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辛亥革命并非是中国动乱的祸根

　　101年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有人说，辛亥革命要用300年才能研究透彻，这不全是故弄玄虚。借此辛亥革命胜利101周年之际，我们应给辛亥革命一个真实、完整、全面的阐释，以告慰为中国前途和民众福祉流血献身的先贤们。


　　今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1周年。这场革命曾带给中华民族无限光荣和骄傲，将来还会继续让我们引以为荣，可在纪念这场革命的时候，除了骄傲与自豪，我还有着无法消解的疼痛。

　　这是一场由几个小人物发动的大革命，却完成了华夏民族千百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可是，那些首义英雄，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1911年10月10日晚9时许，驻守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营正目（相当于班长）、共进会成员熊秉坤，向正要拘捕擦枪士兵金兆龙的工程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开了一枪（一说开第一枪者为士兵程正瀛）。就是这一枪，开启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垮台，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专制皇权历史，为中国带来了无限希望。

　　熊秉坤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实，这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革命，从最初的多次策划到最后成功实施，都是由几个在当时名不见经传，在这之后也没多少人记得姓名的小人物操办的，他们是当时活动在湖北的反清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一群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黄申芗、刘公、邓玉麟 ，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他们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可靠的财力保证，但救国救民的热情一点不逊于那些职业革命家。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并不是一群莽夫，他们为举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为了革命成功将触角伸向了武汉军营，秘密发展了大批军人会员。据说，当时武汉三镇的九千军人中，有两千余人成为以上两会的会员，还有近三千军人同情革命，这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基础。（这是一个既大胆又有效的革命策略，比靠帮会组织和敢死队从外围进行自杀式袭击要高明得多。）

　　文学社和共进会于1911年6月26日联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任副参谋长，数天后又秘密成立了军事政府，部署了武装起义的相关事宜。可他们无钱购买弹药和印刷宣传品，非但如此，连一日三餐也没法保障。就在一筹莫展时，刘公的家里寄来了让他用于买官的5000元大洋（刘应是这群人中少有的富家子弟），为革命解了燃眉之急。

　　10月9日，刘公之弟刘同来找正在住所自制炸弹的孙武，因刘同吸烟导致炸药燃烧，引来俄巡捕搜查，文件、公告、名册皆被搜走，起义计划暴露。蒋翊武等遂决定于当晚起义，并以南湖炮兵营的炮声为信号。就在蒋安排完起义事宜等候炮声时，军警破门而入，蒋翊武、刘复基等被捕，蒋侥幸逃脱。是夜，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位英雄被杀害。由于时间太晚，各部队之间无法联络，该晚起义的计划落空。与此同时，清军却在加紧搜捕革命党人，50余人被捕。为求自保，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0月10日，熊秉坤与蔡济民等人商量后，熊假借总机关名义召集各军营革命党代表开会，决定当晚以工程八营枪声为号起义。可当时的八营革命党人手中没有一粒子弹，眼看起义计划又要落空，排长吕功超从家中拿来了100余发子弹。因有了这100余发子弹，武昌起义爆发了。

　　在起义军占有先机、胜利在望之时，起义军却因领导人不在而群龙无首，熊秉坤推举藏匿于楚望台南城墙下的原日知会成员，在士兵中威望颇高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起义英雄们仅用了一个晚上约10来个小时的时间，便占领了督署、藩署， 控制了三镇局面。

　　这是一场由小人物发动的大革命，是一场偶然条件下的必然胜利。这场大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昌新军中的组织发动这个先决条件外，还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刘公家里寄来的五千大洋是这场革命的救命稻草和强心剂；当起义首领被迫逃生、革命军人惶恐不安时，是一个小小的班长举起了起义大旗，勇敢地打响了第一枪；当起义军们拿起长弓却无箭可发的危机关头，又是一位小排长从家里拿来的百余发子弹，挽救了革命。正是他们，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革命。

　　遗憾的是，当武昌首义的硝烟散去之后，那些首义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们尽管名义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却迅速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害、屠杀，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则将他们的功绩淡化甚至不予提及。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武昌首义的直接发动者？知道当时的武昌曾经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知道蒋翊武、孙武、刘公、邓玉麟、刘复基 、杨洪胜、熊秉坤、吴兆麟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悲凉。

　　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搭建起了一个广阔的、充满希望与悬念的舞台，很多人因此从幕后走向前台，其中既有胸怀鸿图大志之士，亦不乏野心家与投机分子。他们的表演，丰富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政治内容，有的成为王侯，有的沦为败寇。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曾占据过中国宝贵的政治舞台，都曾认真地表演过。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上午，起义指挥者在湖北咨议局召集咨议局人员和士绅，商议成立军政府事宜，并于下午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并于当晚开始办公。军政府即时作出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改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等决议。革命军指挥部还及时制止了对旗人的杀戮行为。10月12日晨6时，武昌电讯恢复后，革命党人用黎元洪的名义促居正、黄兴、宋教仁等人来鄂，同时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求同时响应。11月16日，军政府颁布了宋教仁代为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其中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对于政府组织、都督与议会的权限和职责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令。

　　《鄂州约法》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体，为接下来的政治走向定下了一个基准，亦为以后的宪政民主之路打开了一扇大门。革命党领袖、立宪派元老、知识精英、士绅商人乃至旧官僚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拥护共和政体，民主宪政成为不可阻挡的政治潮流。

　　有政治就有派别，有派别就少不了斗争。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时，革命阵营发生了意见分歧或说权力相争。一些革命军领导包括宋教仁、居正等欲拥立黄兴为湘鄂大都督，以取代旧官僚黎元洪。10日晚起义的总指挥吴兆麟据理力争，力陈非常时期换帅造成军心不稳、列强不认、清廷离间等多项弊端，让提议者改变了初衷，为各种政治力量的继续合作打下了基础。随着组织全国临时政府步伐的加快，政治派别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当黎元洪敦请各省都督代表来汉召开联合会的电报因通讯受阻，没能及时到达之时，同盟会在上海向独立各省发出的在上海召开都督代表联合会的邀请却先行到达，以致出现了上海会议拥立黄兴为大元帅、武汉会议拥立黎元洪为大元帅的混乱局面。经由各省代表慎重研究，加上黄兴的谦让，这一争端得到了较好解决（选举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大元帅，但黄以孙中山即将回国不就任此职）。

　　为了尽快得到外国列强承认，巩固革命成果，各方人士展开了组建临时政府的工作。他们十分注重行事公正和程序民主，凡决定的人选，均经过“公推”；凡设定的文本决策均经过“决议”。都督代表联合会为国家选择了民主宪政制度，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形成了推翻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四项决议。同时承诺：如袁世凯能促使清帝退位，当推举为大总统。黄兴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也明确表态，如袁能积极迫使清帝退位，则民国统领非他莫属。这些人之所以一致同意把“革命果实拱手相让”，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共和制的实施。因为他们清楚，没有让步与妥协，一切都有可能不复存在：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他们也将无从表演。这是一群聪明的政治家和政客，他们虽热衷政治甚至迷恋权力，但大多数尚能遵守游戏规则，不愿做“山大王”，也不愿手上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即使是袁世凯，此时也不愿逆历史潮流而行，他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

　　为了解决上海（革命党）与武汉（革命军）的权力之争，他们采取折中态度，选择南京作为临时首都，选举正在回国途中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时也是为了震慑袁世凯，达到让清帝尽早退位的目的）。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后，南方革命党人及各政治势力很快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选举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南北对抗宣告结束，民族矛盾得到遏制，清廷君臣得到了善待，中国政治走上了理性的道路。

　　当然，其间也发生了多起内讧：共进会领袖孙武居功自傲，与包括蒋翊武、刘公、张振武在内的多人发生矛盾，最终被共进会的老会员黄申芗等人赶出湖北。当一些人又要驱赶黎元洪之时，为大局计，蒋翊武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尽管如此，革命军内部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导致后来起义功臣张振武被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害，让仇者快、亲者痛。同盟会与光复会这两个全国最大的革命组织，却为权力动起了刀子，不能不让人惋惜和心痛。

　　这期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对宋教仁的排斥和孤立。因为宋教仁力主黄兴替代黎元洪，加之光复会领袖章太炎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极力推举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等原因，致使各省代表对宋产生误会，以为宋是为谋一己私利，宋实行内阁制的主张被否决，也影响了之后的宪政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舆论界和刚刚成立的政党，亦为共和政体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民立报》发起的共和建设征文、拥护共和的社论，在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也普及了宪政知识。刚刚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等政党和民间团体，纷纷宣布拥护共和，并将维护共和政体写入章程，起到了团结民众、鼓舞土气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士绅商贾包括旧官僚们在偶然获得了机会之后，较好地把握了机会，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道路。

　　回首那场革命，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笔者认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对这场革命作进一步思考、探索以及还原真相。

　　尽管经年累月的岁月风尘，吹走了武昌城内浓重的火药味，掩盖了流淌在大街小巷的血迹，但真相依然存在于残砖碎瓦的缝隙。

　　辛亥年的4月，孙中山在广州领导过一次规模不小的起义，但这次起义与他领导的前九次武装暴动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同盟会受此打击，几近分裂：章太炎、陶成章脱离同盟会重组光复会；宋教仁、谭人凤、陈尽美、居正包括黄兴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部，把北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起义重点区域，与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已无多少关系了。同盟会中部总部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与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有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黄兴还托谭人凤带了800元大洋给武昌革命党人，但同盟会中部总部及黄兴认为武昌新军在那个时候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也没有参与起义计划的制订。孙中山事前更是对武昌起义计划一无所知，起义后是黄兴发电报他才知道的。当然，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的确积极参与了革命，各省的独立，同盟会成员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他组织如光复会、哥老会甚至立宪派人士亦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但小人物的发动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然而，当辛亥革命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书本上却留下了经过无数道工序加工的“辛亥革命史”。面对首义英雄、面对积极参与了这场革命的民众的亡灵，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吗？

　　革命带来的变化以及她曾经带给中国人的兴奋、希望和当家作主的全新感受，不能因为事过境迁而被淡忘。

　　辛亥革命之后，不仅皇帝被打倒了，拖在脑瓜后二百多年的辫子被剪掉了，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而且，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解放——报禁没有了，党禁开放了，言论自由了，经济发展了，短时间内（到1913年）全国报刊总数达到487种，政党和社团271个，商号近20万个，宪政民主得到各党各派和大多数国人的认同，并且已经付诸实施。不仅如此，从1912年始的近10年时间，中国工业的年增长率都保持在13％以上。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民主政治并不如今日某些人所言，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罪魁祸首。

　　辛亥革命带来了10多年的宪政实践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至少让中国和全世界知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人曾为建设平等、自由、富强、美好的国家而努力过。

　　就是再过一千年，我们也应该坚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有人对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声称不会给她很高的评价；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妥协，还把中国的动乱归结于辛亥革命……

　　但笔者要说，你可以否定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唯独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笔者并不崇尚革命，而且相当害怕暴力，但对辛亥革命则心生崇敬，因为我对这场革命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除了人人皆知的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之外，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了的特点，那就是：成本很低。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成本最小的革命，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成本最小的革命——起码是之一。

　　对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笔者没有作过全面统计，但武汉三镇当晚和第二天死亡的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独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袁世凯的北洋军自1911年11月下旬攻占汉口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因而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被制止。清廷也被获准有尊严地退出政治舞台，并有优厚的善后安排。与法国大革命时革命者对王室的残酷屠杀，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对沙皇政权的斩草除根，辛亥革命可谓十分“文明”的革命。更了不起的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在革命即将胜利时亦有过这方面的梦想，但因大多数人的深明大义，加上起义之初两个关键人物的关键举措，让“坐江山”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党的吴兆麟；而吴兆麟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立宪派人士包括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诚然，他们的及时让位，也有形势所迫的因素，但当形势稳定之后他们完全有能力夺回领导权。这样的革命才真正配称为“伟大的革命”。笔者甚至认为，是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历史，我们的现代史应该从辛亥革命算起。

　　至于说辛亥革命是导致中国多年动乱的根源，那更是泼在辛亥革命身上的脏水。不管是革命者的初衷还是接下来的政治现实，都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导致动乱，而正是为了避免动乱，武昌首义的革命军领袖才实行妥协，把各方面的代表拉进革命队伍，实际上这种妥协也达到了避免大规模动乱的目的。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除了袁世凯实行独裁的两年半时间，其政府基本上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争夺也好，贿选也罢，还是没有人胆敢公开违背宪政、实行独裁。政权的更迭固然频繁，但始终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只是后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之后公然背弃宪政原则，实行所谓的军政，才使中国的宪政民主走上一条不归路，这与大多数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知识阶层、首义英雄们乃至旧官僚的初衷相悖，但也不能归因于是武昌革命的责任。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原标题为“骄傲疼痛：辛亥革命深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