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诉苦的历史记忆——读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

　　耶鲁华裔学者孙康宜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在所有对极权主义时代的回忆录作品中，显然是独具一格的，书名就隐含了作者写作的深层动因，那就是不再纠缠于历史的恩怨与清算，而是在细腻地追述个人、家庭或群体在政治压迫时代的生命故事，来展现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性仍然会有一线幽光在闪烁。这正如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群像》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周遭，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流泻于大地之上。”

　　孙康宜遭逢的恰恰就是20世纪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岁月，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伴随的是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制造的极端压抑的政治气氛，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环境中，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1919-2007）因受作者舅父陈本江的政治牵连而被捕入狱获刑十年，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1922-1997）在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中，以一种强韧的生命意志为几个年幼的孩子打造一个尚可栖身的生活世界，并勉力保持做人的基本尊严。在孙康宜的笔触中，父亲的朋友张我军（人类学家张光直的父亲）帮助孙家从上海上船去台湾的情景，小学教师蓝顺仕面对匿名恐吓信和秘密警察的威胁，仍旧不屈不挠地关切孙家三姐弟的学业与生活，作者姐弟三人跟随母亲去台北新店军人监狱探监的路途中，三轮车司机的“同情”和“好心”（与此情景相类似的是巫宁坤回忆录《一滴泪》中李怡楷探监的情景），这些都是没有被政治完全摧折的人情，慰藉处身白色恐怖年代的受难者的心灵。巫宁坤历经九死一生而能成为幸存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绝望的年代里，仍旧能够感触到不绝如缕的来自家庭和亲人的温情。感恩而非诉苦，成为孙康宜这册回忆录的基调，与其诅咒黑暗，不如发掘微光，这就让这部作品与大陆触目皆是的诉苦、控诉型的历史记忆（遑论很多回忆者其实也是黑暗年代的共谋者）构成了触目的对比。

　　作者敏锐地注意到父亲或者说像父亲那样的政治受害者，在出狱之后乃至漫长的一生中，创痛感难以愈合的心结，因此，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如何转化为心灵建设的正面成分，成为海峡两岸华人应该共同反省的后极权议题。这些年两岸出版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巨流河》（齐邦媛）、《三生三世》（聂华苓）等都代表了这种心灵自觉。在孙康宜的私人记忆中，“沉默”，成为才华横溢的父亲出狱后的“胎记”，而这种缺乏政治自由和表达空间的年代，因自我压抑形成的“沉默感”，居然内化成一种话语惯性！作者写道：“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沉默’，我父亲终于得以离开台湾到了美国，而且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教书了。可惜的是，我父亲已经习惯了‘沉默’，从来不把他曾经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十年经历透露给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台湾和中国大陆自1950年代以来的政治问题，他全都闭口不言。”而这种沉默，对于作者来说，也居然成了一种“生存技艺”。作为一个政治犯家属，孙康宜在从六岁到十六岁的漫长成长期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对不向人提及父亲被捕的事情。这无疑是极权主义时代政治贱民的生存境况的共相，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公共广场的歇斯底里的政治激情。

　　或许由于作者是一位语言文学学者的缘故，孙康宜对政治变迁中的语言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她从一个细微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在白色恐怖年代，语言是如何与身份认同、族群意识乃至政治文化搅拌在一起，进而对不同语言社群的个人构成压抑的面相。孙康宜本来成长在一个北京官话家庭（父亲是天津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母亲虽然是台湾人，但在日本接受教育后来学习北京话，家庭长期在北京），当她跟随父母被迫迁徙到台湾，尤其后来父亲蒙冤入狱，母亲带着姐弟三人避秦祸到高雄乡下林园，年幼的康宜迅速地融入了当地的台语社群，有一种如鱼得水的畅快。可是这种浑然不觉的语言认同，在学校的国文教育等课上开始承受压力。作为一个外省人，居然会说台语，而国语竟然夹杂着明显的“口音”，这就成了“语言上的原罪”。少年孙康宜得一次次面对教师和同学的质问甚至羞辱，似乎带口音的国语就暗示她背叛了中华文化圈，而向“野蛮本地人”靠拢。在国民党政权强行推动的国语普遍化进程中，台湾社会此前的日语、台语等多种语言社群里的成员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了“语言贱民”，必须一次次荒诞而无望地证明自己不标准的口音，仅仅是一个生理事实，而非政治倾向和族群认同的表征。

　　年幼的孙康宜在这种偏执而压抑的语言环境中，就开始以沉默或者日夜啃读英文来回避这一切。生活像浓重的暗影一样，这就像台湾诗人痖弦这个笔名最初的隐喻那样。只有等到作者离开台湾去往美国留学，她在英语的环境里才重新找到自由表达的愉悦感，她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生性内向不擅言辞的人。这时候，作者才有意愿重新面对自己的母语问题，开始尝试用中文来写作和言谈。这时，作者发现她已经将在林园乡下学会的台语彻底忘记了，而在美国的台湾籍亲戚认为作者在聚会场合不说台语，乃是因为歧视台湾本地人，是数典忘祖。在外省人与本地人的蓝绿撕裂中，国民政府的语音霸权造成的族群怨恨，居然漂洋过海继续纠缠着人们。语言似乎不再是存在的家园，而成了焦虑的根源。

　　在我看来，孙康宜的回忆录里最具价值的是关于他舅父陈本江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记述。台湾的政治迫害，大陆人耳熟能详的是1947年的二二八、19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事件等。其实在195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至今未能进入主流历史叙述的“鹿窟事件”。鹿窟是台北附近的地名，而鹿窟组织是由一群反对国民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大约十几名）及乡民组成。1952年冬，国民党的保密局人员前往鹿窟逮捕该组织的成员，并当场枪杀数百个乡民，自此鹿窟基地才被完全消灭。作者的舅父陈本江及其挚友吕赫若就是事件的主角。陈本江早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北大教书，是北京的台湾学生会的重要成员，又是会写诗填词的才子，可是终其一生郁郁而终。作为左翼作家的吕赫若，在台湾殖民地时期深恨大和帝国，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重回祖国，吕赫若倍感振奋甚至一度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可是专横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迅速让他沮丧失望。他开始投入二二八事件激发的左翼政治运动的潜流之中。鹿窟群体是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研读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对社会主义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激情，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政府肆意逮捕有左翼倾向的本土知识分子，陈本江和吕赫若等人逃亡到鹿窟山上。这个手无寸铁一腔热血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就这样被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以“鹿窟武装基地”的名义剿灭，舅父幸存了下来却长久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中，1967年在台北的一条街上死于脑溢血。这真是对理想主义者的极大反讽。

　　不过，孙康宜在描述其父母移民美国时历经艰辛和阻遏，最后因台湾当局最高层介入而终得逃出虎穴的故事后，发表的一通感慨却让我大跌眼镜：“在中国人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负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时常会变成了坏事。我也想到，或许这就是现代的中国人至今还无法真正完全实现自由民主的原因吧。同时又想到，多年来那一连串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查户口’、监视、翻箱倒柜等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全是上头领导的指示，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些详情。但可惜的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何时才能使中国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备受政治创痛的人在追忆过去的时刻，可以选择一种感恩的笔调来淡化怨恨的情绪，但这丝毫不意味这可以轻易地放弃反思的向度，更不意味在一种传统式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惯性下，将官僚系统划分为“圣君”与“恶官”两极而轻纵最高当权者的责任与罪过。诸多历史事实表明，现代极权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维系，领袖从来就扮演着跟官僚系统同等甚至更重要的角色，而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反而是一些官员有意地弱化来自独裁者的非人道的指令暂时包容政治贱民。若将实现自由民主的障碍仅仅归咎于某些中下层官员或者所谓的传统政治文化，而不能对现代极权政治的文化与实践进行深度反省，那就无法找到病灶切中要害。

　　孙康宜在与其父亲谈论张光直的早年自传《番薯人的故事》时，借评论他人回忆录之机谈到自己对待回忆录写作的认知：“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可以说，孙康宜的这本回忆录就清晰而意味深长地写出了白色恐怖年代人的尊严性，而这种被书写出来的尊严感才可能是超越历史虚无主义的原点，也才是经历过极权统治的华人社会道德重建的起点。

唐小兵，《南方周末》2012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