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螫的“黄蜂”——拜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上）

前记：委托《纵览中国》网站发表我采访夹边沟右派蒲一叶的文字，其中包括访谈、夹边沟饿亡右派写给妻子的求助家书、家边沟农场回复给死亡家属的信件、“黄蜂”反党集团的原始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右派蒲一叶的单独材料》、《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以及一些当事人照片和蒲一叶先生的手稿照片。

我相信，这些文件和证据都是第一次面世，第一次带到海外发表，都是蒲一叶先生在撰写回忆录《流放夹边沟》时，到档案馆搜集来的，死难者家属保存多年亲手交给他的。

全部发表，意在纪念五十多年前，三千多位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高台明水农场被中共残酷屠杀的右派分子，特别纪念受访人蒲一叶先生提到的：

王世琪，男，二十几岁(不详)，原天水团市委学生部部长，“黄蜂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饿死夹边沟农场。(有《关于改正“黄蜂”反党集团一案的报告》为证。)
“小上海”，姓何，名字不详，男，二十岁，夹边沟右派，饿亡。
裴教授，名字不详，男，五十多岁，兰州某大学教授，饿死于夹边沟农场
王景全，男，四十七、八岁，北京大学法律习毕业(届数不详)，原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中学老师，饿死于夹边沟。(有夹边沟农场给死亡家属回信为证)

王宝真，男，年龄不详，因为对天水市委分配工作不满意，上吊自杀在市委的树上，被市委书记刘书银说成是“革命的叛徒”。(有《向市委进一言》黄蜂，为证)

我们不没有忘记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依娃


受访人： 蒲一叶，男，77岁，甘肃省天水市人。原天水市共青团委秘书。
1955年从天水一中毕业，因患心脏病，不能参加高考，到共青团天水地区委工作。
1957年，被定为“黄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退休后写有回忆录《流放夹边沟》，等待出版。
时间：2012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蒲一叶先生家

依：蒲伯伯，你好，请说说前后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那一年考大学，因为心脏有病，体检不合格，就没有参加考试，后来学校动员我参加工作，就到共青团天水市委工作，当时年龄也就是刚好二十岁。

所以到了五七年鸣放的时候，我胆子是很大的，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年轻，一个是家庭个人的历史比较单纯一点，就比较敢说话。最关键是对党、对毛(泽东)是毫无保留的相信的，一片忠诚。上面号召鸣放的时候，让党员、团员带头，有啥说啥。

 我们几个人的大字报，《向市委进一言》，把市委书记说得是相当得彻底的，也很尖锐。其他人都不敢说，都是大家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东西。大字报就给贴出去了。

依：是你一个人写的，还是几个人写的？
蒲：是大家写的，是共青团天水市委几个年轻人写的，署名“黄蜂”，最后就把我们打成了“黄蜂反党集团”。为什么叫“黄蜂”呢？这里面有点小故事，大字报写好后，让大家签名，大家都不太愿意签自己的名字，因为市委的领导都经常见面，觉得不好意思。就有人说：“用个笔名，代表我们大家。”我就说：“用个黄蜂算了。”我记得有个杂志叫《蜜蜂》，急急忙忙中，我记错了，记了个黄蜂。蜜蜂变成了黄蜂。没想到，这个黄蜂是有头呢？

依：哈哈，黄蜂还螫人呢。
蒲：就是，黄蜂厉害是厉害，是有头呢。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市委正在开扩大会议，天水市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参加了，大家都站在那里看我们的大字报，反响很大。当时有这么一个正面的东西，抨击市委的官僚作风，干部特殊化作风。人传人，到处都在传说。我们当时还得到了表扬，基层的团组织都在积极响应，支持我们的大字报。后来到了反右的时候，把基层的团组织的领导人都牵连上了。

处理的时候，参加鸣放的九个人，七个被划成了右派，其他两个被划成右派言论，这基本上就是一网打尽。去年，有一个王主任来采访我的时候说：“‘黄蜂反党集团’我找了半天，档案里面没有材料。你说奇怪不奇怪？”

依：你当时的角色是不是个“蜂头”？
蒲：不是，我不是。我是一个小蜜蜂，是跟着干的。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是胡志忠，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健在，被定为“黄蜂反党集团的”养蜂人，我们都是蜂，都是一伙子蜂。这个事情闹大了，《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就是我们的胡书记，他是养蜂人，放出来一群带刺的蜂，朝着红太阳扑着去了，意思是扑向毛和党中央了。

依：就是针对你们这个事件画的漫画吗？
蒲：当时很轰动，就上了《中国青年报》了。可能就是个五七年的秋天，《甘肃日报》上先是有一篇，是五七年的十月份了，有个通讯员报道，配发了一张漫画，说天水市团委做为党的助手，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报纸我都保存着。是五七年的十月份。

 当时处理的时候，第一个骨干分子是王世琪，他是省学联的主席，团县委学生部的部长，被送到夹边沟，死在了夹边沟。我是第二个骨干分子，被打成了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当时没有宣布极右，说“黄蜂反党集团”主要骨干分子，就是我们两个。再下来还有一个叫张冀敞，后来在小学当校长，当了一辈子校长，再还有一个王文斌，是团委政治部部长，王文斌我听说已经过世了，八十多岁了，死在清水了。下面还有一些人，一个女的叫叶子兰，少年部的部长，专管少先队的。一共就是给戴了几顶帽子，九个人。处理的最严重的就是我和老王，被送到了夹边沟，

夹边沟，我是五八年五月八号的月去，到了六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回来的。

依：你当时成家了没有？
蒲：没有，没有，我去的时候二十二岁，回来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对象。成了臭不可闻的臭狗屎。
依：你去之前，有没有恋人？
蒲：有，有，有。
依：有没有受影响？
蒲：我们的关系相当好的。她去年去世了，叫个唐淑娟，她是我们一中(天水市第一中学)的校花，哈哈哈。我到团市委参加工作以后，(朋友插言说：蒲一叶先生年轻的时候长得帅，能写善画，能活跃)，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一起演出节目，关系还可以。她常来找我，聊天玩耍。但是到了反右开始，我给她捎了个条子，说：“咱们赶紧停止，你不敢再找我了。”我害怕把她牵连上，人家年轻着哩。

依：唐淑娟当时多大？
蒲：高三，也就是个十八岁。小姑娘，很单纯。
依：她愿意不愿意和你分手？
蒲：我当时估计那个形式，开开批判会，批判几天，过了就啥事都没有了。想不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都不知道。批判我的那时候，国庆节我有事，骑着自行车到了东桥头，一路上没有人理睬我，都躲避着。我就遇到唐淑娟，她站在树下面。我低头走过，她喊着叫我：“一叶，一叶。”我没有啃声，就加快蹬着车子跑了。就再没有见过面，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以后考上大学了，民族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乌鲁木齐，就再没有联系过，因为身份、地位都很悬殊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成了赖蛤蟆了，没有希望了。
依：她的母亲有没有反对你们的交往？
蒲：她妈开始很支持，看我性格好，在市委工作也挺好的，就对我说：“我的丫头还小，还念书着哩，咋成天钻在一起？”哈，哈哈。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依：是你的初恋吗？
蒲：算是吧，我到团市委去了以后，搞活动很积极，经常组织打乒乓球、搞演出，就认识了唐淑娟。我有那个意思，就给她写了封信，写得很简单，像通讯员捎的一种，反正就是表示了那个意思。当时追求唐淑娟的人相当得多，那(求爱)信多得很，还有部校的军管，信多的顾不上看。

依：你咋把她能追成女朋友呢？
蒲：信写去了以后，我就没指望回信，反正写出去，心愿就了了。结果还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团委的通讯员给送去的。她的回信也很简单，说我现在也是求学阶段，和任何人不交(男女)朋友。我一看一肚子气，你还这么骄傲的？就涨气了。结果过了两天晚上，我在机关住着呢，唐淑娟和一个女孩来了，这个女孩后来就是XX的老婆，陪伴着唐淑娟来了，到我的团机关来了。那是傍晚了，我就很高兴，有些喜出望外。哈，哈哈，当时她穿的那个衣裳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要打乒乓球，我们就在会议室打了几板子。后来她说要借书哩，我是宣传部的人，书多得很。她挑了几本书，《静静的顿河》什么的，恐怕也是看不懂。又到我宿舍来，和我下棋。她还爱做诗，让我看她写的诗……那时候，两个人的确是很相投。

这个事情，你看，就是没有反右，也不会成功。因为我已经在团市委工作了，再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治不好。你说，她人去上大学，天南海北的，根本就不可能，她最后不是也分到新疆去 了。

依：这一段初恋，一段感情，是美好的，我们现在只是回忆一下。

蒲：是，是，初恋就被反右打掉了。我从夹边沟回来以后，找对象找了六个，都失败了。有的见面以后，看这个小伙子人还可以，还戴个眼镜，像个知识分子，我那时候就戴眼镜了。人家问我的情况，我就老实说：“我犯过错误。”人家问：“犯的啥错误？”我说：“右派。”有些人一听，就马上走了，就不看我了，就结束了。当时，工作单位的一个老同志，很热情，给我介绍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侄女，在食堂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在北道食堂工作。见面以后，这个姑娘的妈就说：“你给我的丫头介绍对象，姓啥都能行，只要不是右派。”但我就是一个右派。哈，哈哈哈，就结束了。哈哈哈。我就成了困难户了。

依：请你说一说你去夹边沟的情况。
蒲：夹边沟我是五八年的五月八号去，一共是两年零八个月。那么多人死了，我为什么没有死在夹边沟，呢？你一定想问，我给你说说。

因为当时年轻，我年轻但是体力弱，管教干部知道我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个出不了力气的人，也就不强迫我做过累的活。再一个我个子矮小，饭量小。给上一点，就能吃的差不多了。再一个，家里我的母亲经常给我接济家里省下来的食品。这样就算把小命没有送掉，算是活着回来了。

依：妈妈给你寄什么东西？
蒲：干馍，干馍片片，有时候寄炒的熟面，炒面，有时候还寄来一斤点心。咋弄来的，我都不知道，六零年饿死人的那个年间，点心根本就买不到。最后从夹边沟农场转移到高台明水河农场，就是大量死人的时候，我妈从天水跑到高台专门去看了我一次。当时正下大雪着哩，我妈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提着一个箱子，装满了食品去看我。下了火车，都不知道是咋样走来的。我见我妈的时候，我妈都成了雪人了，满身满头都是雪，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雪。就冻成那个样子。我妈就怕我给饿死了，那是最关键的时候，死活就是看有没有那一口。那一箱子东西吃到中央工作组来，把我转移到新华农场，生活就开始改善了。

依：你有东西送来，有没有人偷你的东西吃？
蒲：哎呀！偷的厉害，我的东西他偷不走。
依：你咋保存呢？
蒲：我妈给我提来的羊皮箱子，我睡觉的时候就枕着，当我的枕头，硬是硬点，但让我能放心。
依：那你睡着了呢？
蒲：睡着是睡着，你开我的箱子我可知道，再说我的箱子还锁着呢，一下两下也开不了。
依：那你给不给别的人吃？
蒲：给哩，如果我不给别人给，人家有了吃的东西也不给我吃了。我隔壁住着个小上海，他家里寄来的有桂元，还不是桂元肉，是桂元做的丸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他要用这个丸药换我的馍，因为那个丸药吃上不解那个饿。我想了想，说可以。他就给我了几个桂元丸子，我就给了他半个馍，做成了这笔生意。我吃上那个桂元丸子，力量相当大，头也不昏了，身上也有力气了，人也能坐起来了。

我铺位隔壁是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家里人来看他带来一瓶子猪油，他说：“你口张开！”我问：“让我张口干什么？”他说：“你就张开！”我的眼睛饿得迷迷糊糊的，嘴巴张开，一勺子猪油就喂到我的嘴里了，那个好吃，好香，就没法说了。

我就欠了人家的了，我妈来了以后，就把我的东西给他了一点。这就是小上海，和这个院长，睡在我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算是我的“隔壁邻居”。

依：那你上工的时候，吃的东西咋办呢？不怕偷吗？
蒲：那时候住在地窝子里面，人都动弹不了了，大小便都在铺上了，已经不上工了，都成天躺着，不像个人了。

 以前上工的时候，家里寄来东西，都在被子下面压着，晚上睡在上面就保险了。五个人一间小房子，出来上工就把门给锁了，人出工就走光了，屋里没有什么人，也就没有什么人偷。那个李景沆(天水第一中学老师，基督徒，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写有《蒙恩历程》，现年九十岁。)，就是你见过的，我就说李老师怎么拿着个铁掀，当成扁担，背着个木头箱子，背个箱子干什么？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干什么？他是个木匠，自己做下的箱子。我一问，他才说被贼偷过。什么原因呢？他是在木工组，门是敞开的，他干活的时候顾不上看，就被偷得干干净净。

依：把他全部吃的都偷走了？
蒲：全部，全部都偷走了，吃的东西都被偷了。他大哭起来，像死了娘一样。我就问：“啥事情？”他说东西被偷光了，饿得睡不着。他知道是木工组的人偷的，又没有抓住人，又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李老师去了以后，表现还很天真，晚上饿得睡不着了，就去办公室找那个赵干事，在门口喊：“报告。”赵干事问：“三更半夜的，啥事？”李老师说：“我饿得睡不着。”赵干事说：“去，叫厨房给你加半个馍！”结果李老师吃上了半个加的馍，糟糕了，消息传开了，第二天，赵干事睡觉的窗子前面，人就围的满满的，像等待人给丢食的鱼。都要半个馍哩，就不给了。

依：你说说你认识的人的死亡。
蒲：我旁边的“小上海”死了。叫我看，他死前从早到晚都是喊：“妈妈____！妈妈____！妈妈___呀！”哭着叫他妈妈，小上海年纪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二十岁。我就说：“你忍一忍，你妈在上海呢，听不见你叫，你叫啥呢？”他还是哭，还是叫，声音小了，哭得难过得很。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很安静，睡觉前就说：“蒲哥，就睡觉了，也许，我做梦能看见我妈妈…….”第二天，上午了“小上海”还是不出声，我一摇，没反应，人的头朝里面的墙，脚在过道里，人在半夜就死了。就来了两个人，被子一卷，脚抓住，就给拖出去了。我这一边就空下了，“小上海”已经死了，我就能睡得宽展些了。

金塔县检查院的院长好着哩，还活着哩，可能现在还在哩。刚开始地窝子里面住了有四十多个人，挤得密密麻麻的，正像是蜂窝。过了几天，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依：那三十多个人就是死了？
蒲：都死光了。
依：这个“小上海”叫什么名字？
蒲：我不太晓得，知道他姓何，我叫他小何。
依：他是从哪里去的？
蒲：我记不起来了。（未完待续）

依娃，《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