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我從寄宿學校「廣州師範附設第一小學」畢業(前身為美國教會辦「協和小學」)，當時年紀太小，不習慣寄宿生活，就硬是不再服從父母「學蘇聯」「從小 過集體生活」的安排，自作主張地報考我家沙面(鬧市區內一小島，前外國租界，「解放」後只保留了若干外國領事館和讓少數外事單位入駐，與外界接觸不多)附 近位處傳统西關商業區(有很繁華的商業和發達的輕工業，所以聚居了很多「民族資產階級」家庭) 的走讀中學「廣州第23中學」，因而認識和接觸到各種家庭出身的典型廣州少年，對我認識社會、了解人生有極大的帮助(其後的高中和大學又住進了高墙深院的 校園，無形中又和社會脫節了)。孫紹庭同學就是我初中三年的同學之一。那年代小童入學讀書早，學生普遍年齡偏小，我是全班最小的一個，進23中入讀初中一 年級時還未滿十一歲，他最多比我大一两歲，也就是十二三歲的光景，孫同學瘦高身材，眉清目秀，一頭微黄微卷的秀髮，好一個美少年！更難得的是他擁有一身白 的肌膚，這在南方亞熱帶城市廣州就更顯得出類拔萃了。他常穿一條藍色牛仔褲和白色回力球鞋，像一個運動員，予人一種健康瀟洒的感覺，很得全校女生的青 睞。
五十年代中後期，當時的社會生活已經相當政治化，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毛澤東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 合」的教育方針。學生不但要一年两次到農村參加夏收、秋收勞動，其他時段還「運動」不斷。1957年初中二年級，幾乎是整學期停課寫大字報参加「反右運 動」，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索性在擠迫的校園內建起一座「小高壚」土法煉罁。總之，在毛澤東烏托邦统治下，中國原有的社會秩序己被彻底破壞，學校己 不成其為讀書求學的地方，變成了一個政治活動的場所，老師不再教書，學生不再上課，都去「大躍進」，「大煉鋼鐵」去了。而十來歲的初中學生正是求知慾和學 習能力最旺盛的年紀，讀書不成，大家的學習模仿精力就自然向旁處發展了。
五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普通家庭唯一的文誤享受和身份象徵就是電子 管收音機，能夠在家裏用收音機收聽新聞、音樂和戲曲已經是最大的享受。我家隔壁的王局長家裏有一部「東方紅」牌收音機，在正面金黃色的絲絨屏幕右上角開了 一個盾型小洞，金色銅條鑲邊，裏面緊貼著其中一個電子管。那個時候最高級的就是五管、六管「超外差式」電子管收音機，電子管好像圓柱形小燈泡一樣，裏面的 柵極通電後會發出微弱的紅光，漂亮極了，成了我們一眾小童最羨慕的東西。市面上賣得很貴，要一两百元一部，相當於普通工人四五個月的工資，普通人家很少人 買得起，實際上也沒有多少人願意花這么麽大的價錢去買來日夜聽「黨」的說教，但却很自然就成了青少年科技愛好者研究和躍躍欲試自行制作的目標，同學少年興 起自制收音機的熱潮不過是覺得「好玩」，挑戰自己的能力和少年旺盛的精力無處發揮而己。我們班上孫紹庭同學和住他家鄰近年齡相仿又有共同愛好的顧同學就全 付身心沉浸於自制收音機的熱潮中，班上有一群年紀比我們稍大些的公子哥兒，課餘時候經常在課室裏高談闊論如何安裝電子管收音機，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成了這 一課外活動的核心和領頭人，成了我們班甚至全校首屈一指的「小發明家」。他們每天都在談論著什麼地方有什麼零件出售？什麼價錢什麼型號什麼功能？多少 「歐」？多少「安」？如何如何安裝、效果如何如何？……，談得興高采烈，深深地吸引著我們這些門外漢。到現在我還記得他們稱可變電容器為「灑」，不知是譯 音還是土話？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兩個都住在學校附近，他們在家裏都有自己的小房間，裏面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收音機零件，和自己裝嵌的成品和半成品，惹得班上 其他同學或多或少都捲入了這個自己動手裝嵌收音機的潮流，對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擁有自己的小工作間羨慕不已。在我印象中，似乎他的手特別靈，在我們看似天 書一樣的收音機線路圖，他不但能講解得頭頭是道，到了他手裏還很快就能變成現實，按圖焊出一架收音機來。
1959年，「大躍進」餘波未了，有些學生棄學從工去了，學生流失，人數減少，學校搞「勤工儉學」、「半工半讀」，進行拆班分班，我和一些年齡較小的同 學被分到全日制班，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等一些比我們大一两歲看來成熟得多的同學被分到「半工半讀」班，初中畢業後我進了廣雅中學住宿，，孫紹庭同學和顧同 學他們有些就直接進工廠了，從此就再也沒見過孫紹庭同學。
在專制统治下的社會，一切被高度政治化，學校己不再是學子求學之處，變成了一個 為青年學生洗腦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政治塲所，中小學不但開設「政治課」列為升學考試的科目，語文科簡直成了毛澤東和魯迅的專用領地、甚至數 學、物理的應用題都例必加入牽強附會的政治內容。青少年學生被利用作政治斗鬥爭的工具，動輒「停課鬧革命」，真應了抗戰時期華北學生大聲疾呼的「xx之 大，己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至於工農階級名義上是「領導階級」、國家的主人，擁有一切；實際上成了附屬於工廠和土地的奴隶，一無所有：沒有任何財產 更沒有任何自由，更遑論什麽「創造性勞動」了。加上國家社會的整體貪窮、物資極度匱乏，人民的日常生活了無趣味。當時據說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都很走運地被 分配在「廣州機床廠」這樣設备完善的大廠，但是基於社會制度的缺，像他們這樣聰明伶俐富想像力和創造力的青年工人并沒有任何發揮他們潛能的機會，他們繼 在中學裝收音機玩厭了後，興趣轉移到攝影上去了，於是家裏原來的無線電工作間變成了暗房，在那里不停地冲洗、印晒和放大照片，又過了一段時間後，拍照冲印 己滿足不了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居然和幾個同學朋友一起，玩起拍攝電影來，幾十年後當我聽說這一切時，還為六十年代廣州青年人的前衛玩意驚訝不己。
須 知那是一個匱乏貧窮且閉關自守、社會被高度鉗制和嚴密監管的年代，拍電影是電影制片廠專業人士的事情，且經過層層審批後才能上映，普通老百姓有黑白電影看 看己經謝天謝地了。可是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他們不但敢想而且敢幹，却萬萬想不到因此惹來殺身之禍！他們生在較為寬裕的家庭，又隨着社會時代的潮流年紀輕輕 就参加工作，領一份工資，家庭不但不需要他們供養，還養着他們，他們的一份工資就全數用於他們的業餘愛好上。加上廣州鄰近港澳，幾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關 係」，海外親友不但常在經濟上接濟大陸的親友﹔還經常為內地親友的大人小孩帶回食物、衣物和日常用品，還有許多外國的新鮮玩意，於是廣州成了全國「解放」 後唯一仍能見到進口貨的城市，甚至在國營的「舊貨市塲」和傳统特色的「天光墟」(一種衹在半夜擺賣，天亮即散的地攤集市) 也能「淘」到一些進口物品。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以及幾個有共同興趣和愛好的同學之間用「隨緣樂善」(即「自願隨意」) 的辦法暮集資金，并分頭到舊貨市場及天光墟去尋寶，有一位江同學的表哥常從香港過來度假，年輕人志趣相投玩在一起，時有為他們帶些小器材小零件(後來却被 誣陷為「反革命小集團」與「境外反動勢力」勾結！) 顧同學在天光墟淘到一部不會轉動的舊手提攝影機，如獲至寶，回到自己的工作間和孫紹庭同學一起進行解剖研究，發現小馬達壞了不會轉動、有一個傳動齒輪崩了 齒，所以不能運行，於是他們更換了小馬達，還在上班的工廠裏遍尋合適的廢品齒輪再加工琢磨，終於把這台又舊又壞的攝影機修好了。可是沒有電影胶片還是無法 達成理想。那年代的中國大陸莫說電影胶卷，連老百姓用於拍攝生活照片的黑白菲林都很短缺，電影胶卷則屬管制物資，衹有電影制片廠和電影攝影師才有權接觸 到，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他們一籌莫展，最後還是靠了江同學的表哥從香港帶回25英呎過期的8mm電影菲林「片尾」(大約是拍電影或廣告用剩的尾段) ，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如獲至寶，雖然只可拍攝短短6分鐘的黑白影片，且是無聲的「默片」，但畢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現才能，過一把電影制片癮的機會！於是 顧同學自告奮勇當起了編劇導演兼攝影，請來了美少年孫紹庭同學和他漂亮的女朋友郭小姐担當男女主角，為節省經費也為影片有美麗和富詩意的背景，他們帶上充 當「塲記」和打反光板的同學一行模仿專業電影外景攝制隊的模樣於1970年1月浩浩蕩蕩騎着自行車去到廣州郊區羅崗，借「羊城新八景」之一的「羅崗白雪」 作背景拍起僅僅六分鐘的男女两主角談情說愛的「愛情片」，其實，據顧同學回憶，短短六分鐘內鏡頭所見不過男女主角時而牽手小跑、時而深情對視而己(放在今 天，不過像一段普通的廣告)祗是他們為了一過拍電影的癮，胡亂玩了些遠景近景、特寫鏡頭、淡出淡入的手法而己。廣州地處南國，即使冬天也不可能下雪，所謂 「羅崗白雪」是指滿地梅花的花瓣，於是給這自拍的短片起了個富有詩意的片名《梅》：既是片中女主角的名字也與背景吻合，還自鳴得意地制作了片頭，署名「金 帆電影研究室」(後來竟被指是「反革命小集团」、「裴多菲俱樂部」) ，據說孫紹庭的漂亮的女朋友郭小姐曾演過話劇，所以片子雖短雖簡單，倒也似模似樣，制作成功後在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的暗房中首映，邀請同學朋友來觀看，獲 得一片掌聲喝采聲。
本來這不過是一班精力過盛的小青年好玩「貪得意」之舉，却不料驚動了街道居委會那些戴紅袖章的小脚老太婆和工作單位裏 某些神經過敏的權力喪失恐惧症患者，不巧當年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收官階段，各种勢力重新執位，不惜莫明其妙地挑起各式各樣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以打擊異己。70年代初，正是「一打三反」紅色恐佈席捲全國之際，他們捕風捉影地將孫紹庭同學和顧同學自拍電影的神秘活動看作是「反革命小集團」地下活 動，廣州機床廠的當權派派「民兵」非法拘留了孫紹庭，非法搜了他的「家」，把他關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對他進行刑訊逼供，，顧同學和其他幾個有份参與的 同學和朋友均於同一時間被各自的工廠或工作單位拘留抄家，於是所有平常的物品都被視作「反革命活動工具」，所有業餘愛好的活動都被視作「反革命地下活 動」，各單位都想搶「破獲特大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頭功，於是所有参與無線電收音機制作和電影攝制活動的同學和朋友都受到牽連，被「逼供信」，他們制作的內 置天線短波收音機被指「收聽敵台」甚至被指是「發報機」「與境外反動組織聯絡」、他們的「隨緣樂善」捐款記錄被指是特務名單和特務經費，江同學從香港來的 表哥送的禮物被指是「接受境外特務機構的資助」他們所拍的電影短片《梅》也成了重大罪狀，被指是「黄色電影」「進行反革命宣傳」，「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廣東省的「黨報」頭版頭條登出聳人聽聞的大字標題：「我市破獲全國首個最大的『裴多菲俱樂部』！」并層層傳達所謂「紅頭文件」稱在廣州市破獲了全國 首個制作黃色電影「進行反革命宣傳」的『裴多菲俱樂部』！影响之大范圍之廣，駭人聽聞。
須知，當年據中共的官方宣傳稱1956年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匈牙制發生「暴亂」「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罪魁禍首就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文藝沙龍『裴多菲俱樂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爆出來的「黨內機 密」還無比自豪地宣稱是中國的周恩來總理親赴蘇聯「强烈要求」和「迫使」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的。
頂着這樣嚴重的「現行反 革命」帽子，孫紹庭同學、顧同學和一眾被牽連的同學、朋友的處境可想而知，大會小會批鬥、「體罰」(即挨打) 、嚴刑逼供、「疲勞轟炸」(即白天黑夜連續提審逼供不許合眼) …….. 各式各樣「無產階級專政」的玩意，年僅十來歲的他們都一一嚐過了。搞到最後，如同中共掌權後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所制造出來無數的寃假錯案一樣，往往都是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敖過了運動，他們終得釋放。據說專案人員不相信幾個毛頭小子居然能拍出一齣小電影，硬是懷疑與廣州機床廠毗鄰的珠江電影制片廠有 技術人員参與，該案有「幕後黑手」，結果在珠影翻箱倒櫃地查了半天，不但查不出什麽「躲在背後長鬍子」的「黑手」，反引起許多電影界老前輩驚呼：(社會 上)「後生可畏」、(電影界)「後繼無人」！「專案組」自討沒趣。
但是，中國大陸這個社會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一切都被「黨」掌控着， 除了有形的監獄，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宛若一個無形的監獄，凡是被戴上帽子的「五類分子」被批鬥打倒過的人，不但自己重出社會難以立足生存，連子女親屬都受 株連被歧視，當年，孫紹庭和顧同學他們正是處於這種萬般無奈的處境，加上當年的大環境：成千上萬在中國大陸感到壓抑、感到失望絕望的工人農民、知青乃至機 關幹部、知識分子利用廣東的地緣之便紛紛「用脚投票」偷渡出境，孫紹庭的漂亮女友郭小姐在孫紹庭被關押批鬥期間為了避禍也隨大流偷渡到澳門去了，於是，孫 紹庭很自然地就產生了這種彻底解脫的想法，當年有同學勸過他，對他說過：你與其他一般人不同，其他人偷渡失敗了，頂多「教育」一番就沒事了，你被「批鬥」 過，在當權者那裏有「案底」，萬一偷渡失敗了勢必「罪加一等」，說你「叛國投敵」新帳舊帳「炒埋一碟」(一起算) ，後果不堪設想，可能孫紹庭當時的處境實在難過、也可能愛情力量的驅使，他沒聽進去，反而下定决心，義無反顧地奔向邊境。後來的故事是據同行者說，孫己到 了珠海一個離澳門邊界只有50米的名叫「白眉」(音？)的地方，咫尺天涯，趟水可越，這是當年最後一個見到活着的孫紹庭的同學提供的唯一的「最後消息」， 可是當年的小發明家美少年孫紹庭却從此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幾十年來，親朋好友同學想盡千方百計找尋他，都沓無音訊。
少年孫紹庭同學令我們深深地懷念，他永遠存留有在我們的記憶中。可是，這不單是他個人的不幸，而且是千千萬萬有相同遭遇的中國青年的不幸，也可說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不幸。 我們有權問一句：是誰造成了他的悲劇？造成社會的大悲劇、時代的大悲劇？我們怎樣才能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這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認真思考的問題！
(寫於2011年11月25-30日，香港)
少年孫紹庭同學
李大立，《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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