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与东亚危机（上）——被误读的“落后就要挨打”

　　自从汉代武帝独尊儒家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就很羞于言说“霸道政治”，一味高扬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以德服人，不以武力征服为政治首选。当然，汉武帝之后实际的政治运作并非完全如此，真相或许就像武帝曾孙汉宣帝所说的那样：“汉家自有制度始，本以霸王道杂之。”从汉代至清末，历代统治者无论如何热衷于事功，大致还是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率先垂范，所以早期西方人看中国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理想国。


　　贸易逆差的隐患

　　在16世纪中西接触之初，西方人无不充满敬佩之情看中国，有效的社会管制、井然有序的社会、高素质的统治阶层，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哲学家治国。那时的中国面对西方也很谦逊，继续信奉先贤教诲，“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以文明古国的心态坦然面对域外文明。比如几何是传统中国数学中的短板，但当徐光启遇到利玛窦，知道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后，毫无羞怯地与利玛窦合作，将古希腊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丰富了中国文明表达方式。那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已处于下降渠道，但在文化心态上还能坦然容纳异质文明，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

　　然而遗憾的是，对谁都有好处的中西文明交流因明清易代而中断。新王朝的统治者来自周边族群，他们当时面临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出于功利考量，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还是终止了晚明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趋势，专心致志地汉化。

　　西方势力东来原本就是工业革命产能过剩的产物，再加上机缘巧合遇到了大航路的开辟，使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方便。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拒绝和接受两种选择。主动接受就像日本一样，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这也是古典中国面对域外文明时常常做出的选择。然而清廷选择了拒绝。

　　这个选择在客观效果上使中西文明的交流由官方主导，更多地流向了非官方层面。但是，在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自然衍生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价廉物美的茶叶、瓷器、丝绸等低级产品需求巨大。巨大的贸易逆差表面上对中国好处多多，其实政治上的风险一触即发。

　　到了乾隆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方似乎无法支撑了。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谈判，希望中国：一、适度放宽中英之间贸易限制；二、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商货舱及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设防；三、希望在北京设立永久使领馆，与中国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

　　从今天“招商引资扩大贸易”的观点看，马戛尔尼三点要求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但满洲统治者根本无意改变既有秩序，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马戛尔尼访华以失败而告终，由此注定近代中国全部悲剧。


　　“天朝上国”思维的后果

　　中西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在继续扩大。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政府早已成为商业的保护神，不得已，英国政府又在二十多年后即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继续商谈扩大通商平衡贸易的可能性，请求清廷废除贸易管制的公行制度，多开商埠，扩大自由贸易。此时清国皇帝为嘉庆帝，他的做法比乃父更绝。他在获悉阿美士德使团目的后，还没有见到来使，就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勒令返国。

　　我们过去用很多文化上的理由去替乾隆帝和嘉庆帝辩护，以为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入境不愿随俗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大有蔑视中国尊严的味道。

　　其实，这些辩解是不得要领的。乾隆帝、嘉庆帝相继拒绝和平通商，主要还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不需要，尽管宫廷中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应有尽有，但中国市场未发育，民众不需要，清廷也就乐于维持着中西贸易的巨额顺差，乐于看到西方的白银随着中国初级产品瓷器、茶叶、丝绸的西行而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经济的原因是根本原因，文明冲突，其实只是后世学者不明底里的一个蹩脚理由。

　　清廷不愿在扩大贸易和构建平等国家关系上让步，是“天朝上国”思维。但当世界联系日趋紧密时，这种做法是无效的。面对巨额逆差，英国“不法商人”将鸦片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短短二十年时间，“罪恶的鸦片贸易”就使英国彻底改变了对华入超地位。

　　鸦片贸易在中国已有久远历史，只是先前作为药材、贡品流入中国。然而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不仅彻底改变了中西贸易格局，使大量真金白银流往西方，而且给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问题。到了19世纪30年代晚期，鸦片已使中国几无可用之兵，更无可用之饷。傲慢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终于承认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罪恶的鸦片贸易害苦了中国，但面对这个事实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呢？林则徐建议朝廷用强硬手段打击鸦片走私。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只是鸦片虽然现在被说成是“非法贸易”，但在之前几十年时间毕竟是一个默许的事实存在。于是如林则徐虎门销烟等断然措施引起英国人强烈反对，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随之爆发。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结束，城下之盟使中国屈辱地接受了英国人自马戛尔尼以来所提出的要求，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外加一笔数额不菲的战争赔款。五口通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格局，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因为这个有限度的开放在改善。

　　然而由于这个开放有限度，中外贸易依然存在不少问题。1854年，英国因中美新约向清廷提出重新修约，希望中国开放全境，希望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稍后，法美两国援例提出类似要求。

　　列强的这些要求是对的。比如互派公使照料贸易、开放全境扩大市场等，都是进步的。然而清廷又选择了拒绝，于是英法联军又用武力向中国讹诈。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还是中国失败，清廷屈辱答应了列强全部要求，同意公使常驻北京，同意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同意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随意旅游经商，同意外国商船在长江口岸自由往来，同意修改税则。当然，还有因战争而发生的军费赔偿。


　　被误读的“落后就要挨打”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不仅因此丢尽了脸面，而且损失惨重，年轻的咸丰帝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命呜呼。经过一场并不复杂的宫廷政变，清廷的权力落入懿贵妃手里，还有那位协助她铲除政敌的六皇叔恭亲王。论功行赏，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受命留守京师与洋人打交道时逐步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被动局面，一定要走上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主持下，中国政治确实刷新了，汉人出身的官员开始受到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逐步在政治舞台发挥功能，影响南部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动荡很快被剿灭。整个中国恢复了往昔的宁静，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

　　所谓一个新的时代，是指此时开启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这个运动自1860年开始，至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而自动结束，前后长达三十四年。公平地说，洋务新政充分利用难得的几十年和平环境，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冲突，恢复经济，发展实业，确实将一个古老的中国带向近代国家，奠定了后世发展的基础。

　　但是，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这既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也是后世中国问题根源之所在。洋务新政的发生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需求，而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来自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复仇意识。魏源所概括出来的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就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已没有明末的坦然、大度和心平气和，而是带着焦灼、焦虑和不安意识，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得已。

　　基于这种因素，洋务新政将一切都归结为发展，归结为实力，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运气，不是正义非正义，而是实力不如人，是物质基础不足，是枪炮弹药不如人。落后就要挨打，就是那时的共识。要想不落后，要想不挨打，只有走进丛林，像西方一样，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和西方比肩。一旦将来再遇到列强胆敢上门欺负，强大的中国就能绝地反击，报仇雪耻。

　　洋务新政的设计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中国确实应该走进“丛林”，按照“丛林法则”与列强共事。只是“丛林法则”并不是单纯的孤立主义，也不是物质至上，更不是单纯的船坚炮利。西方的强大是一个系统，“丛林法则”本身只是其中的一个法则，并不单纯看哪个狮子大、哪个老虎更凶猛。

　　清廷主政者和大清国那一代洋务新政知识分子或许并不清楚这些道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终于发现先前几十年发展是那样虚假，那样不堪一击。于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走向维新，以体制性变革带动整个社会良性发展。清末改革的大戏由此拉开帷幕。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传统中国格外重视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几与中国具有宗藩关系。中原帝国像老大哥般保护着这些小弟弟，这些小弟弟也像屏障般护卫着中央帝国。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不仅要将清帝国的藩邦变成自己的藩邦，还要将清帝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素来信奉的“王道政治”不再，不得已转而信奉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

　　进化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新东西，严复、胡适后来曾注意到进化论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一直不被提倡，因为凭借“力”的角逐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这与儒家伦理倡导的“王道”相差太远。但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放弃王道转向霸道，于是在东方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共主”，各藩邦只能自谋出路。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当时中国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消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于是英国不法商人一面寻找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面试图进入中国，自己开发中国市场。以鸦片贸易之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内地，将整个中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南部边陲的越南，长时期为中国藩邦，此时也由于中国外交转向内顾，而逐渐向东来的法国靠近，有意脱离中国。


　　越南的脱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开始。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随后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对越南南部实施控制，中越宗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当局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列为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越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唆使越南将刘永福和黑旗军驱逐出境。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坚守越南为中国藩邦这一原则，对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的这个条约，始终不予承认。

　　就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宗藩体制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就宗藩的伦理观念来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有道义上的声援。但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王道与霸道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引起了越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越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越南边界非正规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军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构成相当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任务及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前，中国是否有必要为越南不惜与法国开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其实转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冲突，既维护越南利益，也不使中国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政治家，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消耗殆尽，自1860年后开始的洋务新政虽使窘境有所改善，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而言，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另一方面，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潜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军以打击，至少让法军不能为所欲为。（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