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螫的“黄蜂”——拜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中）

依：还有那些人是在你身边死亡的？
蒲：有一个教授，姓裴，名字说不上。是兰州来的，晚上睡下以后，睡不着，又饿，心情又不好，就要找人说话。他就喊：“小蒲，你刚念报纸，好几个字念错了。”我就不信，我说：“不会吧，报纸上那么几个字，我还能念错。”“你认真听，我给你说。”他一一说来，果不其然，我是把几个字给念错了。我就有兴趣了，就想天黑了，利用这个时间学些东西。这个裴教授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清楚得很，讲得有理有据。什么《说文解字》，一个字有几个读法，在什么地方怎么用，讲得很好，都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以后，就饿死了，当时年纪有个五十岁了。就在那么个条件下，他个人的卫生还是搞得相当好，干干净净。别看是教授，针线还做得好，缝缝补补的。一天到晚抽着个旱烟锅子，这是一个我记得饿死的。

还有一个是，你看，还有一个饿死的王。你想想，一天不到三两面，三两面熬的糊糊，早晨喝上些，晚上喝一点，加上天气寒冷，零下二十几度的戈壁滩，没有炉子没有炕。还有关键是人绝望了，啥时候能回去？已经绝望了，能不能回去？就是解除劳动教养，把我留在这里怎么办？这么艰苦的地方，风沙这么大？不见人不见鬼的地方，老婆孩子怎么办？每个人都是顾虑重重。

我的顾虑不太大，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的妈妈在街道上工作，没结婚，没有后顾之忧。这一个老王，家里一个老婆，五个娃娃当时就没有饭吃。

依：有没有给你一点工资，或者生活费？
蒲：按国务院规定，给右派一个月十八元钱，给到夹边沟的人一个人一月十八块钱。
依：给你家有没有钱？
蒲：那不管。这十八块钱，除了伙食、除了发的衣裳，篮颜色的棉袄，褂褂子，大概一个人还能剩下几块钱，就发给个人。有六块的、四块的、三块的，三个等级。当时还有个小商店，能卖点水果糖、辣椒面、酱油膏这些东西。最后就啥都没有了，只能买个墨水，还有煤油灯里的煤油、灯捻子。就是这三、四块钱，有些人还要攒下给家里寄去，给老婆孩子，养家糊口哩。

这一个王老师，叫王景全，是三中的老师。他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两个女子，一共五个孩子，就没有办法过，就挑些野菜吃野菜，卖野菜，给人家洗衣裳，右派家属去找工作根本就没有人要。一家老小娃娃这么大，差点就都饿死了，就在那个情况下，供应一点油一点面，还炸点油饼子，蒸点馍，给丈夫寄去。这个女人不简单，现在还在哩，去年还来看过我。

这个反右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他解放前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在甘肃省法院当过审判员。鸣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想说话，因为他的历史不太清楚，但是不说话又不行。他被领导警告了，不说话就不行。他就说了一句：“建议把我们的法制健全一点。”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人家将无产阶级专政哩，你讲法制哩。

依：他这样说，人家理解就是法制不健全嘛。
蒲：对，对，哈哈，人家就是这样分析的。你说健全，不健全才要健全嘛。就把他给送到夹边沟“健全法制”去了。

依：他当时多大？
蒲：也就是四十六、七岁，我还有王老师给他家写的信的原件，我有，拿来给你看看。(蒲先生去找信)你看，他写信在开头，还是说我们的形势大好，三面红旗迎风飘怎么样，锣鼓喧天，向党报喜，我改造成功了怎么样。最后说我想吃什么东西，请寄一点来，还不敢说挨饿。都是不允许对外说吃不饱肚子，信都是让干部查看了才能寄出去。

依：夹边沟还锣鼓喧天红旗飘？我看看这个信。

夹边沟右派王景泉给妻子曹友蹯的明信片全文抄录：(也许王景泉想家信总之是要让管教干部审查后，才能寄去，不如写封明信片，随意让人检查吧，只要能寄出去。)

 友蹯：：
 祝你们新年快乐！

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我以病躯还在鼓足干劲，来了一个开门红。在元月一日、二日两天里，参加积肥七十万斤的劳动，提前完成，向领导报喜。敲锣打鼓放鞭炮，我们的60年是多么令人幸奋呀！不知你们那里怎么样？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了没有？我很久没有收到你们的信，很是想念。现在新年过了，春节要到了，除预祝你们春节愉快！祝你和孩子们的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健康情况。盼望你来信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脸肿、脚肿，时愈时犯，成为身体虚弱，一点不能抵抗这里经常的寒风。希望在你的经济条件许可下，给我做一件皮背心，更需要油脂类的食品补养。你们在春节所买到的猪油，或者炸下的油果子给我寄写来更好。葡萄糖、维他命太贵不必寄了。
 写次顺祝，你同孩子们健康，并顺便问营民、燕民孩子们两位舅舅安好。

泉书于病休中
 60，1，18。

依：这位王景泉老师活下来了吗？
蒲：没有，饿死在夹边沟了。她的老婆去找坟墓，那么多，根本就找不到。回来后，她不甘心，又给夹边沟农场场部写信，想把王景泉的坟迁移回来。厂场部还算是给她回了信了，让她自己去找。这是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回信。你看，这是原件。


葛友蹯同志：
 你夫王景泉的墓址，经查夹边沟农场场部西至沙口上，从墓面看，墓碑编号为25号墓。墓上我们原有砖碑标记，坟里并埋有用石头漆出的名字。但目前由于夹边沟农场已经撤销，时间也很长了，墓碑是不有的可能被风化不清。我们的意见是，时间长久，路途遥远，不迁是否可行。如果你万一要迁，那也是可以的。墓的详细地址是到夹边沟农场后，向新天路去的大路左拐，不远即到。

此致敬礼！
 甘肃省地方下河清农场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蒲一叶注释：夹边沟农场撤销后，其档案资料移交给下河清农场)


依：在夹边沟的时候，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找什么东西吃？
蒲：肚子饿的时候，我不找东西吃。因为我饭量小，基本能吃饱。再一个我有个毛病，不喜欢弄野菜吃。有些人找些野菜，用一个缸子，拿到灶房的炉口，大概一煮就吃掉了。
我不是饿得特别的厉害，你看，饿得过度了就不饿了。你们想像不到，我饿的头昏，走不成路。
 我比较瘦小，饭量也小，活动量也小，一直都能维持。到最后快不行了，家里我妈妈带来一箱子东西，救了我的命了。有些骠形大汉，简直饿疯了，抓住啥都吃。

依：有没有人抢你的东西吃？
蒲：没有，没有，你看，都是些干部、知识分子，都爱面子。偷吃是普遍的，只要你能偷到就吃上。所以五个人的房子那个锁子就要紧得很，地窝子就没有锁子，挖个窑洞的洞口，挂着个毯子，毯子一揭就进去了。人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就都睡着哩，坐都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死的人，一天恐怕几十、上百的死哩。

依：死人最多是什么时候？
蒲：六零年的十二月份。就在那时候，中央抢救人命的来了，我也就得救了。

我和李(景沆)老师的观点不太一样。第一，夹边沟并不可怕。
依：不可怕？！
蒲：并不可怕，管教干部不都是那么可怕，管教我的那个对我挺好的。李老师对管教他的干部是深恶痛绝，各有各的角度。还有刘厂长，是个工农干部，是刘志丹下面的一个大队长。那个人没文化，但人挺好的，讲话也很实事求是。如果谁把人捆上一绳子，刘厂长也不会说他的好话。现在，我前前后后回想起来，就像看了一部小说一样，有情节有故事。
依：你自己眼睛看见的死亡有多少？
蒲：就是我住的地窝子的人，我看见了。住的远的，名字叫不上来。为啥原因，到了高台明水河以后，住的人给打乱了，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好多人都不认识。

电影《夹边沟》那个严重失真了，王兵，也来采访过我，太年轻。你想地窝子就那么个窄窄的过道，在电影上那么宽哩，还摆着桌子，哪来的桌子？还有碗和筷子，哪来的碗和筷子？根本就不存在。还摆着个暖壶，哪里来的暖壶？我看着可笑得很。
依：就是说没有暖壶？
蒲：根本没有，吃饭不用碗，也不用筷子。

依：不用碗、筷子，拿什么吃？
蒲：用个盆子，一人给舀上一勺子，当时一口气就喝光了，就倒下去了。早晨喝稀，晚上喝稀，昏昏沉沉睡着哩。这是一个。

我觉得活到现在，从反右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你想把我整死还没有整死，有些人还健在。整了我们的市委书记、组织部长这些人死的一干二净。张建组是个局长，对我说：“老蒲，你咋怪那些人呢？”我说：“不怪那些人怪谁？”那时候那些人还活着，他说：“关键都受毛的害了。”哈，哈哈哈。我说：“你现在不当领导了，说话还胆子大起来了。”

 当时感觉紧张得很，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时时刻刻就会死了。现在想想，再艰难困苦都走过来了。

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夹边沟死这么多人都是你眼见的。我问你的时候，你说夹边沟并不可怕，我就不好理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蒲：我始终觉得像看一本小说，我原来爱看小说，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有的人快死了，就叫；“来人呀……来人呀。”和死人睡在一起我都不害怕，就那个事情。

依：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死了，有没有很悲伤？哭泣？

蒲：也麻木了，前一天还说话着哩，第二天人已经硬帮帮的了。半夜里是死人的高峰，半夜，死的最多，最厉害的时候，人心脏跳动的慢了，就不行了。我正睡着哩，听人叫我哩，眼睛睁开看，头顶上举着一个马灯，就是那个赵干事，他说：“口张开！”我就口张开，他就给我罐了一勺子红糖水，这是抢救人命的措施。有一天，我头疼的厉害，半夜哭着哩，赵干事提着个长手电，看看我的眼仁，都散光了，就套上马车，连夜送到场部，住了两天医院，是重感冒，算是把我给救了。所以，现在有的人骂赵干事，也要实事求是。到他的角度，谁都要管哩，那是人家的 工作。

那些干部，坏人是有哩，有那么几个。一般的还可以。

依：你所说的坏人是坏到什么程度？
蒲：捆人、吊打、扣饭、偷人家死人的手表，右派里面有些是华侨，有的戴着名表，有的还有美金，人死了，都被他们拿去了。还有一个干部，胳膊上戴着好几个表，死人的遗产都成他们自己的了，不给死人家属。

我们市还有一个夹边沟回来的右派，今年九十七岁了，已经谈不成话了。叫个张开丽，他的女人是个很有名的儿科专家，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根本没办法交谈，一天到晚都在笑嘻嘻地，脑筋已经老年痴呆了。

依：把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有没有正式的文件，什么补偿？
蒲：回来以后，我算是比较幸运，民政局的局长熊思茂，那个人心思很好，临时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外流人员检查收容站。我们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陕西跑的人，不让出去。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么办？谁种哩？今年不种明年吃啥哩？我干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能吃饱。要多少粮食就给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个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个人，下午劳动的时候就剩下三个人了。所以粮食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把我们三四个工作人员给吃美了。吃的当时的照片脸肿得(胖的)这么圆的。

依：都是收容的什么人？
蒲：都是咱甘肃往你们陕西跑的人，到火车站、到窑洞里头、到街上、还有旅馆，就这四个地方收人。弄上七、八个人给我们帮忙，都是外流人员，出生好、成分好，身强力壮的，听话的。把那些逃民收来以后，往原籍送。我的身份是干部，收容站的站长是个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另外还有一个武警干部。我负责登记、审查，当保管员。下面这几个人还愿意给我们干活，因为能吃饱肚子了。天黑了就带人出去收人，来了以后登记，买票，然后强制送回家去。他们都不愿意回去，送到半路就跑掉了。

我们负责把人送到北道，北道有转移站，送到各县各乡。

依：一天能收容多少人？
蒲：也就是六、七十个人。干那个人要勤快一点，六点，天黑了，要去查旅店，有些是在旅店住着哩。候车室过夜的，十二点以后去找。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被生活所迫的农民，有些是出来做生意的。其中百分之一、二的流窜犯。这些人很危险，抢劫、偷盗，什么事情都干。所以给那些去收容的人都配备着手枪和长枪。这些人混杂在农民自流里面是很危险的，结果审查核对，把这部分人就交给公安方面了。一般农民给买上票，给上三天的干粮就送回去了。

依：我个人对甘肃人当时的逃荒、收容、遣送很有兴趣，你多讲一讲。
蒲：那时候，去了陕西的妇女很多，如果你去陕西把人往回领，常常能把你打死。人家的老婆，养活了几年了，你去领当然不行。

我很侥幸，把一个人给领来了。哈哈，哈，我记得是陕西省的兴平县锣鼓村。
依：你和谁去领的？
蒲：我作为民政局的干部去的。人家的丈夫是个当兵的，在新疆当兵。我和这个队长，队长以介绍对象的名义把这个妇女卖到陕西的，我们把队长抓住教训：“你把人看着领回来，不然就给你判刑哩。”因为这是军婚，现役军人，民政局很重视。这个队长很年轻，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这咋弄哩？”我就发愁，我去了全庄子人反对，铁掀镢头提起来能把你打个半死。我们非常侥幸的原因是啥？我们三个人在兴平县锣鼓村一下车，看见四、五个妇女，头上顶着花手巾，陕西妇女不是喜欢把手绢顶在头上，叫帕帕头上戴。我们刚下车哩，这个队长眼睛尖，一下子上去一把抱着，抱着就喊：“秀美，秀美，你认得我吗？”秀美心软，犹豫了一下，就开走了。我对队长说：“这怎么办？咱们回去吗？”队长着急着立功赎罪，就追上对秀美说：“咱们回去，现在甘肃不挨饿了”。秀美说：“我不回，现在我在陕西攒下一点粮票、一点棉花，我还要和人家告个别哩，不能不说一句就走嘛。我这样走，对不起人家。良心上过不去呀。“我觉得这个秀美是个好人，回去了出不来怎么办？她说：“你放心。”结果去还顺利，把她的衣裳东西都收拾好，那个男人也干脆，他就说：“你们当干部的也来了，他男人在新疆当兵也不容易，那就跟上你们回去。”他可能也害怕，这个是军婚，弄不好会判刑。就放回来了。我对队长说：“你给弄点吃的。”就给我们弄了点苞谷干饭，我说：“这饭咋吃下去呢？”结果就在房背后拔了一个萝卜，把泥土搓了一些，我们就下着吃了。总之人领回来了，任务完成了。结果那个庄里的人还很厚道，对秀美说：“你去了，就好好的过日子去。”把秀美安慰了一下。如果遇上凶一点的，根本人就带不走。
依：人家有没有生娃娃？
蒲：没有娃娃。

依：那个秀美有没有哭？丈夫有没有哭？
蒲：没有，没有。秀美还很高兴。那个男人最后没有见面，我们在村里队长家等着，秀美来了，那个男人好坏给了些棉花，说你们甘肃现在还是困难，拿回去用去。人家人还好，有的人去陕西领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了，还有被打死的。根本领不回来人。这是六二年，甘肃情况稍微好些了。

依：你再去陕西领过人没有？
蒲：我去了一次，再不去了。我那时候年纪不大，弄不好被打残了。你饿的时候往陕西跑，肚子吃饱了，来领人来了，把你不打死去？全村子人来打人哩。

陕西的省委书记张德生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吵架哩，张仲良是陕西人，张德生就骂：“你看你弄得那个烂烂摊子，我把你多少下来的女人都给你养活下来了。你还不领我的情？不然我给你全部断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张仲良在甘肃犯下的罪大得很，夹边沟的右派就是他的“功劳”，他到哪儿都跑不了。

我干了几年，我又到统战部，统战部的严部长，找我谈话，我说：“啥事情。”人家说：“研究给你抹帽子哩。”我说：“这好。”帽子就给摘了，就正式定工资了。以前是每一个月有三十块生活费，定了以后是一个月四十九块，干部行政二十四级，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就一直工作到七九年元月，右派分子就做了个错案，就改正了。改正以后，我回复了政治名誉，我的党籍问题一直没有回复，啥愿意？我的挡案找不见了。

依：你们的“黄蜂集团”有没有一个纠正？
蒲：“黄蜂集团”作为一个冤案，彻底推倒。他们说：“这个档案里没有谁把你们划成反党集团，那是报纸上给宣传的。”这就是推卸责任哩。

 我在收容站干完，到文教局，又到卫生局，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灾难了。有两派，我那一派都没有参加，啥愿意？人家都嫌弃我，所以我还占了便宜。以后就到干校三年劳动，干校出来又到一个公社，以后就到工商局……。退休就到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个右派当的不亏，我当时的确是提了意见的。

 我根基我各人的经历，写成了这本《流放夹边沟》，还没有机会出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敢给出。

 依：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你都保存好，会出版的。
谢谢你。

在此感谢陪伴我在天水采访的L女士，感谢身体不好，耳朵几乎失聪的蒲一叶先生。


（未完待续）

依娃，《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