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对待革命党内部不同派别手段：杀戮

核心提示：他在对付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对手时，使用了无情的杀戮手段，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陈其美。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就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的。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仅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更象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象是革命的政党。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败笔。在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

洪宪帝制呼之欲出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爱将被杀耿耿于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死前不久，还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陈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年仅40岁。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了。

面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面对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而又背叛民国的袁世凯，陈其美还不失为是一个英雄。但他在对付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对手时，使用了无情的杀戮手段，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陈其美。他果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如雷厉风行，办事果断，富有实干精神，有胆力、有气魄，是同盟会里不可多得的干才，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反对袁世凯独裁、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当然是希望把中国带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他的这些行径却和民主共和的目标根本不相容，和人性、人道的原则背道而驰。他的心中没有丝毫人权的观念，也缺乏对民主、法治的真正理解，刺杀李燮和、陶成章，枪杀陶骏葆，暴露出他人性中最阴暗、最残酷的一面。

没有对人性的觉醒，没有一个保障人权的制度，即便是信仰共和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也同样会草菅人命、践踏人权，这不是靠铁与血就能解决的。

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没有这种人性的认识，人类将永远在黑暗中彷徨无地，什么样惊心动魄的革命、什么样漂亮动人的口号都不可能给人类自身带来真正的光明，都不过是一些人杀另一些人而已。陈其美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八个人没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也算是为他自己一年后的复辟事先辩护。

闹剧在历史上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仅仅一年以后，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又和康有为一起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在这次的内阁成员中，就有好几个洪宪帝制的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张镇芳是度支（财政）大臣、雷震春是陆军大臣、杨士琦是交通大臣。几乎都是要职，其中前面三人就是十三个帝制祸首中没有遭到通缉的，更显示出民国政治的荒唐，如同儿戏。

张勋事先曾邀请杨度进京参与复辟，被他拒绝了。张勋复辟的第三天，他向张勋、康有为公开发出通电：

，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当场答复他们的数十条质询，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表示要主张到底，“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引起朝野注目。这也是他和袁政治上结合的开始。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这一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他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在以后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就销声匿迹了。袁世凯被黜后，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1909年他上奏请厘定君民的关系、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作为宪政实施的宗旨，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不久他就请假回乡，直到1910年资政院将要召集前才回京。在

国会请愿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他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奏请立即召集国会。他列席资政院开院大会，说明他参与起草的新《刑律》，是当时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傅国涌，摘自《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