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未大旱”到“丁戊奇荒”

　　在如今的江苏、杭州等地，举凡能够查出家谱，且其家族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迁至如今居住地的，其祖上若非陕甘人氏，便是关外的出身。究其原因，左不过出那场被后世史家称之为“丁戊奇荒”的四年连旱。

　　在对“丁戊奇荒”的流民进行追踪考察的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现象，为中国同类自然灾害所未有。第一个现象在于这四年的流民无论是数量还是迁徙规模，都非明清历次荒旱所比拟，其死亡人数据帝国政府官方估算，也达到了上千万人。另外，丁戊流民有极大部分在迁移至落难地后，多于此定居，而后祖辈繁衍生息，未在回乡。

　　这种特殊现象，确乎为中国历代荒旱所未有。以距丁戊最近的道光“丁未大旱”而言，时年祁寯藻上书“开放吉林垦荒之境”，遭至道光而至穆彰阿等满朝君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东三省为“大清隆兴之地”，“祖上万年基业”绝不可擅动。因而那次大旱，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七百多万，而那次人口流动的特征颇具典型性：大量的灾民离乡背井变成流民，而流民在对国家粮食储备造成威胁之际出现大量死亡，既而大旱过去，流民返乡。纵观道光年的历次大旱，流民迁徙的现象虽然存在，然而因为流亡线路传统且未加适当引导，故而流民在到达一定地方之后觉得无路可去，自然裹挟着新的流民取道回转；而流民的大量死亡，则是在流民的数量达到峰值之后，由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自然衰减，其中并没有人为的因素。然而丁戊奇荒则呈现了奇怪的景象：七省连旱，进而半个中国都在迁徙；人口死亡，非但没有造成流民状况的更加恶化，反而在这样的死亡之间得之内部机制的主动调节；流往目的地出现定居，且颐养生息、终未回乡；更奇特的是，“丁戊奇荒”竟然出现了没有流往，并且凭着政府及士绅援助而躲过灾难的大量灾民。

　　30年的时间，何以变化如此之大？关键的原因还在帝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及灾害应对能力方面的有效推进。

　　道光年的大旱，尚未改革开放的帝国政府所走的是一条简单而别无他法的“赈济”路线。一处受灾，灾民离乡，则流民所到之处，府县开仓放粮，如此吃空一处，再向下一处吃，这样恶性延续，则被吃空处的荒民又变成了新的流民，他们裹挟着受灾地区的流民，继续向下一处吃。这样的行进路数犹如“滚雪球”，不仅不利于灾民获救，更加重了国家的粮食负担，同时也在粮食歉收的荒年为大清帝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道光君臣应对这种威胁的办法，便是等待流民通过自然死亡在群体内部进行消弭，再不过便是等到灾年过去，风雨和合，流民自行回乡耕作，旱灾便才正式宣告结束。

　　道光年的这种应对灾害策略，受到很多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以穆彰阿、保胜等人为首的朝臣，他们鉴于旧有的抗灾经验，天真的认为上述的流民逻辑不可抗拒，且为“天伦定数”，“待流年雨顺，自然平歇”，故道光政府对于流民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开仓放粮、任其流向，不想管也管不了的“无为”作风。而其造成的危害，便是哀鸿遍野，国家粮食安全甚至国祚稳固都受到了必然的影响，这一时期白莲教的兴起，便是最好的佐证，也是这种流民矛盾的总爆发。

　　而丁戊年，旱灾的程度远超31年前的丁未，大旱的恶劣程度也是丁未以及明清两代历次旱灾所难及项背。大清十八行省中，陕甘、川汉、宁夏及东三省地区都陷入了裂地千里的可怖局面。据当时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援引帝国官方资料记述，有近亿人成为流民，逃荒出省。然而令西方记者震惊的情况在于，此次流民行进，并没有呈现三十年前那样的混乱不堪，整个行进过程秩序尽然，并且有很多流民还就地成为了地方“土著”。

　　这得益于此时的帝国官员在抗灾能力上的提高，以及在应对人口迁徙过程中的科学化管理程度的加深。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闻知流民出省后，便迅速而巧妙地安排了粥厂的摆放路线，这条路线绕开京畿，且绕开天津的核心区，直接绕着京津重地潇洒而过，使得流民有秩序的进入了该年尚还有些存粮的河间、保定及郑州地区。这种有效的通过粥厂路线设置引导流民迁徙的方法，亘古未有。且在流民到达河间、保定地区后，李鸿章着盛宣怀带领当地富户、士绅收容难民，并号召难民“为此地官绅为奴”，或“但得长技，自谋营生”，用这样的方式使难民真正转化为当地的百姓，融入当地生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流民只吃不做、吃完走人的恶习对于当地粮食储备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李鸿章的做法是积极的，这种做法存在高度的系统性，其在容留了大部分难民的同时，也使得流民避免了对于京畿的危害及影响，更有效地将不愿意就地容留的流民有方向性的引导至物产丰盈的地区，从而避免了流民在行进过程中的数量累加。

　　但出了直隶，便是出了李鸿章的辖区，然而其并没有走出少荃的政策范围。李鸿章致函粥厂线路途径的各地州府，请求他们按照自己的路数逐地、逐县的容留流民。除个别地区基于党争或者其他原因未予执行之外，少荃的做法在齐鲁、两江、闽浙三省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其中最为积极的便是江苏巡抚吴元炳，虽此公与少荃为首的“李派”性情不和，然而他按照李鸿章的部署，在扬州为容纳流民而纵深性修建的“难民营”（也叫粥厂）可谓别具一格。这种“难民营”成“U”字形，除了入口处开一门以外，没有出口，流民只进不出。进入的流民如想出去，则或发回乡盘缠，或由看守军卒带领，前往士绅官宦人家为奴，或从事手工业活动，发给户籍。

　　在这样的层层消化、层层吸收之下，“丁戊奇荒”虽说也造成了近千万人的死亡，其迁徙的规模也远大于丁未，然而1876年开始的这场四年连旱，却并没有让人感到太多的荒芜。人们看到大旱之下的帝国在进行迁徙，帝国的人口在利用这次灾荒进行着重心的转移；丁戊之后，“三北”地区在也不是大清帝国的人口重镇，中国人口自北向南的历史流动，也在这次大旱之后基本定局。

　　丁未年的哀鸿遍野，在丁戊以降的四年时间之内，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引子，也成为了帝国社会改革推进的凭借。半个中国的灾民在流动，大旱而后的希望也在流动；帝国的流民在迁徙，而如今的很多苏浙人民的祖先，也在这样的迁徙中获得新生；帝国的新人口模式，更在丁戊的大旱面前逐渐的酝酿，并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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