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最后岁月

“四人帮集团”的最后时刻（4）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
　　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叶永烈，摘自《“四人帮”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