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错失了朝鲜战争停战最有利时机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下)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军向“三八线”发动攻势,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1月3日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劳氏代表报告说,因中国政府认为所有未经其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均为非法的、无效的,三人委员会“现无法提出任何建议”。随后,政治委员会宣布休会两天。注35 1月5日三人委员会请求再给予一些时间,以便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这一请求,而美国代表则宣称,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注36 1月11日政治委员会复会,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会议接着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在会上一反常态,奥斯汀发言表示,美国政府将投赞成票。经过两天的讨论,13日下午进行表决,结果是50票赞成(包括美国)、7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国民党)反对、1票(菲律宾)弃权。苏联和波兰发表声明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未邀请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参与讨论。随后,会议又表决通过了挪威的提议: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承认以报告中所列举的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注37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在满足中国的要求方面超过了联合国以往所通过的任何方案,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态后交给中国的,特别是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包括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及台湾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

  实际上,美国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停火建议的。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又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甚至引起亲密盟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三人委员会的这个补充报告,实质上就是十二国提案的翻版,特别是英国对此显得十分热情。1月4-12日,英国在伦敦召集了英联邦会议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出路。会议发表的联合宣言提到,“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理解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存在意见分歧的人”,“我们欢迎旨在与斯大林或毛泽东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换的任何可行的安排,并将不遗余力地去倾听彼此的心声”。会议公报则表示:英联邦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殷切期望,政治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新的提议将会使远东地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注38

  的确,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艾奇逊所说:“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同意这个议案将使朝鲜人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就在杜鲁门左右为难时,艾奇逊出了个主意,他建议美国对此投赞同票,因为根据此前中国政府对十三国议案的立场,很可能中国也会拒绝这个决议。果真如此,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注39于是,杜鲁门决心进行一次赌博。

  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月13日赖伊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些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基础”。注40其实在1月11日联合国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时,中国就得到了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备忘录向苏联征求意见,13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注41收到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后,毛泽东原计划召金日成和彭德怀到北京共同协商,后又委托周恩来把备忘录修改一下,发给金日成征求意见。注42 14日周恩来发出的致朝鲜政府备忘录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停战问题的立场和策略。备忘录指出,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于谋求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战争。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潜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拟拒绝先停战后谈判,并主动提出下列主张:1.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后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2.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3.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4.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如果上述提议在联合国中引起变化,他们可能提出先实行有限期的停战,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暗示在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1-2个月)停战问题。如此议被接受而举行谈判,则谈判不成我军可得到休整两三个月的机会,期满再战,同时又能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如此议不成,其咎在彼,更不影响作战。周恩来还说明,上述提议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注43彭德怀1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备忘录提出的方针。同马歇尔一样,彭德怀也注意到暂时停火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好处,他特别指出:“限期至3月底不会妨碍朝鲜作战,反而有益,减少敌机活动,便利进行各项准备。”注44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这“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备忘录中提到的四条反建议。注45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的电文,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第二天,章汉夫分别接见了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J.Hutchinson)和丹麦公使穆克(A.Murch),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阿马斯顿(T.Hammarstrom),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所以,中国反对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谈判(实际是谈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的方针。

  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中国政府的答复,当然令白宫喜出望外。注46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抓住这一机会死不撒手,从而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汀还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注47 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众议院投票时,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四天以后,参议院表决同一决议案时,也是无一异议。注48

  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劳氏在政委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却引起了三人委员会另一个成员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之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注49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后,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注50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1月22日,格罗斯在纽约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要取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坚决主张,将来有关台湾的任何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共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作过任何承诺。注51显然,格罗斯的强硬声明反映了美国当局做出的最后决定,其目的就是阻挠和打消各方面继续进行调解的念头。1月24日,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由美国、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做出一切必要的澄清和补充。注52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政委会于30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决定不再听取中国的解释。相反,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2月1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注53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注54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联合国军发动进攻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1月8日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注55因此,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等协商后,于27日致电毛泽东:如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可否放弃汉城、仁川,由北京播发中朝联军拥护限期停战,北撤15-30公里的消息。注56 28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2-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2-3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毛泽东的决定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注57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敌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人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注58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对于志愿军的致命缺陷和严重困难,彭德怀心里最清楚。1951年2月21日彭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有所触动,因而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注59 3月1日毛泽东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做了说明,并告知:“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注60到5月下旬,彭德怀深感战争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他于26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现象相当严重。注61据聂荣臻回忆,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战争的前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其理由如聂荣臻所述: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注62 这就是说,中国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和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又开始转回到最初的立场。

  但此时莫斯科和平壤还在幻想继续作战。5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说: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金日成则在30日致函彭德怀提出: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并建议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注63为此,毛泽东邀金日成于6月3日来到北京,并说服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注64斯大林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主意的,他在接到了北京转来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作战困难的几封电报后,于6月5日回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注65毛泽东只好在6月5日晚再次致电斯大林,讲述中国在战争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表示希望让高岗和金日成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注66 6月10日高、金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我们的愿望是停战。于是,这次会谈确定了停战和谈的方针。注67接到斯大林6月13日关于同意停战的电报后,毛泽东要求高岗和金日成继续与斯大林会谈,解决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毛认为,由于战场形势不利,中国和朝鲜目前都不便提出这个问题,最好由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而已。注68 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注释:

  注35 《人民日报》,1951年1月8日第1版。

  注36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1年)》,吕佩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461页。

  注37 详见《人民日报》,1951年1月18日第4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67-371页;FRUS,1951,Vol.7,Korea and China,Part 1,Washington D.C.:GPO,1983,pp.64、76。

  注38 H.J. Yasamee and K.A.Hamilton(eds.),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II,Vol.IV,Korean,June 1950-April1951,London:HMSO,1991,CAB21/1780:(Microfiche 10)No.108i,10/1-30.

  注39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伍协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81-382页。

  注40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1-2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1-373页。

  注4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注42 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22;《毛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注43 周恩来致柴军武电,1951年1月14日;《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17页。

  注44 《彭德怀年谱》,第467页。

  注45 《人民日报》,1951年1月18日第1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3-374页。

  注46 1月17日,正当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遭受抨击而一脸沮丧的时候,忽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艾奇逊看后如释重负,立即显得神态自若——纸条上写着:中国拒绝了五点方案。《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95页。

  注4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7-381页。

  注48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197、201页。

  注49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6-00049-02,第21-23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82-384、384-388页。

  注50 《人民日报》,1951年1月24日第1版。

  注51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200页。

  注5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88-389页;FRUS,1951,Vol.7,Part1,pp.130-131。

  注5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91页。

  注5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22-223页。

  注55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90页。

  注56 《彭德怀年谱》,第469页。

  注57 《毛军事文稿》上卷,第454-455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44。

  注58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28-238、254-268、305-358页;李奇微:《朝鲜战争》,第185-193页。

  注59 《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注60 《毛文稿》第二册,第151-153页。

  注61 《彭德怀年谱》,第498页。

  注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注63 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8-99;金日成给彭德怀的信,1951年5月30日,参见《彭德怀年谱》,第500页。

  注64 柴成文等:《板门店谈判》,第115页;《毛文稿》第二册,第355页;2000年9月12日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

  注65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6、10-16、24-25。

  注66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3。

  注67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06-508页。

  注68 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57-60。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沈志华,《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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