衡了很长时间。毕竟，造反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前车之鉴更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错误。林清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刘佐臣一样，己广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经营成世袭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过度膨胀的结果是他被凌迟处死。

　　但是，此时的形势和林清之时确实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而这时拜上帝教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趁乱起兵以图大事，似乎已经有了资本。更何况，洪秀全的“皇帝梦”和高级部下的“将相梦”潜伏多年，此时像一头跃跃欲试的小兽，早已经按捺不住了。（未完待续）

　　张宏杰，《坐天下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