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如何过关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②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③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18岁投笔从戎，参加了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担任师职，过了两次草地，可谓千锤百炼。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成为贺龙的搭档。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毛泽东曾表扬他，这“不是也蛮好嘛！”但“大跃进”期间，李井泉则比较积极，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颇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欣赏。1958年，李井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又晋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共六大中央局书记之一。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④，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四川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太低，现在还在饿死人；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这封信最后说：“中央如果要反对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后，还不积极贯彻执行。恐怕这也是四川连续四年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现在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李井泉没有放开让大家讲话，因而使四川同志的气越来越大。匿名信的出现，应该与此有关。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在开“出气会”时，邓小平才来到四川组了解情况。至于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可能因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应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他检讨的内容来看，大概已经知道了匿名信的情况。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李井泉的心情非常沉重。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很多同志对他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在四川同全国一样，粮食极度困难时，中央多次打电话从四川调粮，他抗争过，但中央强调要先保京、津、沪，“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②，请四川做出牺牲。因而，使四川缺粮情况雪上加霜，非正常死亡更加严重。这是四川同志有气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如何检讨呢？据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回忆：在检查前的一个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没有睡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看上去，他很为难。把调粮责任推给中央不行，把所有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也不是那么回事，心里矛盾极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在四川组的会议上，李井泉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代表省委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想想这几年拼命工作，换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严重后果，用陈振寰的话说，他在检讨时，心情非常“沉痛，声泪俱下”。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谈到了。如中央的纠“左”指示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对调粮太多的问题，他一方面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但也没有全部承担责任，只是说省委有责任，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与会者明朗和陈振寰的回忆，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陈振寰回忆说：“李井泉讲完以后，小平讲了几句话，很简单：‘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得多了些，四川死人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并顺利过关的情况来看，邓小平是讲了上述一些话的。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那些死去的乡亲，有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李井泉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调粮任务，虽然很不情愿，但当中央领导强调“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时，他顾全了大局，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到了雪中送炭。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①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不过李井泉因为交了过头粮留下的惨痛教训，也使毛泽东很难忘怀。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四川可能增产粮食50亿斤时，他告诫李井泉：“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在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又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②言外之意，在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方面，他没有兼顾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不过，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这种批评是十分友善的。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带来了1962年什么样的一个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张素华，原载《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