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

盘点毛泽东读过的书


  众人皆知毛泽东爱读书,其博览群书和活学活用向来被人称颂和追捧。我们固然应该服膺他本人的求学精神,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毛泽东的阅读并不是书斋里的研究和寻常人的休闲,其本身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目的性。

  毛泽东对书中知识甚至书本本身的灵活运用,是其能够全面掌控中共权力并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他是如何将书本与军政大事紧密结合的呢?


  毛泽东如何通过读书、荐书、编书调控政治

  毛泽东的阅读,从苏区开始便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其读书、用书、荐书、编书,都有很深的用意在。毛的读书生活并非没有休闲娱乐,但大多时候都更像是一种政治生活。


  1、1931年用《春秋》、《左传》教林彪如何打仗

  毛泽东打仗的本领从哪里学来的呢?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虽然毛泽东自己不承认这些书对他的军事指挥有什么帮助,但从他1931年教林彪如何灵活指挥战争的实例中明显可以看到这些书对他的影响:

  “在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由林彪指挥,但是打不下来,敌方火力猛,红军冲上去伤亡太大。林彪就琢磨怎么样才能打下来,他突然想到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个叫火牛阵,牛尾巴上点上火,然后冲敌人的阵营,所以叫火牛阵。我们也可以搞这样的阵,然后到附近的老百姓那去弄水牛,把尾巴上浇上油,这样就着火了,让它们扑过去,结果敌人打枪,牛就往回冲,把我们自己的阵地给冲垮了。这时候毛就来总结教训。说林是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赢。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上面就写了,是每四头牛为一组,由大木棒子把它们脖子那儿捆起来,这时候把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这样敌人打枪,它拐不了弯,然后按这种方式打就可以。”


  2、在中央苏区被人排挤后发愤阅读马列著作和《孙子兵法》

  从30年代初期开始,毛泽东的阅读就呈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且多与党内权力斗争有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对马列著作了解不多。后来,他被留苏归来的中共中央领导者排挤,这些人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常常无法反驳,深感被动。为了能够掌握理论上的主动权,他在长征期间开始发愤读马列著作。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

  关于毛泽东长征中读书,还有一个小插曲。遵义会议中,当周恩来和王稼祥推举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对毛泽东很不服气:“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在60年代初多次讲过此事:“遵义会议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3、延安整风为清理王明影响,毛泽东参照《联共党史》编写《历史决议》和《六大以来》

  在红军到达延安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理论界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其在党内的地位也不像王明、张闻天那么高,这从延安当时的一些流行话中就可以看出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介绍:“长征的干部都没有结婚,延安军中的女同志也少,而且眼光也高,所以在延安女青年里面就有四句话,说找对象要什么样标准的?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要像王明那样懂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要像博古那么能讲话;第三要有周恩来的人才,周恩来长得标志,有风度;第四才是要有毛泽东的实际。”

  1938年底,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军政方面的最高领导,但仍未掌控曾让其苦不堪言的理论话语权。于是,他集中精力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尽力改变这一局面。其对他影响最大帮助也最大的是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在这本书中,斯大林以自己为中心叙述历史,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以此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借鉴《联共党史》的编撰思路,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了两份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六大以来》。这两份文件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领导者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特别是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详细]

  为了清理王明等人的影响,从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看哪些文件呢?据龚育之介绍:“随信另单开列了要目,共七十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四十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八十三篇。到十二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五百多篇,翌年十月,又编成《六大以前》,收文件近二百篇。……一九四三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一百三十二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往前推到大革命时期,往后延到一九四三年。”(龚育之《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这些文件的核心就是“两条路线”中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


  4、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要求干部阅读《“左派”幼稚病》,强调党员要有“铁的纪律”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一生中不断阅读和强调的文章之一,他最看重的是文中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讲的“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泽东还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

  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在战场上凯歌高奏,为了克服军队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并批示说:“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5、薄一波:毛泽东用《水浒》讲领导革命要“从承认、照顾山头到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相当熟悉,关于这四本书在其政治和军事生涯中的作用,大家都已熟知,这里仅仅据一两个例子说明毛泽东对《水浒》中管理学问的借鉴:

  首先,毛泽东从《水浒》中学习平衡党内各“山头”的利益。薄一波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其次,他借鉴管理党内干部的经验。他曾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6、50年代用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内容构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年轻时曾非常崇拜康梁,特别是对康有为的《大同书》极感兴趣,书中有关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的具体描写,给了毛泽东对理想世界的最初想像,也对毛建国后构想社会主义社会图景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李锐曾对此论述说:

  “《大同书》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要废除家庭,讲“居得公室……食有公厨,游有公园”……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大同书》中说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提法,多年之后是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6月版P99-103)

  7、引用《三国志》中关于“五斗米道”的描述鼓励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1958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时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12月7日武昌会议期间,他又提到此事:“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汉末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这些言谈话语表明,毛泽东对张鲁“五斗米道”推行的“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社会制度很感兴趣,认为应该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施行类似措施。

  9、1958年借鉴《共产党宣言》中的九大措施“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1958年各地迅速掀起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年9月以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在很多地方作了圈点批画。从这些毛泽东重点阅读和批注的章节我们可以知道其当时的治国思路和措施从何而来: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一)夺地产,将地租转充国家支出之用。(二)收高额累进税。(三)废除继承权。(四)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五)经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六)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七)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八)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九)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那么,这些措施是如何施行的呢?以第七项措施为例。毛本人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P123)

  10、要求各省市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大跃进”鼓劲

  大跃进期间,为了给“大跃进”鼓劲,并纠正跃进中一些不符合其本人判断的现象,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什么毛泽东要让大家读这两本书呢?这从毛泽东关于这两本书的谈话中就可以找到原因。

  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读书时的一些心得:

  “为什么苏联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

  “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为大炼钢铁辩护的:“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

  当谈到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时。毛泽东很不满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11、中央会议让干部们读《唐宋诗词若干首》,“不要一开会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

  据陈晋介绍说:“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各个省的书记,毛泽东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唐宋时期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明朝诗词若干首》(明朝时期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这就是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12、1973年推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暗示其应该要有长进

  1973年7月4日,身体每况愈下的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有这么一段:“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可见,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高层的情况还是很清醒的

  同时,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毛泽东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读这个传,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详细]

  12、1974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在京沪杭到处找笑话书

  毛泽东读书并非都是十分严肃并带有政治色彩的,有些书是其用于休闲的,比如笑话。据毛泽东晚年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回忆说:

  “毛泽东晚年爱读笑话书,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1974年1月1日他的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我将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毛主席住处。他第二天就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1月2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主席自己的存书中找出14种21册。……2月23日他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6月4日晚饭后,主席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我们‘全面出击’,与北京市的各大图书馆都联系,找出了20种55册。一个星期后,他告诉我们:‘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京城大小图书馆我们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般不出借的馆藏善本也都拿出来了。……毛泽东又要我们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上海和杭州。从1974年6月下旬以后,开始‘兵分两路’继续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毛泽东第一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前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

  结语:无论是用于军事谋略还是政治领导,毛泽东的阅读都带有明确的政治色彩,书对他而言,更多的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手段。

   于瀚,腾讯历史 2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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