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与东亚危机（下）——日本拟对朝鲜动武，先征询中国

　　平心而论，此设计不失为一着“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20年的洋务新政初见成效，或许基于传统宗藩观念，对法国用意颇为不满，他们谴责恭亲王、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清廷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荣誉要求清廷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如此，越南由先前中国的藩邦，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当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宗藩的条件时，中国部分放弃某些周边国家宗主权，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协定并不被稍后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后者决意对印度支那实行更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突现紧张；8月，法军在红河盆地突破黑旗军防线，几乎控制越南全境，越南政府宣布成为法国保护国，宣称中国无权继续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洋务经不起考验

　　黑旗军失败尤其是越南政府的声明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2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向朝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以为中国如果放弃越南，那么法国等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主战派要求派兵收复失地，强制恢复中国的宗主权。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越南政府的请求，扭转了中国先前的被动局面，中国政府决定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并给黑旗军以大量装备。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使清军赢得主动权，1884年3月，清军与法军第一次正面交锋，五万清军不敌一万六千法军。

　　清军的失败令中国政府很没有面子，慈禧太后利用外患解决内患，乘机罢免了恭亲王的职务，改组内阁，委派李鸿章寻求和平解决。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署时间尚早。然而法国却要求中国立即履行条约撤军，中法战事于1884年6月23日再次爆发，这个协议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远东军事行动终极目的，法国希望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中国腹地。战事再起使法国有了新的借口。7月12日，法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

　　法国的强硬态度激起了中国内部的强硬情绪，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迅即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与中国决战的任何意思。1884年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仅一个小时就击沉清军11艘兵船，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也在这一个小时内被法国人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基隆登陆，宣布封锁全台湾。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清军接受失败教训，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1885年3月发动攻势作战，占领谅山，并将继续向北宁、河内推进。清军重获战争主导权。

　　然而这些优势并没有促使清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沙俄、日本引发的北部边疆危机再起及朝鲜问题困扰，中国政府反而决定利用谅山大捷争取和平，体面结束。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法越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不败而败”的战争表明20多年的洋务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重建大国辉煌。稍后，缅甸在英国干预下独立，中国又失去了一个西南屏障。


　　东北亚危机缘起

　　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然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结果短短几十年后，不仅两国拉开一个很长的距离，而且在东北亚形成剧烈的利益冲突。


　　中日异途

　　在近代之前的千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之一，他们虔诚地学习中国，并将中国文明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乃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竟然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信任西洋文明，不愿接纳西洋文明，甚至对西洋文明持一种敌对立场。这一点与中国在18世纪晚期的状况非常相似。

　　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先发国家极度泛滥的产能过剩，资本的本性驱使西方先发国家必须打开东方市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其实就是能否接纳西方资本及工业产品，能否将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拿出来与西方共享。

　　面对西方的要求，中国先是拒绝，继而在力量不支的时候打开部分国门。然而，五口通商根本无法满足西方资本的巨大要求，中国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只好勉强同意扩大开放，同意变革，更由此想到通过学习西方追求富强。只是那时的中国人依然不愿坦然承认中西差异是时代差异，是农耕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于是，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显得扭扭捏捏，不够坦诚，既学习西方，又防着西方；既认为西方有优长之处，又念念不忘中国文明的道德优越。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面对西方资本要求时看得很透，接纳也比较坦然。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人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拒人于门外。翌年，日美达成和平通商友好条约，紧闭的日本国门向西方渐渐打开。

　　西方近代文明的和平输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一大批下层武士逐渐觉悟，商业资产者产生了，就连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也觉得日本应该变化，不能固守原来那一套了。于是这几个阶层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在此推动下，日本政治发生巨大变化。1867年，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发布一道密诏，“倒幕派”据此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制度，广开言路，酝酿改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宣布进行宪政改革，“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明治维新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明治维新的价值导向，就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必须彻底。此时，中国的自强运动已经进行了八年，中国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西方的体制与文明。


　　内敛与外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未影响两国间往来。所以日本“转身向西”的维新变革很快就传给了中国，并给各阶层以不同影响。

　　或许因地缘关系，明治政府在向外积极开拓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日本政府委托英国驻上海领事给中国政府带话，希望中日重建正常通商体制。两年后，日本政府专门派外交人员来华，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仿照西方惯例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使两国贸易往来体制化。

　　此时的中国，自强洋务新政已走了十个年头，略具实力，且与西方国家陆续建构了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由于东邻日本从来是中国的学生，既是岛国，又是小国，中国政府相当一部分人很不屑与日本交往，更不愿将日本与西方诸强并列，重构近代国家关系。

　　狭隘的排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思想，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于战略考虑，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引日本为外援，增加与西方国家交往筹码，也不应该将日本推向敌对，给自己制造麻烦。对日交涉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与日本稍事联络，维持友情，尽量不要让日本完全倒向西方诸强，成为中国对手。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中日两国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修好条规”，中国终于实事求是，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与中国一样，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实体。

　　此时，中国的自强洋务新政已有十多年了，日本的维新不过三五年时间，但是敏锐的李鸿章在与日本使臣会晤时很快发现了维新的意义。他在写给恭亲王的信中，对日本人发奋为雄、不耻下问、追求卓越的精神高度赞佩，对明治维新的价值有充分估计，以为变化后的日本对中国未来可能具有不可测的影响。为了避免最坏局面，李鸿章建议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西方化道路，中国只有与西方成为同等性质的国家，方才有可能继续约束日本，使之附丽于我。否则，一旦日本完成了西方化，那么必然与西洋诸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李鸿章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充分意识到了中日在发展取向上的不同，也似乎清楚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未来紧张，因为日本走的是一条外向的开拓道路，而中国自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只是“自强”，只是自己埋头发展闷头赚钱，忽视了正义忽视了王道，忽视了与西方先发国家不仅要做生意，而且要有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这是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后来的历史就被李鸿章不幸而言中。

　　中国内敛收缩的“自强运动”确实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其效率比日本外向型发展高。但内敛收缩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南部边陲诸藩国相继丢失，且相继成为中国的敌人或西方诸强的依附，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孤立主义促成了中国快速发展，但是孤立主义的代价最终也一定非常惨痛。

　　追慕西方外向开拓型发展模式是明治维新的时代特征，这个特征给日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使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小国，通过充分世界化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充分世界化就是就是充分紧跟世界潮流，至少在19世纪晚期，这是不必怀疑的道理。因而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土地租税改革等措施，扫清了发展障碍，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工商实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为日本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半岛危机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思想家福泽谕吉就鼓励日本人自觉认同“丛林法则”，相信吞噬他国者为文明国，被人吞噬者就是失败者，胜利者不会受到历史的审判。福泽谕吉鼓励日本一定要在远东创建一个西方式的新国家。

　　明治维新激活了日本民族的活力和能量，使日本的发展速度远超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增长激发了日本外向拓展的力量和信心。1884年，也就是中国丢失越南那一年，福泽谕吉预言再过15年，也就是到20世纪初年，不思进取的中国极有可能被西洋诸强瓜分。福泽谕吉告诫日本，不要错过西洋诸强瓜分中国这个契机，日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台湾和福建。

　　日本的战略意图愈发明显，中国如果在那时调整政策发展方向，充分世界化，即便日本强大起来，中日之间也不必然发生冲突。退而求其次，中国如果那时抓紧在东亚构筑一个抵制日本急剧扩张的屏障，或许也能抵消日本的威胁。然而，由于中国依然在陈旧的王朝政治统治下，即便有人认识到了这些，朝廷仍会陷入无休止的战略争论中。日本在此时急剧扩张，图谋朝鲜，其意图就是要通过朝鲜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欧亚大陆，进而全世界。我们不能由此说日本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我们应该承认，明治维新给日本插上了极富想象力的翅膀，这个翅膀就是要带领日本飞向世界。

　　假如中日之间真有竞争，并不必然就是零和游戏，广袤的欧亚大陆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利用甚至开拓。然而，由于发展思路根本不一样，日本的每一个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在侵犯中国的利益。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做法并没有得逞，琉球国王更倾向于与更强大的中原王朝维持旧有宗藩，毕竟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琉球的拒绝没有使日本丧失信心。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地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士绅阶层的反抗，琉球派人前往中国，请求宗主国仗义执言，率有道伐无道，助琉球尽逐日本人出境，恢复琉球国家地位。

　　在常态体制下，琉球的要求就是宗主国的义务。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相继出现问题，中国政府虽通过外交渠道劝说过日本，但力度不够、决心不够，更没有决心履行宗主国责任。自为一国的琉球就此被日本吞并，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与尊严，而且使诸藩邦感到心寒，茫然不知前途何在，与宗主国渐渐离心离德，貌合神离。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日本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外交，于是答复，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真的要动手时，当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颇显被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