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如何过关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仅次于陈毅、粟裕的第三号人物，深受毛泽东喜爱。1954年起，谭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他个性鲜明，快人快语，爱放炮，人称谭老板。

“大跃进”时期，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不但没有向头脑发热的毛泽东提供比较符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的降温措施，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冲锋陷阵，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这次大会，谭震林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下发。①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简报上，但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谭震林因此成为这次大会的一个“人物”。

说起谭震林，“大跃进”期间，确实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在南方、在北方先后召开几省、市的分片农业大协作会议，召开小麦、水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专业会议，召开水利、农业机械等现场会议，大做促进工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传要“大跃进”。他还马不停蹄地到处视察，比较典型的一次，仅用10天时间就跑了30个县，一天3个县。想想当年的交通状况、乘车条件，就可以想像他是怎样不辞劳苦，又是怎样走马观花了。他一路看下来，各地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使他产生了不仅调高的指标可以达到，而且能够大大超过的错觉，“大跃进”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他在中共安徽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来安徽，主要是看形势……我就看到了这个跃进的形势……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接着他又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②一种美好的想象，最终被现实击得粉碎。七千人大会上，杭州地区的同志愤愤地说：谭震林“乱批评人，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离奇口号，也是谭震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③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自己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大炼钢铁，二是人民公社，他无发明权，有推广权，主要责任在他，赞成的也分点成。其中特别提到谭震林，他说：“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④

从这时起，谭震林才开始清醒一些，此后的他开始做自我批评，也逐渐地谨慎起来。他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任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⑤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大会在讨论时，人们针对谭震林仍然提了不少意见。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认为，谭震林能够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对大家有启发教育作用。但又强调，谭检查的不够。说这个检查晚了，在去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应当检查，另外检讨的也不深刻。一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没有深挖。这种错误是属于离开了毛主席思想，离开了总路线的错误，是离开了正确的轨道，有“左”倾的毛病。二是对错误的危害没有检查，对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没有痛心之感。三是对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挖得不深。主要是骄傲自满了，官做大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四是检查中没有说清楚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五是农业今后如何办，没有提出几条办法。

有些人还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还有人尖锐地说，谭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是由于他的影响。他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路线性的？很显然，人们对谭震林的检查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表示不满意。

当时的谭震林一定压力很大。他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但要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显然是言重了。

谭震林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很传奇的一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但也犯过错误。“大跃进”期间，因为他错炮连连而走了麦城；“文革”期间，也因为他炮轰陈伯达、江青，被称颂为英雄。这就是真实的谭震林！

对“大跃进”的错误，过去的时间越久，谭震林想的越多，越是内疚。21年后的1983年，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反思，而且念念不忘，他说道：“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①毛泽东走了，谭老板还活着，但他对“大跃进”的错误，并没有推诿。这也是谭震林的性格，是他的高尚之处！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张素华，原载《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