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怎样终结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辞海》中有词条：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运动。开始于1912年，由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1919年五四运动后，数以千计家境贫寒的知识青年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使这一运动达到高潮。来自全国18省、共20批学生抵达法国学习，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等，留法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回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骨干。

　　作为辞典的词条，大概只能写得这样简单。没有写出这事的一些曲折，也没有说明这个运动是怎样结束的。有材料说明，这运动到1920年即无法维持下去了。一个材料是1921年1月12日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发表的第一号通告。它说：

　　元培到法以来，在法勤工俭学生以及学生部任事者，先后向元培声述各方面困难情形，及询求解决办法。培观察所及，知由学生事务部组织之不良者半；由于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多有不辨其性质，混为一谈因而发生误会者，又半。今既欲解决一切困难，不得不先辨明此三会之性质。

　　考此三会成立之历史，俭学会最早。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勤工俭学会则成立于民国四年（1915）6月，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为言欲达此种目的，非特设机关公同集议不可。于是始有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是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分，今则混为一谈，多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全体之事业，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之不善，尽以委罪于华法教育会，如此误会，是直以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会之代名，此实大谬不然者也。

　　欲矫此误，惟有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其组织方法，暂由华法教育会代拟，俟两会成立，种种组织及办事规则，完全由两会学生自行定妥后，此种代拟办法即行作废。

　　如此解决，既免以前之误会，而两会学生自行组织事务所，对于本团体情形观察较周，知悉较切，一切措置，自当胜于今之学生事务部。且学生诸君来法，多富自治能力及新生活之精神，此种办法，尤与诸君心理吻合。所拟方法及说明如下，幸而即速行组织，元培不胜厚望焉。

　　通告后面所附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

　　华法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其付与学生之维持费，均由他处辗转腾挪而来。此种办法，断难持久。而在法学生，无论其为勤工俭学生，或俭学生，常有经济困难，难以维持者。故为长久计，必由各省学生自结为小团体，向本省为经济维持之请求，并对于本省之父老子弟，报告留学及工作状况。此种组织，无论对于本省，对于自身，两有裨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本无基金，又无入款”的华法教育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个通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调整组织入手，即由勤工俭学生自行组织，以取代原来的学生事务部。这个办法对于改善管理可能有一点作用。但是对于经济的压力，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蔡元培在1月16日又发表第二号通告，说：

　　元培前以学生事务部组织不良，亟应改弦更张，曾于本月12日通告，表明此意，并希学生诸君速即自行组织，以便办理各俭学会或者勤工俭学会事。在学生方面，自当奋作新猷，弥补前失。而在本会方面，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

　　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学生诸君，幸勿误会本会之接济有始无终，须知本会既无源源而来之款，则此与日俱增之接济，何能应付？本会迫于万不获已，拟具以下办法。学生诸君，当能谅解此苦衷，不以逾情之非难见责。元培谨代本会竭诚宣告，除卸经济上之关系，仍当尽其能力所及者，以辅助在法学生诸君，惟谅察焉，幸甚。

　　通告后面附有一个《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卸经济关系办法》。其中对在法国的学生各种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规定，例如“俭学生无存款，一向请本会贷付学校费用者，一律结至本年2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勤工俭学生“现在工厂者，自此通告发出之日起，以后如有辞出工厂情事，本会一律不发维持费”。总之一句话，不论哪一种情况，本年2月底以后，华法教育会一概不管了。

　　除了向在法学生发出通告之外，蔡元培还打电报给北京教育部总长求助。1921年1月30日上海《时事新报》载蔡元培和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中国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北京教育部总长电说：

　　勤工俭学生来法国者，多不合所定条件，携款太少，又无勤工之志，且工亦甚难觅，教育会维持彼等生活，挪借经费，为数甚巨，万难继续，现已绝粮。拟请各省按照湘、鲁、粤各省成例，在本省地方从速汇银接济。计人数：湖南330人，四川270人，直隶（今河北）150人，浙江80人，江苏50人，安徽40人，广东30人，福建25人，湖北25人，江西20人，山东15人，贵州10人，陕西5人，山西5人，云南3人，奉天（今辽宁）3人，广西3人。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

　　蔡元培这个2月底以后一概不管的决定，给在法国的那些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突然造成的困难之大，是不难想象的，将会遇到他们强烈的反抗，也是不难想象的。他们怎样对待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我没有看到直接的材料，但是有一件间接的材料。胡适1921年7月15日日记：

　　十时十五分，火车开行。……车上遇着刘厚生先生（垣，常州人，是张季直的一个实业大助手）与徐振飞先生（新六，大学旧教员，现为张季直筹办一个大航业公司），谈得甚畅快。振飞新自欧洲回来，谈英国及大陆现状，甚有味。他谈及蔡孑民先生在法国受窘状，我听了很不好过。

　　“留法俭学”一个运动真是无意识的盲动，我起初即不赞成，只因为提倡的人如蔡先生，如吴稚晖先生，都是绝好的人，或者不致太坏，故我不曾明白的反对此事。去年留法俭学的黑幕已揭穿了，我才动手收集材料，想引起大家注意此事的非计；蔡先生听见此事，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做成此文时先给他一看，然后发表。我答应了他，但不久我就病了，文章竟不曾做；况且蔡先生又往欧洲去了，既不能先给他看了再发表，我索性不做了。后来蔡先生在欧洲，也竟无法可挽救这许多学生，他大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有那个“断绝经济关系”的宣告。这种不成办法的办法，自然不能有好结果。此事终当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现在无从知道徐振飞所说的具体内容，从“蔡孑民先生在法国受窘状”一句，也就可以知道他是遇到不小的麻烦了。看了这点滴资料，人们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就多了一点了解，明白了为什么这事到1921年2月底以后就终结了。

　　朱正，《南方周末》2012-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