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文革”中毛泽东画像引起的两个故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三十多年,叶剑英曾说过:文革死了二千万人,一亿人挨整,损失了八千亿。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里我只说文革中两个因毛泽东画像而发生的故事,一个听来的,一个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先说听来的。

  我曾读过济中先生的博文《为何没胡子?》:

  中国发表、发行的毛主席的照片亿万张,没有一张是有胡子的。照片上,毛从青少年时代,直到临死前82岁耄耋老人时代,都没胡子。毛逝世前,天安门上正中挂毛像,两侧挂马、恩、列、斯像。马是大胡子,恩是窜脸胡,列是山羊胡,斯是八字胡,四个胡子,簇拥着一个没胡子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毛继承马、恩、列、斯,应全面继承,应保留胡子才对,那吗,为何毛不留胡子?主要原因有:第一,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稀为贵”。天安门广场上五幅大画像,四人都留胡子,一人不留,则一人为稀,稀者则贵。假如五人都留胡子,则不稀奇,不尊贵。第二,毛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五个皇帝,都有胡子,毛比他们更风流、更伟大,当然不可能与他们一样,留胡子。第三,革命人永远年轻,永远不老,要活万岁。毛是革命人,为显永远年轻,永远不老,就不可留胡子以显老。

  济中先生很幽默会调侃,但每读此文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听来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某部队院校当文化教官。一天,我和几个同仁在会议室讨论修改为领导撰写的“有关文化教学改革”的讲话稿。当年,会议室都会贴着马、恩、列、斯、毛画像。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摆着摆着同仁Y就开起玩笑说:“我发现一个秘密,你们看。”他指着贴在正面墙上马、恩、列、斯、毛像说:“马克思的胡子最多,依次递减,到了毛泽东干脆就没有胡子了。中国有句老话:十个胡子九个臊。这不是雄性激素一代不如一代!”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小S没笑,过了一会,他眼眶泛红,说了如下故事:

  1967年冬天,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时,一天,农村某村里三个四、五岁的男孩在队礼堂主席台上玩拍纸包,玩了一会,三孩童在主席台上东瞅瞅西看看。那天,大人们刚参加完游行回来,那年头游行要举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画像,此时,用来游行的马、恩、列、斯、毛像牌尚未收走,竖放在主席台上。小孩们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孩子指着五领袖的像说:“他们都有胡子,咋就毛主席没有胡子?”三男孩想了想,其中的一个男孩说:“我妈妈说,男人长大了都会长胡子,只有女的和割了鸡鸡的男人不长胡子”。于是三个孩子认为:一定是画画的人忘记了给毛主席画胡子,应该补上去。可哪有笔呀!也是合当有此劫,就这么巧,前两天晚上队礼堂召集了一次会议,天冷与会者烧柴取暖,火坑里遗下来一些黑炭。村里小孩常用这些黑炭涂涂画画,于是他们捡了几块炭,先是仿照斯大林在毛像的嘴唇上抹了胡子,接着以列宁为榜样描上了山羊胡,三孩子觉得还不够,他们认为毛主席胡子怎能比别人少呢,便争先恐后地在毛像上添上了浓密的洛腮胡。画完后,三小孩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礼堂。

  此事不蒂是个晴天霹雳,被定性为: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然,很快就“破案”了。闯祸的三孩童家长吓得魂飞魄散(所幸,他们都是贫下中农,要是出身不好,全家就要有灭顶之灾了),先是把三个孩子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然后三个孩子瑟瑟发抖地在寒风中跪在毛像前低头认罪。就这样还不行,有关部门发话了,家长也难辞其咎,要切实拿出行动来向毛主席请罪,求得革命群众宽赎。三孩子的家长商量认为:这三个孩子犯下如此深重罪孽,成了小反革命,他们命运、前程已毁了,留下来不仅受罪,还牵连家人,祸害无穷,生不如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弄死算了(实是丢车保帅),一来大义灭亲,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表忠心,向革命群众赎罪。二来长痛不如短痛,彻底了结此隐患。可毕竟是自家的孩子,下不去手。他们便找到村里的一个老地主,勒令他完成这革命任务,算是立功赎罪,否则对他不客气!老地主无奈,只得答应。他说: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沉潭,即在小孩身上绑块石头,沉到山那边的深潭中去。当年,杀土匪就是这样干。但这事要晚上等孩子睡了干,让他们不知不觉少受些罪。

  到了下半夜,等三个孩子睡熟了,家长抱来交给老地主,老地主每次背着一个孩子一边叹息一边走向深潭,一会儿就传来“咕咚”落水声……。

  转眼过了十多年,1980年8月下旬的一天,村里忽然来了一老头,领着三个小伙子来找老地主。当听说老地主已去世多年,他们便来到他的坟头祭拜。老头抚摸着墓碑哭道:“老哥,你当年交给我的三个孩子我带来看你了,你咋就走了?”三小伙跪下磕头,哭喊着:爷爷,我们来晚了。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我们今年都考上了大学,来向你报喜呀!“

  原来这个老地主当年并未将三个孩子沉潭,而是将他们交给一个拜把子兄弟。这拜把子兄弟东北汉子,是个走南闯北卖手艺的铁匠。某年在村里打铁,晚上出来被毒蛇咬了,差点送了命,是老地主用祖传蛇药救了他,两人便拜把子结为兄弟。那年,铁匠正又来到附近打铁。老地主白天悄悄去找他,要铁匠晚上到深潭边接应,救救三个娃。每交给铁匠一个孩子,老地主便向深潭投一块大石头。老地主的几个孩子都有工作,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钱,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全给了铁匠,嘱咐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铁匠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三户没男孩家庭收留了他们。等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老铁匠便带他们来报喜,没想到老地主已过世了。祭奠活动结束后,他们起身离开了。当他们走出村口时,闻讯而来的三个孩子的家长一边哭喊孩子小名,一路追出来,可三个小伙子头都未回,跳上汽车走了。

  小S是否属三个小反革命之一?一些听故事者也问过,我只能说:Iamsorry!不知道。因为小S没有说过此事,而且,不久他就考上博士离开了。

  再说我亲身经历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多次做同一个梦:看见母亲被五花大绑,脖子后面插了块在名字上打红叉叉的牌子,被押往刑场枪决,罪名是侮辱毛主席,并因此常常哭醒或被吓醒。这大概是俗话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缘于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8年,那年秋天,“轰轰烈烈”文革飓风几天就把家刮了个天翻地覆,戴着黑五类帽子靠拖板车生计的父亲突然被抓走了,母亲则被单位揪了出来遭囚禁,姥姥也被造反派关押起来,14岁的姐姐被下放赶到了乡下,弟妹们避躲去了J县老家。而我得当“留守儿童”,因为要给被囚禁的父亲、姥姥送饭(煮点饭,放些咸萝卜干当菜,小孩只会如此),我若走了他们岂不要饿死!那段时间,空荡荡的被抄得乱七八糟的家只剩下我“无处话凄凉”。

  为了躲避“同仇敌忾”的革命后代对“狗崽子”的革命行动(殴打),我总是夜深了才悄悄回家。这天,我刚开灯,就有人捶门,大声呵斥开门!声音有些耳熟,好象是母亲单位那个造反派头头X。一开门,果然是X领着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我只认识三十来岁的L叔叔,另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不认识。

  后生一进门就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凶神恶煞地说:“老实交代,敢打半句野哇(当地方言:讲半句假话),要你半条命!”

  X倒是换了个人似的一改过去那“卖牛肉”的脸色(当地语,喻总是紧绷着脸不苟言笑),他一面拦住那后生,一面笑眯眯对我说:“平仔,你想不想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想!”

  “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听!”

  “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道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我们是来问一件事的,你要如实告诉我们。”

  我自小喜欢文艺,嗜好看书,此刻觉得这好象电影、戏剧、《红岩》等小说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审问被捕共产党员或红小孩们用的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的把戏(哈哈,现在想来也是当年接受革命教育的一大收获),便多了几个心眼。

  X和颜悦色地问:“我们都热爱毛主席,对不对!哎,你家门上那张毛主席的像,是谁贴的?是不是你妈妈贴上去的?”

  他一讲到毛主席像,我立刻就警觉起来,那时,我虽年少,却深知之中的历害关系,街道上到处贴着“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字长幅,而且县城业已发生好几起因关乎到毛主席而倒大霉的事件。其中我的一个老师,本是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呼口号,把打倒刘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尽管当时就狠抽自己嘴巴,慌不迭地认错认罪,但还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因“攻击”、“侮辱”毛主席包括他老人家的画像、塑像等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甚至被枪毙。所以,大人们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凡是跟毛主席有关的东西都要极其小心。见X特意提到妈妈,我就更感到不妙了,因为,妈妈已被揪出来关在单位里,他们忽然来问大门口的毛主席像是否她贴上去的,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这贴毛主席像是怎么回事,但凭感觉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喃喃而语:“是居委会布置的,说每家都要在大门上贴毛主席像,忠不忠,看行动!居委会要来捡查的。”边说边暗暗打量他们。我感觉X是皮笑肉不笑,后生属怒目金刚式,而L叔叔严肃脸上却透露出紧张甚至掠过一丝惊惶。

  这毛主席画像是前天晚上贴上去的。前天晚上母亲突然回家,几天不见,妈妈已瘦得不成人型了,她匆匆收拾了衣被和《毛选》、笔记本等就要离开。我突然想到,居委会女治保主任,中午来到家里,呵斥我家大门口怎不贴毛主席像,勒令这两天一定要贴好。我便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可人小个矮,够不着门上面的位置,想叠几个凳子垫高,又没有人扶,人一站上去就摔下,没办法。正好妈妈回来了,我便要妈妈帮助扶着凳子,我站上去贴毛主席像。本来贴像是要用浆糊的,小孩哪晓得去弄浆糊,便找了几枚图针。但没想到的是,门框上面是砖垒结构,图钉怎么也卯不上去,妈妈又在催快点,她在外不能久留。我摸到门框是木头的,情急之下便把画像下移,用图钉把它卯在了门框上,想先应付过去再说。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变通动作居然差点酿成捅天大娄子。

  “不是问你谁要贴的,而是问你谁贴的?”X说。

  “我贴的。”

  “什么时候贴的?”

  “昨天早上。”因为妈妈前天晚上就走了,我决心撇清妈妈。

  “是你妈妈指示你这样贴吧!”

  “没有!她不晓得贴像的事。”我无可置疑地说。

  我看到X脸色黯下去了,L叔叔脸色却显露出一些明朗来。

  “为什要这样贴。”

  我解释了原因。

  “别狡辩!”X一拍桌子,说道:“没浆糊不会熬点米汤吗?分明是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使用这种伎俩来污辱毛主席!你这特务(父亲罪名)、特务女妖婆(母亲的罪名)的狗崽子,还不老实!”

  “你打乱哇,谁污辱毛主席了!”我的犟脾气上来了,大声嚷嚷。

  “你还反天了!”后生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揪住我的头发,拖到大门外,拉上门。“特务崽狗胆包天,竟敢要毛主席‘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啊…!”后生义愤填膺,揪住我的头发要往门上撞。

  “让他交待问题。”L叔叔制止了后生。

  这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家门中央歪歪扭扭地竖写了十二字: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毛主席画像垂挂于门框上,门一关,画像正好位于十二字的上方。那天贴画像时间仓促,又是开着门,谁也没注意会出现这情况,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趣,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我猛然忆起,这十二字是居委会女治保主任的手笔——那天她来催我贴毛主席像时见门上仍然空空如也,大怒。因为,当年居委会勒令:凡“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必须在大门上写上这十二个字,以示灭阶级敌人之威风,长革命群众之志气。我父亲被抓,母亲被关,姥姥文盲,而我不肯写这晦气羞辱人的东西,便以很多字不会写为由推拖着。治保主任骂了我一顿后,也不知她到哪里弄来毛笔和墨水,气呼呼地笔走龙蛇,在我家门上留下“墨宝”。可惜书法水平太差,我还窃笑她还不如我写的被姥姥称为“蚯蚓屎”的字。但这烂字现在竟弄出惊天大祸来。

  也许真的有急中生智,关键时刻又是那些熟读文艺作品帮了大忙,我脑筋一激灵,忽然想到那些面临敌人审查时,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巧借敌人疏漏反咬坏蛋一口让自已脱险的故事。便说:“我交待,这些字不是我家的人写的,是治保主任X某某写的。”治保主任是X的妹妹,文革时她利用权力想方设法整我们:带人抄我们家、向妈妈单位写信告黑状、抓父亲游街、批斗姥姥、把14岁的姐姐赶到农村去等,害得我家好苦!与其结下梁子的主要原因是我少时淘气又胆大(也不排除有为其哥泄愤的因素,见后面),常与人打架,她的儿子与我一般大,读书不行,打架也不行,每每遭我痛扁。为此,治保主任没少来我家告状,妈妈也没少向她检讨并当她面痛打我。当年,我是恨透了她(现在,一笑抿恩仇了)。

  X一下子楞住了,L叔叔脸上闪过一丝快意却说道:“不许乱讲啊!要对笔迹的。”我心有些踏实了说:“我没说谎!”便说了她写字的经过。

  X仔细看了看门上的字,大概认为确是妹妹的字,一拍门斥责道:“就算是她写的,她是针对你家而不是针对毛主席的。她写字在先,你贴像在后,你是明知故犯,罪责完全在你。”

  “是X主任教我把毛主席像贴在门上的。”他没想到,我还有一招“前天中午,她催我要贴毛主席像,我问她,贴哪?她说贴在门上。我还贴高了些呢!”

  “她是要你贴门的上头。”

  “不,她说是门上。”我指着门说。其实,我明白她说的门上是指门的上面(读大学中文系后,才知道这叫:语言歧义),但是,在这生死悠关的时刻,不撒点赖能行吗?反正豁出去了,赖也要赖到底。

  这下轮到X语塞了。

  L叔叔对X耳语几句,两人进了房间商量了一会便把我叫了进去。

  X又换上一幅和颜悦色对我说:“事情弄清了,小孩子嘛,不懂事,做事毛手毛脚的,不是故意的,对吧!不怪你!你把事情经过写下来,就说是因门上头是砖头,图钉钉不进,你只好把毛主席的像下移,钉在门框上。贴像时门是开着的,看不到门上的字……。”L叔叔也点头叫我写。

  写完事情经过,他们揭下了毛主席画像就走了,临行前X对我说:这事一定要保密,不跟任何人说起。行至门口,走在最后的L叔叔悄然回头地向我一笑,伸出了大姆指。后来我听妈妈讲,当晚,L叔叔单独来到她关押的房间,低低声对妈妈说:“没事了。”然后又说了句:“W会计,你生了个好崽!”就离开了。妈妈说L叔叔说后面这句话时,眼眶红了。

  X原本是乡下供销社的小头目,文革前,妈妈去审计,查出了他的经济问题(好象是挪用公款),他曾向妈妈哀求,放他一马。可我母亲很正统,讲原则,不肯为其隐瞒。结果他被撤了职,于是怀恨在心。由于他根正苗红,文革时成了权倾一方的造反派头头,便把我妈妈揪出来,但我妈妈历史清白,各方面都表现好,工作业务精湛,抓不到把柄,光以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即所谓的“特务女妖婆”罪名来整她,难以达到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效果。所以,当X得知贴画像事件后,大喜过望,认为找到了一颗可定我母亲大罪的重磅炸弹,他们拍了照片,立了案,想从我身上找到突破口。没想到我会把他的妹妹扯了进来,那年头,若被牵涉进对毛泽东不敬的案件,鬼都怕!X也惧其妹妹脱不了干系,L叔叔便乘机做了些工作,把此事化解了。L叔叔后来跟我说:“那天你妈妈回家来取东西,我是一直跟在你妈妈身后的,专案组要我盯梢,怕你妈妈逃跑。你们贴画像的经过我都瞧见了,所以X审问你时我的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承认你妈妈在场,那就完了!你妈妈很可能就要……。”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几下:“攻击侮辱毛主席,死罪!我也要倒霉了,因为我向他们证明过,那天晚上没看到你妈妈贴过画像。”L叔叔是转业军官,文革期间军人出身吃香,被结合进单位革委会,有些话语权。他喜欢文艺体育,我母亲年轻时是县女篮球中锋,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两人六十年代初曾联袂演过《西厢记》,交情深远。或许正是L叔叔这个不经意地比划带来的后怕深深嵌入我心中,所以我会老做那个梦。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母亲宴请单位同事。那天,L叔叔开怀畅饮,醉了,散席时,他忽然直呼我母亲名字说:“你好福气,生了个好崽!”又对我大声嚷道:“小子,知道吗!当年你的机灵救了你妈妈的命!”言罢握着母亲的手哭了。母亲笑了,但泪水涌上了眼眶……。

  海鼎,共识网,原标题为《一段伤心由“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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