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北宋的为何会出现文化大家“井喷”的壮观?


   
  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不平衡是北宋一大特征,也是北宋没有成为强国的重要因素。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但在文化和科技领域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之一,在中后期还呈现了文化大家“井喷”的罕有现象。
  
  北宋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后来的继承者无不谨守“祖宗法度”,使社会风气从五代时的重武轻文变成重文轻武,文人地位迅速提升;二是北宋扩大取士规模和取士途径,使各路文化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步入政坛,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北宋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为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军事“积弱”经济“积贫”
  科技文化登峰造极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同时,北宋的文学艺术也登峰造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诗词、书法、绘画无所不通,有的还是艺术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著述丰富;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在“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占了六位,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太祖推行偃武修文
  后人谨守祖宗法度
  
  北宋中后期文化的大发展,其根本推动力在于建国之初赵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国策。
  
  在宋以前的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争霸,战乱频仍,斯文扫地。掌握军权的藩镇横行天下,人们普遍认为“文章礼乐”无益于时,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避免重蹈五代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的覆辙,采用宰相赵普的策略,实行偃武修文,通过“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国家等措施削弱武将权力。
  
  接着,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大力推行文官制,并通过扩大科举规模吸收大量文人进入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由读书人执政的朝代。
  
  宋太祖、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后来的继承者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宋神宗授权王安石实施变法,主要是针对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偃武修文国策并没有触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队伍空前庞大。
  
  在个人文化修养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宋真宗不懂军事,但在文学艺术方面造诣颇高,其书法成就有人认为比宋徽宗还要高。败国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诗词书画,是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在文学艺术领域无所不通的“皇帝艺术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力体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文化领域全面发展,硕果累累。
  
  取士途径和规模扩大
  文化精英脱颖而出
  
  人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北宋“修文”大工程主要立足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北宋科举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取士途径和取士规模,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每次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人,宋初每届录取人数和唐代差不多。宋太宗即位后,为补充朝廷文官队伍,开始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殿试,共举进士109人,诸科及策者207人。后来,录取人数继续增加,北宋时期每届录取进士人数都在三四百名左右,使北宋文化界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由于北宋健全科举管理和考试制度,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和权臣把持科场的行为,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进入仕途,同时也保证了取士的质量,把不学无术之辈拒诸门外,使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集中在政府机构。
  
  北宋的考官基本上都是学富五车、文化修养和创作水平极高的官僚学者。如宋仁宗嘉二年公元1057年的考试,担任知贡举的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欧阳修,担任权同知贡举的王、梅挚、朝绛、范镇也是北宋文学名家,而担任点检试卷官的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这一届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录取了388人。
    
  苏轼、苏辙兄弟就在这一年考中进士,苏轼考了第二名。据说,本来苏轼应为第一名,因主考官欧阳修在阅卷时判断失误,以为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自己的弟子,为了避嫌,便把该卷的名次放在第二,结果章衡得了榜首。宋仁宗看了苏轼兄弟的考试文章后,极为欣赏,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对左右说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
  
  与苏轼兄弟同榜中进士的还有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协助王安石变法,官至宰相。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亦于此科及第。
  
  少动干戈重视文教
  百年稳定造就发展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宋的文化繁荣,并非短时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余年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后期出现的。
  
  自宋真宗与辽国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百余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宋与西夏等国发生的战争都在边境局部地区,不足以动摇宋朝的稳定。
  
  从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间,北宋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间创办的教育机构遍及全国,各种出版物大量发行,文化科技知识从城市传播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朗朗读书声处处可闻,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晏几道、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张择端、李公麟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可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处身于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高峰。
  
  这一时期规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喷”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北宋文坛盛极一时
  
  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北宋是一个诗的国度,更是一个词的国度。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它和唐诗并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北宋皇帝个个爱词,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词人,北宋民间写词成风,人际交往已经到了无词不欢的程度。
  
  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
    
  史学出现经典巨著
  
  北宋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欧阳修和司马光。
  
  在《二十四史》中,有两部史籍与欧阳修有关,一部是《新唐书》,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
  
  《新唐书》最初由宋祁编著,因宋仁宗担心宋祁一人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并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书》,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欧阳修作为主持人,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动他的文稿,并坚持分别具名。《新唐书》体裁完整,既有本纪、列传,又有志和表。《旧唐书》无表,《新唐书》创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镇表》,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
  
  《新五代史》在编撰方法上仿效《史记》,在写作上仿效春秋笔法,刻意简约文辞,以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因此删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对《旧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自成书后,读者无不称赞欧阳修的文笔好,其中的一些论赞尤为出色,如《伶官传序》、《者传序》等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纲,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作上文笔“飞动”,使人百读不厌,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理学有“北宋五子”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人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他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人称横渠先生,他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的集成者。他所作的《砭愚》、《订顽》即《东铭》、《西铭》影响深远。张载著有《正蒙》、《理学经窟》等,其理学体系较有体统性。程颢、程颐兄弟都曾从学于周敦颐,程颢人称明道先生,程颐人称伊川先生,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是北宋理学的重要代表,为北宋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程颐著作有《易传》,和程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邵雍是北宋最有创造性、自成体系的奇特思想家,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巨著《皇极经世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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