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特务案”的第一主角是个什么人？

　　2012年4月8日，“文革”中蒙冤遇害达1.7万多人的假案“赵健民特务案”的第一蒙冤人赵健民，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之于赵老，虽属晚辈，但相识达30个春秋，相知亦有所了解。回顾他的百岁人生，可以归纳说为民族为大众做出了十大贡献。他自青年时为追求公平正义、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加入中共、投身革命后，于1933年7月山东省委及全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中央和北方局失去联系时，挺身而出，独立工作，建立济南市委、山东省工委，并历经千辛万苦同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于1936年9月被捕时，虽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并在公堂之上力促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进行抗日；于1937年10月获释出狱后，沉至社会下层，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于全国解放战争中，率部转战黄淮、南下长江、挺进大西南；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呕心沥血，参与领导修筑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竭力抵制“左”的错误，由山东省省长贬至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而锐气不减；于十年“文革”中，反对极“左”路线，蒙冤入狱达2809个昼夜，而斗争不息；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退居二线，以实际行动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于改革开放的潮起潮落中，高度关注党的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反对腐败三大问题，适时向中共中央进言献策；于人生晚年的有限时光中，倾心倾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领导、研究、传播事业。他的一生，是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一生，是“舍生取义”的一生，因而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


　　本文谨就赵健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下半期抵制“左”的错误一事作一记述，以纪念这位为真理而奋斗的百岁共产党人。


　　为公求实与探索，“左”祸逼近全不觉

　　1952年11月，赵健民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他在铁道部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后，于1955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三书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省长。当年8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山东省委书记处，由舒同、谭启龙、赵健民三人组成，赵兼任省监委书记。

　　中共在大陆执政后，党内斗争的“左”倾趋向日益严重，山东尤为显著。1954年春中央发生的“高饶事件”牵扯到山东。4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到山东主持分局扩大会议，系统地揭发了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等问题。6月下旬，陈毅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建议撤销向明的党内职务，改山东分局为山东省委。注1中央同意了陈毅的报告。这期间，中央、华东局调舒同到山东主持工作，调谭启龙协助舒同工作。

　　赵健民为什么调任山东？据说是陈毅推荐的。原因有二。一因为舒、谭均不是山东人，而赵是山东人，熟悉山东情况。二因为1948年陈毅、粟裕野战军在冀鲁豫解放区黄河以北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时，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赵健民给予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给陈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赵健民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7月这段时间内主要在省委工作。此时，全省正在开展肃清向明影响的斗争，揭露所谓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问题。1955年10月，中央批复山东省委的报告，同意开除向明的党籍。这必然株连一批干部。这期间，青岛市制造出了一个王少庸（市委书记）、葛申（公安局副局长）等人“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后又发展为“反革命内奸嫌疑”案。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专案工作。赵健民当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反党宗派集团的内部问题，二是放走重要特务以及私商特嫌分子存有大量电台的外部问题。赵健民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反党宗派集团没有“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根据现有材料，还没有查出有外部问题，还不能作出有外部问题的结论”，还认为开除向明党籍“手续不完备”。无疑，赵健民的工作是实事求是、严肃负责的，但使一些人对其产生了否定两案的嫌疑。

　　1958年5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根据省委部署开展了“整风补课”运动，揭发出了所谓的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1956年7月赵健民从省委回省人委工作时，与王卓如在一起。他们二人，一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位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而且舒同要求赵健民“多依靠”王卓如。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进行工作。1958年3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济南，在与舒同、谭启龙、赵健民谈话中，批评了赵健民，同时严厉地批评说，“王卓如右倾保守，已形成障碍”注2，并要求将王卓如下放到工厂去。这实际上也是对赵健民的一种警告。不久，在“整风补课”中开始揭发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赵健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大前后，全党出现了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氛围。在探索中，赵健民认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关于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不可不切实际地求大求快，急躁冒进，要扎实稳妥，量力而行；关于党的建设，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并切实整顿基层干部队伍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他在不同场所，表达了自己的这些看法。赵健民还提出要重视抓在当时还没有摆到工作日程上的丧葬改革、计划生育、文物保护等工作。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赵健民在主持省人委工作期间，起草了《关于加强省人委领导的试行规定》。《试行规定》是根据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起草的。报告要求：“为了减少党委日常事物的牵扯，集中精力掌握大问题，目前要特别注意加强政府工作，建立和健全政府机关党的领导核心，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试行规定》中写道：“凡政府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季度和全年工作安排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应经省委审核、讨论决定。”实际工作中，省人委实行书记、常委分口领导的方式。为了减少工作摩擦，赵健民要求“凡书记、常委决定的有关分口的工作，各分口的副省长应无条件执行”。赵健民起草《试行规定》，是试图探索出领导体制中的党政正确关系的路子，可谓用心良苦。自那时，中间经过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至今日，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解决。


　　在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派之前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民主气氛是相对较浓的，不少人敢于在党内会议上坦陈己见。在山东，党内的民主气氛也比后来好一些。如在1956年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就批评舒同、谭启龙、赵健民说：“你们三个书记是南方来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又不多和我们联系、多听取我们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又如在1957年山东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应该让人说话的。赵健民对待上述意见，特别是来自地方上的同志的意见，都十分重视，视为正常的事情，没有向别的方面去想，更没有有意识、有计划地去同情、支持、利用这些意见。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毛泽东是意气风发。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尖锐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并在这年冬天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在1958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央南宁和成都会议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指责为方针性的错误。批评的结果，使各地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之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大幅度修改和提高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8月，他出京赴冀、豫、鲁视察，在济南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毛泽东转了一圈之后，在北戴河主持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在全国迅速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中，除了使用“鼓动”的一手之外，还使用“惩处”的另一手，即对持不同意见者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理论依据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对国内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则肯定了他的这一断言。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省是跟得很紧的。其中，谭震林对山东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使用的办法，亦不外乎“鼓动”和“惩处”。

　　在一哄而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各地放的高产卫星层出不穷。赵健民家乡鲁西北的寿张县放出了亩产“5万斤玉米、3万斤小麦、5至10万斤红薯”的卫星，省委专门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鲁西北的另一个县范县则提出了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竟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批示要陈伯达、张春桥前去一看。从鲁西北农村走出来的赵健民不相信这是实事。他到范县去亲自看了看，全是假的。他对笔者说，下去视察时，地方组织群众扭秧歌欢迎，还派出一位中年妇女讲人们听不懂的哲学。他问这位妇女读了几年书。回答说小学还没毕业。赵健民一脸严肃地对笔者叹道：“小学没毕业能讲哲学？这是大众化吗？荒唐啊！”笔者脱口而出：“不是大众化，而是庸俗化。”持这种实事求是态度的赵健民，显然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逆流”。

　　谭震林1958年3月4日在济南对赵健民的批评，使赵健民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批评的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对向、王问题认识不一致，不可原谅”，这是通牒式的敲打；“赵健民，你要注意，你当省长，并不要你做多少事，你的能力我们知道，你主要是巩固舒同同志的威信”，这是失去原则的批评；“你对农民的看法有问题。农民对大局的看法是清楚的，不要共产党，他不干。他只是多吃了两个鸡蛋、两块肉，看不清楚。”这后一个问题的起因是，赵健民分管政法工作，对基层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要求查处，如曲阜发生的逼死转业军人事件等，并没有要求处理多吃了鸡蛋和肉的农民。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拔高的批评。

　　谭震林批评了赵健民之后，还不解气，又于4月14日致函山东省委，提出山东工作存在四个问题，之一是“省人委不愿意贯彻省委的指导思想”，把矛头直指赵健民。不久，他又指示说：“给你们把火放起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斗争？！”“放火”是指4月14日他给山东的信，“不斗争”是指舒、谭没组织斗争赵健民。这时，赵健民虽然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但没有察觉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仅过了一个多月，谭震林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5月22日再次批评了赵健民：“向、王专案是大是大非问题，你站在非的方面。你有情况不给我讲，而给邓小平、安子文、李先念讲。”当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李先念亲自找赵健民了解向、王专案中的吴若岩问题。一位省长向中央领导同志、向组织部门谈意见、反映情况，何错误之有？若认为是告状，那这种状为何不能告？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谭震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这是适应“大跃进”运动的说明。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谭震林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无情“火烧”残酷斗，铁骨铮铮不回头

　　进入6月，“火烧”赵健民的斗争开始了。山东省委召开了整整25天的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补课”，重点是批判山东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总代表和反冒进的急先锋赵健民。开始，赵健民虚心听取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进行检讨。后来，许多批判越来越离谱，由渲染、夸大、歪曲发展到颠倒黑白、以是为非、无中生有。特别是舒同，以向、王专案问题批判赵健民说：“表面上态度暧昧，不讲话，而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支持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们。利用这些人，无非是要把省委搞掉，由健民同志取而代之。”无任何证据而下此断言，无非是害怕赵健民取代自己罢了。当赵健民写出第三次书面检查向舒同汇报时，舒同讲：“还没有和盘托出，你个人野心问题还没有拿出来。”赵健民回答：“我没有。”舒同就说：“你不老实。”赵健民大义凛然地声明：“我可以党籍和人头来做担保。”舒同要逼赵健民承认欲取代自己。不久，舒同对赵健民讲：“你的党籍危险。”这是告诫，还是威胁？显然是后者。

　　8月9日，毛泽东来到济南视察。谭启龙在汇报时，毛泽东问山东跃上来了没有，谭启龙回答说，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毛泽东鼓动山东向江苏学习，帮助省里整风，掀起“大跃进”运动高潮。当谭启龙汇报说，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外，省人委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问是如何解决的，谭启龙回答道：在机关大鸣大放，用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至造假账，搞两本账，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注3毛泽东又问，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谭启龙说，地方主义的头子是赵健民。又说，赵健民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紧接着说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注4出自最高领袖的这句话，分量重千斤啊！

　　上有毛泽东、谭震林，中有舒同、谭启龙，下有一大群趋炎附势者，赵健民陷入了日甚一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中。

　　最令赵健民难以置信、无法容忍的是，10月14日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的错误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歪曲事实、充满谎言。这份报告给赵健民罗列了多项罪名，主要是：（一）为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翻案；（二）纵容、支持、包庇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三）“自1956年以来，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对‘冒进’、夸大落后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四）“在组织方面要求同省委分权，自成中心，自成系统，与省委分庭抗礼，使省委的决议指示不能通行”；（五）“对山东的地方主义分子反对省委的领导，反对舒同、谭启龙同志，一直抱着暧昧的态度，并和一些有严重地方主义的分子之间有一些隐蔽活动”。注5赵健民看着这份报告，怒不可遏，连声斥责道：“诬陷，诬陷。”下定决心要讲明情况，反驳诬陷，弄清是非曲直。

　　这位地下党时期的省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的政委兼军长，在面对着敌人淫威的时候，有的只是战斗的勇气，从未感到冤屈，而在执政后面对着一同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同志的不实之词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冤屈之情难以下咽。夜，已经很深了，他难以入睡，只能靠一次又一次地吃安眠药稍睡片刻。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昔日门前车水马龙，今日是门可罗雀。夫人杨瑞波和秘书屠荣举害怕他扛不住巨大的压力，力劝他将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一支心爱的小手枪交公。他苦笑着说：“我不会寻短见。”但他还是将心爱之物交了公。

　　1959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之前，用了20天的时间举行了预备会议，专门揭发、批判以赵健民为首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时，好心人传来了邓小平的忠告：“适当检讨，保住党籍。”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要留在体制之内，若到了体制之外，以后事情就难办了。也许，这八个字起了作用，赵健民决定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理直气壮地反驳诬陷，实实在在地检查错误。

　　1月12日，赵健民在预备会议上进行了全面申辩。这天的会议，恰好是由到任不久的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主持。抗日战争中，杨得志曾任冀鲁豫边军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其下属的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杨了解、同情赵。他告诉赵健民，上午讲不完，下午可继续讲，示意给赵健民以充裕的时间，让赵健民尽量地申辩。

　　赵健民的申辩对与会人员的心理产生了什么作用，笔者不得而知。2月5日，是中共山东一大三次会议结束的日子。这一天，会议做出《赵健民等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认为赵健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打地方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决议“撤销赵健民同志省委书记和常委的职务，仍保留省委委员，责令其进一步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并下放基层锻炼，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

　　会议表决时，赵健民提出了保留意见。不久，赵健民被任命为济南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副厂长。从省长到副厂长，虽然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但毕竟保住了党籍。杨得志后来对赵健民说：“会议表决时，我心里直打鼓，担心一举手党籍就没了。”好人杨得志啊！

　　从决议中看，虽然给赵健民扣上了三项帽子，但是实质是“地方主义”，因怕“地方主义”不足以置赵健民于死地，又加上了一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情况是，赵健民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一点也没有。对于山东1958年反对地方主义一事，笔者至今也不清楚其准确含义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中央有关反对地方主义的文件。可当时又不止山东一家反对地方主义，如广东将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等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甘肃将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等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青海将省长孙作宾等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根据历史事实，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地方主义”：部分本地干部，因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或反对党内斗争、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中“左”的或极“左”的错误，被强加给的罪名。

　　这项莫须有的罪名，打击的不只是赵健民等“一小撮”，而是“一大片”领导干部，仅中共山东一大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就列出了下列长长的名单：


　　犯严重错误的有：

　　省委书记李广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

　　省委委员、副省长袁子扬

　　省委委员、省妇联主席王月村

　　省委委员、省委党校副校长田海山

　　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

　　省委委员、青岛市委书记孙汉卿

　　省委候补委员、淄博市委书记张国中

　　省委候补委员、济宁地委第一书记高逢五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

　　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

　　菏泽地委副书记扈国华

　　省委委员、滨县县委第一书记傅爱农

　　省委候补委员、原省供销合作社主任、金乡县委第一书记李瑜

　　犯错误的有：

　　省委书记夏征农

　　省委常委、政法部长刘秉琳

　　省委候补委员、昌潍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

　　何止如此。据有的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遭到不白打击）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的干部占12.9%。注6“左”的错误造成的结果可怕呀！


　　“七千人大会”再发声，至今长留时空中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赵健民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会议期间，76岁高龄的朱德在山东组的会议上对民主问题讲了一番十分中肯的话：“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作了。”他为什么没说“中央”呢？难道中央例外吗？不例外。那就是，或者因疏忽而漏掉了，或者有难言之隐。

　　赵健民在山东组作了系统的发言。此时，虽然中央因山东日益严重的饥荒而由曾希圣取代了舒同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是如何解决舒同的问题尚无结果；虽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甄别和处理党内斗争案件，但是如何处理赵健民一案尚不清楚。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明哲保身，赵健民可以少说话，说空话、套话。但阅读他的发言，可以感受到他的忧患、实在和理性。

　　赵健民的发言共讲了六个问题，分别是：（一）对中央这次会议的看法；（二）对省委的看法；（三）关于接受舒同错误教训的问题；（四）对谭震林同志提点意见；（五）我个人的错误；（六）几点意见。重点是第三、四部分。

　　赵健民认为：“舒同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特殊性的，对山东党和人民造成的恶果与损失是很痛心的。这样的错误，按一般情况，是不应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的，是本应较早予以制止的。”他列举了三个重要的数字：“一年半时间中非正常死亡达65万人（实际要多于此数），荒地五六千万亩，发生人吃人的事件几十起。”笔者认为这里的“一年半时间”是指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他又列举了一个典型事例：“到1960年春，益都县洋河公社死亡1000多人，全县上半年死亡2万多人。”他带有警示的语调说：“这样严重的错误，未能较早地揭露、制止，这是我们党今天所不应犯的错误！”注7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赵健民认为：“主要是舒同的封建特权思想作怪，发展了党内的过火斗争，破坏了党内的集体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打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人，破坏了党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省委其他领导成员“未能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决与之斗争，坚决向中央反映情况。”注8

　　赵健民专门解剖了舒同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问题。他说舒同：“不实事求是地在党内搞过火斗争，以树立自己个人家长式的领导。”三年中，使全省的市地委书记和厅局长以上干部70多人受到撤职处分，党员9万多人受到处分，“这实际上是摧残党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党内是非混乱、互有戒心、不敢讲话，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他总结说：“党内斗争，不要说如果实事求是可以不会出这么大的偏差，如果不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也不会出这么大的偏差。”他的结论是：“我们要维护党的利益，使党章不受破坏。按章办事，决不会出现舒同这样大的错误，决不会使人民受这样大的损失。”注9

　　谭震林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一个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自己助长了下边的共产风、浮夸风。赵健民认为他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把毛主席的思想向‘左’拉”，同时说他“强迫命令，主观主义”，“是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这类情形”，接着列举了谭震林在山东的一些错误做法。注10

　　赵健民的发言有一个鲜明的现象，即将舒同的严重错误、谭震林的错误同毛泽东联系了起来。他说舒同“在每一次党内斗争中，都是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符合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抓住一个机会斗争一批”。他在谈到谭震林与山东党内错误斗争的关系时说：“有的同志会问，山东这几年斗了这么多干部，中央为什么不管？也怀疑中央和毛主席了。”注11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不能说不深刻，更不能说不大胆。但不知道毛泽东是否了解，是否下决心要赵健民“退出历史舞台”。反正到了“文革”中，赵健民是退到监牢中去了。

　　1961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对赵健民的“错误事实”逐条作了查证。1962年2月21日，山东省委向中央并华东局上报了甄别结论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这次甄别工作，我们认为1958年对赵健民同志的批判斗争和所作的结论与处分都是错误的。”注12 1962年10月20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对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中央同意你们对赵健民同志在1958年整风补课时所受处分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级别，并在原斗争范围内公布甄别结论。赵的工作问题，已经与柯庆施同志、谭启龙同志商定，调出山东。”注13

　　在此前后，所谓“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也得到了平反。

　　据1962年底公布，自1958年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山东全省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共29.66万人，甄别了其中的29.08万人，占到98%。注14

　　据1963年12月公布，在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年冬和1961年春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山东全省被重点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为14.7万多人，非党干部为14.8万多人，工人和农民群众为24.2万多人，总共为53.8万多人，共甄别53.7万多人，占总人数的99.89%。注15

　　读者看完这两组数字，有否感到这是一场浩劫呀？！当然，这场浩劫，比较十年“文革”那场浩劫，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大巫”是由于“小巫”积累、发展而成的。


　　注释：

　　注1、注14、注15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94页，第412页，第439页。

　　注2、注5　《赵健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25页，第417至461页。

　　注3、注6　《中国改革》，总第332期，第112页，第116页。

　　注7、注8、注9、注10、注11　《赵健民同志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注12、注13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4卷，第116至117页。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丁龙嘉，《炎黄春秋》  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