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0日 星期六

新世界体系,新竞争模式:论大国与强国之间相互超越(下)


  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巨大差异

  西方文化的概念通常与西方世界传统定义相关联。西方文化是其文学、科学、音乐以及哲学原理的集合,并且有别于其它主要文明,适用于受西欧移民或殖民影响强烈的国家,并不仅限于西欧。这些传统,大都被列入西方经典。西方文化被用于许多方面,不管实际使用正确与否。它包括美国文化、唯物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商业主义、性的享乐主义、帝国主义、现代主义等等。⑤

  有别于西方文化,中国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且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⑥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强国欺侮弱国,大国吞并小国”,“强凌弱,众暴寡”的潮流,⑦“大国之间也相互争夺,战乱连年不止。”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即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与精神核心。孔子所倡导的“礼、仁”思想,原本是为恢复西周的封建社会制度,然而这个理想的学说对于后世巩固统治秩序却成了指导思想,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也有教育作用。所以,“孔子所创的儒学长久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⑧

  孔子及传承人创立的儒学思想自创立以来,长期受到其他学派的挑战。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才是统治天下的道理。杨子提出的“存我为贵”、“侵物为贱”的理念,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今天看来,同样符合人类生活的逻辑。荀子为孟子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的思想,提出的“性恶论”含义是:人都有欲望,想多占生产物,因而相互争夺,破坏了“礼”。荀子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儒学,又趋向于法学。老子学说的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被其称之为“道”。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总结了荀子、老子等学说后,提出了法制理念,认为无论身份高低,一律遵行统一的法令,犯法者都要用刑法治罪,举国上下都要守法,君主才能“无为而治”。⑨

  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不免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逻辑,当“国泰民安”之时,儒家文化备受尊崇;当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法家文化永远是改革者或胜利者推崇的真理。如按老子的哲学思想理解,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应承认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的。我们无意贬低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仁、礼”,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儒家文化产生于近3000年前,孔子虽为儒学创始人,可他当年周游的列国只是当代中国的各省。换言之,孔子当年既未漂洋过海,更无与西人打交道的经历。这无疑是儒家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时,显得那样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尚处于重大转变的序幕时期。从清王朝的建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二百余年间,中西关系的状况原则上处于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清帝国由强盛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和经济侵略。⑩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列强侵略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各种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抗争。这一侵略和抗争的对立,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却又经历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复杂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也正是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11自西学东渐后,中国迫不得已与西方接触,而中国并非是西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东方型的传统“天下”国家。当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相互碰撞之时,不免产生巨大的文化摩擦。中华帝国的治国方略,就是“华夷秩序”。华为文化发达者,夷为文化待发者。这也就出现了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朝贡国等概念;产生了“治人”与“治于人”的古典政治传统。12无论是“以华治夷”观,还是“以德服人”的思想,都是族群不同、文明程度不一、生活习俗有别、文化水平各异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的政治规范。

  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里,“王”与“霸”,原本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两种治理天下的制度模式,即“王天下”与“霸诸侯”。后经春秋的争霸与战国的兼并,“王”与“霸”逐渐演化成“德”与“力”。两宋以后,伴随着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趋向的加强,“王”与“霸”又被演绎成“王道”与“霸道”。“王道”是公、正、诚、义、善和天理的表征;“霸道”是私、偏、伪、利、恶和人欲的体现。13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持续了几千年。

  谈及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就不能只用一个“和”字来概括,这既不能充分说明历史事实,也无法让周边国家服气。14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自西方列强彻底摧毁了“华夷秩序”体系后,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统思想不能与时俱进,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深刻教训。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一个不甘于放弃旧体制的中华帝国,也只能在衰落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并非平等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制”在西人眼中被看作是“霸道”的逻辑,因此,他们就抛出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法原理,当我们总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中心来审视近代乃至当代国际关系,恐怕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潜在的真实含义。

  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运行的是两个轮子:制度与道义。传统中国尚德不尚力,由此演绎出来的重内在自觉轻外在规范、重精神轻物质的行为取向在近代陷入了两难困境。而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奉行的实力原则,以及由此孕育出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国际道义的缺失。15传统的儒家思想,自近代以来被时代所抛弃。当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之时,我们既要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更应与时俱进,充分认清西方文化的价值所在。只要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一个能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强国。

  大国应负起大国的责任

  在当代世界,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无疑是世界大国。中国是世界大国,作为强国仍需努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改变了自己,震撼了世界,16但仍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而非军事强国。中国在海外既无驻军,更无军事基地,中国军队的宗旨是维护国防的安全与稳定,保卫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

  前文已指出,美国利用二战成为世界大国,同时更是经济、军事强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思想,采取强权政治,其核心就是认为自己非常强大。“9·11”事件的发生,让美国不得不低下头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联合反恐;由华尔街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次证明了美国经济的脆弱与潜在风险。

  当一切平静后,美国又开始实施“深谋远虑”的亚太战略,与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等国大搞联合军事演习,实质就是针对中国。美国号称要重返亚洲,而事实上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今天,美国一直在染指亚洲事务,唆使与挑拨某些东亚及南亚国家与中国为敌。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美国现在几乎已不再掩饰在亚洲打造反华体系的企图和行动。实际上,相关的进程早已开始,只是去年中国强化自己的南海问题立场时才得到强劲推动。无论中国行事多么谨慎,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都会使怀疑中国诚意的国家自动增强自己的立场。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对抗逻辑中确定自己的政策,企图在当前不明朗的局势下不吃亏。总之,南海争端将会加剧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抗,威胁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应直面现实,勇于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事实上,“美国正与中国进行持续和平时期的竞争,其核心是对国际体系构想的冲突。”17

  毋庸置疑,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也是军事强国。冷战期间,苏美对抗不仅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与走向,也使全球与地区安全受到严重挑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军力有所衰弱,尤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不仅延伸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也令俄罗斯再次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再次印证了这是一个敢于直面挑战的民族,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挑衅的情况下,它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就敢在日本海进行战略巡航,在靠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俄北极空域举行巡航导弹实弹射击演习;它的战略核潜艇,竟然能够在美国近海潜伏数周,居然还未被美国所发现。俄罗斯实际上再次警告美国,它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对抗。

  印度与巴西同样是发展中的大国,其军事与国防实力尚需增加与完备,参与大国之间的相互超越不是没有可能,还需积蓄足够的力量。由此可见,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主导世界的主要力量。

  大国与大国之间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还是相互为敌、谋求某一方的世界霸权?这是值得每个大国深思的战略问题。大国应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不应用冷战的思维,审视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毕竟不同了,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等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都面临机遇与挑战。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国之间只有在坦诚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是最好的抉择!

  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不断采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颜色革命”,力图确保其全球霸权的地位。后冷战时期,美国并没有摒弃冷战思维,只是用另外的方式,以经济援助为幌子,凭借北约的力量实现军事东扩。

  俄罗斯是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形”关系中重要的一边。美俄关系的冷暖,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是敌或友,同样影响着俄美关系的走向。伴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计划的实现以及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再增强,它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必将扮演愈来愈重的角色。18在未来几十年内中俄两国均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彼此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因此,在维护世界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两国有共同利益。

  中俄的和平发展都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阻遏,需要共同应对,相互支撑。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在建立新的战略平衡和营造新的国际秩序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19

  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20胡锦涛的讲话,再次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在未来必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甚至产生担心和猜疑。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扩张的老路。强化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动辄进行武力干预,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时代潮流。中国无意也无力在亚太排挤美国,希望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尊重中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21加强中美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出发点是友善的,但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成为朋友,更不愿意与中国和平相处,不尊重中国关切的重大核心利益,中国的外交应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再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不能说是与时俱进的智慧体现。“韬光养晦”是中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作出的战略选择,而并非战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乃至与美国“暗度陈仓”的某些亚洲国家,中国外交应按西方的思维模式与理念,勇于直面表达自己在捍卫领土完整、国家尊严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与领会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此概念的深邃内涵!中国不仅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对我有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的重大国际事务,以此赢得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霸占的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方能从真正意义上树立大国的形象,彰显大国的风范。

  世界必将多极化

  有学者认为,“目前和今后5年只有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开支能维持在千亿美元水平之上,其他大国都难以达到千亿水平。因此从物质实力角度分析,目前一超多强的实力格局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多极化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小。22这种认识与观点,显然是忽略或低估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主旋律的现实。

  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现出认同世界多极化的意愿,并致力于推动其发展;更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因自身实力的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的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G20、“金砖国家”等国际与地区组织的建立,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的确存在其曲折性与复杂性,不排除某些国家间的利益集团利用世界多极化,力图保证自身的发展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日本、印度等国也在通过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向政治大国迈进。其他一些地区大国也在潜心发展,谋求对地区事务乃至某些重大国际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世界是否在多极化?23这本是无需讨论的问题。诚然,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美国的“一超”极力干涉、阻止,企图长期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的国防开支虽已超千亿,但中国绝不会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必将走一条与西方不同,又有别与苏联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⑤http://baike.baidu.com/view/1820614.htm。

  ⑥金冲及:《七十后治史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⑦⑧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21、32页。

  ⑨以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梳理,详见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

  ⑩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11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封底说明。

  12张启雄:《中华秩序原理的起源——近代中国外交争分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08页。

  13胡礼忠:“王霸之辩: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行为取向辨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刊稿),第1页。

  14熊志勇:“传统思想对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王建朗,栾景河:《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5胡礼忠:“王霸之辩: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行为取向辨析”,《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刊稿),第20页。

  16黄卫平,丁凯:“对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再思考”,《学术前沿》(创刊号),2012年第1期,第35页。

  17日本《外交学者》:“美应承认中国是竞争对手”,《瞭望中国》,2012年第17期,第9页。

  18刘向文等:“三角关系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应对策略”,清华大学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中俄战略合作高峰论坛论文集》(未刊稿),第78页。

  19王海运:“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和战略认识基础”,《黑河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2卷,第8页。

  20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07月23日。

  21乐玉成:“2011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网站,2011年11月18日。

  22阎学通:“一超多强走向中美两超,多极化式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23杜燕凌:“不可阻挡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国当代世界中心,德国卢森堡基金会编:《“21世纪的世纪秩序——单边主义还是多变合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作者简介】

  栾景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荣誉博士。

  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当代中俄关系。

  主要著作:《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等。

  栾景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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