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清史”学派清朝历史提出新的解释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异同（下）


　　有趣的是，中国史家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得出的基本上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也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两代虽然有不少资本主义的原发因素，但最终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没能、也无法建立起来。这样的讨论却在西方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中，激起了不少回应。黄宗智(Philip C. C.Huang)的学术道路，便是一个佳例。从香港到美国求学的黄宗智，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据他自己回忆，他在华盛顿大学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遵循欧洲汉学的传统，以阅读、分析、考订文献为主。在这个基础上，他出版了研究梁启超的第一本书。他之选择梁启超，显然有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点的痕迹，因为梁是一位能从“域外”看中国的思想家。(12)但黄注意梁启超，在西方/中国这两极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也即亚洲的向度。

　　在这以后，黄宗智的中国研究，产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既有19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变化的影响，又与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据黄自己说，在1960年代反越战的热潮中，他们这一代的学者，对于以西方模式为出发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很强的怀疑感。相反，他们同情弱者，也即越南战争中作为美国对手的越南，进而把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延伸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中国的革命，也是弱小的民族反对外国强权的一种抗争。他们于是对自以为是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十分不以为然。因此黄宗智的研究，便从思想史转到了经济史，以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核心。

　　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家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之间有大量的互动。如同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互动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美中国研究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挑战原来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看法。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便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黄宗智自1966年开始，就一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并在1975年开始主编《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他在《近现代中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述，既回顾他个人的研究路径，又评论反思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后者也包括对中国学者论著的评论。1979年，也即在他开始研究明清经济的数年以后，黄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学者论著的文章，其中说道：“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自然也影响了中国史家，也许更多地是在负面的方面。在这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目前表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学者的兴趣和研究，产生了一些交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学者在1950和1960年代对群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美国学者产生的影响，尚无可估量。”(13)黄宗智的评语其实指的是当时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中的两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产生了许多吸引力，因为这些问题的讨论，目的是要考察中国社会自变的能力和实际变动的情形。

　　1979年也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阅读和运用档案材料。黄宗智本人就是在那一年到了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不但阅读明清档案、走访民间和发现地方史料，而且还与中国学者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互动，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与交谈。(14)他这一年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显然是他写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一书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他这本书的成功，也得益于他娴熟的日文阅读能力(他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日本学者采集的所谓“满铁档案”)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如何借助人口学的方法考察社会的变化等等。他所提出的“内卷化”(involution，亦可译为“过密化”)观点，正是在他考察华北农村家庭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所施加的影响而后得出的。

　　如果说黄宗智对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还没有与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直接交接，那么他在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一书，则显然是针对明清江南经济变迁的历史意义而写的。其实，即使是第一本书，他所关怀的还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换句话说，他要考察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由此来思索中国传统社会是否能自身转化的问题。他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在第二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在明清江南还是存在，并没有由于那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所改变。因此黄宗智的这两本书，得出的结论也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黄的研究又有至少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为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反而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发展。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质性变化，一直要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才慢慢形成(这也就是他将第二本书断限在1988年的缘故)。第二，黄宗智的研究，力图淡化政治、军事事件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而更注意历史变化的“长程”或“长时段”因素。他在第一本书中，没有把鸦片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的开端，而在第二本书中，也没有突出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

　　也许有人会说，黄宗智是一个华裔学者，所以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并与中国学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其实不然。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其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黄曾在一篇长文中分析美国中国研究、甚至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双重性”(biculturality)。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自然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掌握了中文，但同时又在美国的学术界工作、研究。(15)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中国完全脱离。举例来说，近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等人引人瞩目的中国研究，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与黄宗智的研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想关注、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前近代”(early modern)，也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他们与黄宗智等人一样，都被视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成员。而这一学派的成员中，也包括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更可见中美两国学者的密切交流。

　　如所周知，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与黄宗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致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6)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黄宗智相比，彭慕兰等人对江南经济的考察，得出了更为正面的结论，向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挑战。他的名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指出，在19世纪以前，特别是1750年以前，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仿，都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结构相对合理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原来的经济形态和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而更多地是与北美殖民地的发现以及能源的运用这些偶然因素相关。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英国的经济也会像江南一样停滞不前，更无法产生革命性的剧变，引发资本主义。(17)彭慕兰的论点，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他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暗示西欧产生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相反他力图指出：即使在西欧或者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不是必然的、自发的，而是借助一些偶然的外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彭慕兰的论著，一方面延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基本命题，另一方面则又转换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一言以蔽之，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18)

　　美国的中国学家的“文化双重性”，不但表现在观点上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表现在史料运用的方面。后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运用中国保存的史料(不一定是中文史料)，就是一种必需。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近年以来，美国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学派的论著，在中国史学界激起了不少涟漪，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例，略作说明。顾名思义，所谓“新清史”学派，就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论著，对中国的清朝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们的新颖之处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清朝统治的性质。他们认为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成功统治中国两个半世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汉化”。相反他们指出，满洲统治者能维持清朝的统治，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帝国”的视野，而不是想让他们的政权只是成为一个“中国的王朝”。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新清史”的学者特别注重研究满文的史料，希图由此来展现清朝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或“多重性”。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详论、评价这一学派论点。但必须承认，“新清史”学者的工作的确为清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9)

　　那么，这一“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学者的工作有何联系呢？其实，虽然中国的清史工作者，一般都不太重视满文史料，甚至也不懂满文，但最早开始运用满文来研究清史的，还是中国学者。当今“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教授欧立德(Mark C.Elliot)就指出，较早发现满文档案价值的是中国台湾的学者陈捷先和庄吉发。他们在1970年代发现，虽然清官的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换言之，满文档案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副本而存在，而是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整理和使用满文档案来研究清史。比如中国第一档案馆在1981年创刊的期刊《历史档案》，就刊载了满文史料的翻译。其他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丛刊，也出版了满文档案的专辑。

　　1980年代又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者藉此机会，能到中国查阅资料、使用档案，无疑有助于他们研究的深入。以致美国的一些清史研究者惊呼：从此以后，如果想做一流的清史研究，掌握满文已经成了一种必需。(20)而通过对满文史料的研究，他们看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虽然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尊重，但同时也竭力维护满族的文化传统。当然，“新清史”的提倡者也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清朝统治者最终未能守住满族文化的传统——在清朝统治下，满人的汉化程度的确非常高，以致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乾隆朝后期)，能熟练运用满文的满族人，已经不多了。但从清朝的对外政策来看(比如对新疆的征服和对西藏的统治)，还是能看出清朝统治者的“帝国”心态和姿态。(21)

　　如果说“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档案的开放和中国学者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切切相关，那么“新清史”论点的提出，更是直接与中国学者对清朝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关。显而易见的是，“新清史”强调满族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就是直接针对中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华裔学者)的清朝“汉化”理论所提出的。在这方面的论争以罗友枝(Evelyn Rawski)与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最为有名。罗友枝的文章是她1996年成为美国亚洲年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其中总结了“新清史”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提出应该对清朝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应把其简单视为一个“中国王朝”。因为她的文章以1967年何炳棣在同一刊物上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为对象，何便在1998年写了一个反驳，认为罗的文章断章取义、无事生非，因为他当时虽然强调清朝的“汉化”，但同时也注意到清代帝国的多种族性。何还强调，不能把清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孤立起来看，而应该把清朝视为许多“征服王朝”中的一个，因为它所采取的政策与其他王朝相比有着共同性和历史延续性。换言之，“汉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中国历史的常态。(22)

　　何炳棣虽是一个美籍华裔学者，但他的观点似乎也为大多数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所赞同。这也就是说，虽然“新清史”的研究，与中国史学界在许多层面上有密切的互动，但其基本观点，却无法让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当然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赞同“新清史”的部分或全部论点)。(23)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欧立德出席并发表了他的观点。但与会的中国学者大都表示歧义，不支持“新清史”对清代历史的解释。(24)

　　为什么同样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学者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之间既能产生共识、又时有歧见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核心。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因为所处理的对象及运用资料的缘故，又与中国学界不时产生交接和交流。而两者相较，还是前者为主要。欧立德在解释“新清史”的兴起时说：“这些近年来我们(美国学者——引者注)共同所注意的题材。而如‘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geobodies)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与新清史的关怀相关。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ethnicity)与‘异己’(alterity)的新概念，将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这个理论倾向，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从中开启了‘什么是“中国”’、‘成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等问题”。(25)换言之，美国学者推动“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如果坚持以民族—国家的兴衰作为观察历史变动的视角，那么就无法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因为民族—国家最初就是在西方兴起的，其发展模式和运作结构，都影响甚至制约了非西方地区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彭慕兰对清代江南经济的考察，与“新清史”提倡者的政治层面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希望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视野，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彭慕兰将江南与英国相比和欧立德等人把清朝视为一个亚洲的多民族帝国，实际上都出于同一种关怀，基于同一种立场。他们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抑或至多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因此可以加以解构、拆散和重新组合，而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具体的、不但可以触摸得到而且血肉相连的实体。当前中国人的全球史研究，基本没有也不想抛弃民族史的框架，其道理正在于此。(26)不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是否能完全超越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框架，也存有不少的疑问。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了。

　　注释：

　　(12)Philip C. C. Hua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 Modern China, 24:2 (1998), pp. 184-186。

　　(13)Philip C. C. Huang, “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Modern China, 5:4 (1979), p. 503.

　　(14)Philip C. C. Huang, “County Archive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Social History: Report on a Year's Research in China,”Modern China, 8:1 (1982), pp. 133-143.

　　(15)Philip C. C. Huang, “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 26:1 (2001), pp. 3—31.

　　(16)他们之间的论争，主要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2(2002)那一期上。2002年第4期和2003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也发表了黄宗智和彭慕兰文章的译文。

　　(17)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顺便说一下，基于中国当前现代化的长足进展，学者们也相应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理论。我曾编辑了一个专辑向西方学界作了介绍：“Modernization Theory in/of China，”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3：1(Fall2009)。

　　(19)见Joanna Wiley-Cohen，“The New Qing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88(Winter 2004)，pp.193-206。刘凤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24卷第2期。另见http://economy. guoxue. com/ article. php/22627。

　　(21)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为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o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Evelyn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 pp. 820-829; 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1967), pp. 189-195和“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 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pp. 123-155.

　　(23)定宜庄就是明确表示赞同“新清史”论点的一位中国学者，参见其“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所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4)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参见刘凤云：《“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6日。另见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0623/13054239.html。

　　(25)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前引文。

　　(26)相关的论文较多，比较典型的观点可见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另外也可参见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王晴佳，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

　　王晴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