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8日 星期四

探索华东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内容提要:日本占领东北后,义军的反抗接连不断,马占山等退入俄境后,1933年出现了华东共和国的抗日政权,制定了《约法》,发表了《告民众书》、《告各国书》。在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中阐述了东北的现状和共和国的使命。东北是可以早日光复的,只因南京政府的错误内外政策,使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


  1933年4月,东北抗日前线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抗日政权,称“华东共和国”,只因日军严密封锁,南京国民政府又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冷漠对待,置若罔闻,“华东共和国”鲜为人知。在那民族灾难惨烈,民众拼死抗争的时候,竟有此一振奋人心的抗日政权成立,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一 华东共和国进入国人视野

  要了解这一抗日政权产生的梗概,可翻阅1933年7月23日的《申报》。《申报》是根据东北去上海的人士所携带的伪满《大同日报》6月14—15日所载信息,刊登这一惊天之事的。报道的题目《异哉所谓华东共和国》虽以疑问口气出现,副标题却用三行字标明:

  声明本民族自决积极抗日
  采开放主义欢迎各国赞助
  订定约法并决定实行民治

  还用两千余字的版面介绍其组成和首脑人选及《告民众书》、《告各国书》、《临时约法》。7月26日,天津《益世报》根据同一来源,以《何来华东共和国?》为题刊登这一信息。并以三行字的副标题对这一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表述,即:“设于三省东部山中标橥抗日;声明民族自决,欢迎各国赞助;祖国收复失地后即来归。”读之令人领会其有双层含义,一是以提问表示不熟悉这个政权,一是肯定它的合理存在,其产生是必然的。这比《申报》的启示性前进了一步。随后1933年8月21日《中央周报》登载同一内容,题目为《可注意之华东共和国》,表明对这政权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据23日《申报》载称:“东部山中抗日军及旧吉黑军组织‘华东共和国’。并称该共和国业以华东共和国元年名义,张贴布告,宣传反满,且发行《华东政报》登载文件甚多,以启发民众抗日。”①1933年8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鉴于已刊出的《华东共和国约法》不够完整,乃将获得从东北归来之人士手中之全文,予以特别转载。《约法》七章,分总纲、人民、政党、政府、生计、教育、附则,共60条。《国闻周报》编者对此作了扼要说明和论述:

  此种组织,显然因东北民众不堪日伪重重压迫剥削,经长期之酝酿而产生者,察其所颁约法,殊合近代国家组织之思潮,对于人民权利,国家义务,规定纂详,有仿照德国现行宪法之精神,而于农村矿产之收归国有、人民职业婚嫁等之新奇制度,又似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之风味,于此可鉴决非日人宣传流荡之土匪集团所克臻。②

  《约法》和《国闻周报》的说明,阐释了该政权的性质,令人认识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的理想、意志和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华东共和国坚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

  1933年10月10日,《大公报》更以“东北民众成立‘华东共和国’,继续奋斗坚决抗日”为题,刊登了华东共和国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大公报》上海记者以其尚不为人知晓,或者说媒介刚刚开始考察宣扬这个政权,做了比较透彻中肯的论述:

  东北民众两年以来遭受日人之压迫蹂躏,已达极度,然反抗运动始终未已,并于本年六月一日宣布成立华东共和国,继续奋斗,以示否认伪满洲国及日人统治之决心。月前巴比塞调查团抵沪时,更派专员携带公函南来,托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转交马莱博士。该项公函钤有华东国玺,并附英法文译本,此外更有《华东共和国对外宣言》、《约法》、《疆域图解》、《国旗图解》各一件。

  媒体的报道,是人们认识东北抗日形势的钥匙,这样的记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事情就更清楚了。

  二 建立共和国的目的

  根据《约法》,华东共和国的首都设于东宁县治的中京,国旗定为绿地中缀以黄色之土星。辖区包括5个省区:中央区包括旧日中华民国吉林省属之东宁、虎林、密山、宝清、宁安、穆陵6县;吉东区为旧吉林东部,除中央区外之13县;黑东区为旧黑龙江省东部之11县;辽东区为旧辽宁东边18县,及韩国之西北6郡;远东区为□□暂让借之远东省。③

  从历史实际看,所辖区域为义勇军的实际控制县,多为山区,远离大城市及主要铁路沿线。这说明1933年6月间,东北义勇军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约法》规定:“共和国以‘华东共和党’一党专政,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是党员。政府设立法委员会,设教育、工商、理财、外交四部。总司行政者称总裁,五省区之司行政者为执政。中央设军政院长由总裁兼,院内设参谋、陆军、海军、空军四部。”政府机构是完整的,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因属军事机密,尚未全部透露,仅限于下述程度:“政务总裁闻为何某,立法委员为邰某,陆军部长兼国防第四军长为高索夫(苏藉),外交部长为勒木亭(丹麦籍),理财部长为威烈谟(似为英美籍),尚有若干外籍人员。至于国防江防各军长,亦均委定,似有大规模的政治组织。”④

  东北居住着诸多外国侨民,特别是哈尔滨为一大都会。他们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统治也强烈不满,参加到这一抗日政权是很自然的,这就形成了国际统一战线。为安全计,政府中一些人的姓名公开,一些人的姓名隐蔽而不为外界所知,所以无法知道全部人选。

  “华东共和国”发布的《告民众书》和《告各国书》中,宣称了其建国的目的。

  《告民众书》:

  我东北民众,前苦于军阀之淫威肆虐,后苦于强邻帝国主义摧残,而使我神明贵胄黄帝之后裔,乃隶于奴使犬羊之地位。椎心泣血,握拳透爪,爰起义军,驱逐丑虏,转战经年,食尽弹绝,精疲力尽。我东北民众,痛大难之未已,愤国亡之无日,于外交政治上另辟新途径,本民族自决精神,于本年六月一日,独立新国,奠都中京,命名华东。

  《告各国书》:

  我中华民国之东北九省民众,感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无端压迫,以伪民意造成傀儡之满洲国,我民众绝难承认。复感于祖国中华民国目前之孱弱,无力收复此广大之失土,爰于1933年6月1日⑤,本全体民众意旨,以民族自决精神,及基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根本原则,承友邦以好意的援助,成立华东共和国,订定《约法》,实行民治。以民族独立之精神,解决远东国际之纠纷,完成世界和平之使命。⑥

  从这一陈述内容看,力陈建国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及其和东北义军所从事的事业的连贯性,没有哀叹、没有悲观、没有民族失败论,有的是自信和力量,相信未来,建立共和国是为更好的有序的组织抗日力量。这是“华东共和国”领导者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当其时,日本认为其侵略已经成功,用了两年时日,消耗了3万万元巨费,已征服了满洲,其陆军首脑部以“满洲国”的基础渐形巩固,将其侵略军改为侵华常备军,将其常备军的半数移驻朝鲜和满洲。驻满洲兵力为5个师团与1个特别守备队。⑦日本还改编了全部伪军,掌握其全部兵权,以确保所谓“满洲国”之治安,将奉天分为8个警备区,吉林4个警备区,黑龙江8个警备区,热河未定。常备军总数为108264名。日本将200名官佐配置于伪军中。⑧侵华陆军以军犬监督溥仪。日本还公布了所谓“开发满洲十年计划”,其魔爪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

  民族危机如此,更显示华东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

  三 义军的声威

  华东共和国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中,以见证者的身份论证了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论证了东北义勇军反抗日军的英雄伟绩,其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者数十万,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光辉榜样。全文如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阀为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手段,忽以重兵压迫中华民国之东北地区,驱逐守土之军队,而攫得各重要市,假造伪民意成立所谓“满洲国”,中华东北民众之得脱出于日本军警之下者,乃与各守土军队联合,籍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区东边山林之险地,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之军队对抗。北方军队仅携出不精良之武器,民众仅持其平日防匪之枪械,人多于械,于是古代之长矛大刀,亦充武器,甚至农荷其锄,工举其鎚,商散其货,士运其智,与携有最新式杀人利器之暴日,抵抗凡二十逾月,为争正义人道而牺牲者,不知其几十万人。在世界民族革命史中,占空前之篇幅。⑨

  通过共和国的函件,人们清晰地领略东北人民“九一八”后的抗日真实情景,国土沦丧,人民无不义愤填膺,这与当时报刊记载是一致的。据报载,东北民间中等以上人家,均备有枪弹自卫,少者三四支,多者数十支不等,义旗所至,万山皆应,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义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义军威望颇高,无论给养弹药,均乐意援助,呈现出军民一家景象。在辽南,义军总部发给民众捐物收据,以备东北收复后归偿。义勇军以坚定的爱国主义指导着自己的行动。

  华东共和国文件公诸于世,其中特别提及并肯定了义勇军的历史地位。而实际上,此前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又成为华东共和国成立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战争进入每个家庭,男妇倘不为义军,即遭日军惨杀。因之有枪者拿起枪支,无枪者练习大刀。义军可分两类:一为正式军队,即原东北军;一为民众武装,如救国义勇军、自卫军、红枪会、大刀队及众多游击队。就义勇军领导的成份讲,有的系地方绅士,有的系民团首脑,有的系绿林领导,有的系退伍的官军警官,大多数加入国民救国军组织。”⑩他们自觉地肩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

  各路义军首领在患难和屈辱的岁月,异口同声地表述了他们的思想。如王德林誓言“宁作奋斗爱国之鬼,不作任人宰割之奴”;李杜蓄长发,非驱逐日军不剪,宣称:“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服,决与吉林现存22县共存亡”。唐聚五于1932年4月21日举行的誓师大会上,破指以血写成誓言:“讨贼杀逆,救国爱民”等等。为唤醒同胞,为增光祖国,他们作肝脑涂地之战,与日伪周旋疆域之间,其动人而真挚的激情,推动着抗日战争不断向前发展。

  四 时人笔下的共和国

  华东共和国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20世纪30年代,诸多出版物对这一政权从不同角度都有论述,是我们认识这一新鲜事物的重要文献。

  这一政权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是在义勇军的作战中成长的。和以往战争不同的是以国家的形式举起抗击日伪之旗,这就克服了以往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之弱点,表明东北境内的斗争已进入新的时期,为更有计划的开展。

  从当时论述中,可以看到华东共和国的历史真相和显著的特点。

  1937年10月出版的《外交大辞典》中有“东北义勇军苦战”一目,讲:“二十一年冬,马、苏、王、李退入俄境后,郭道甫等继起抗敌,于二十二年九月成立华东共和国之组织。及是年秋,辽、吉、黑各地民众,相继起而抗战,并以无统一之组织与充分之接济,而不能持久作战。即在日军铁路下四年有余之今日,义勇军采取公开或潜伏而活动者,实力犹盛。”(11)这里指出新政权的领导者为郭道甫,肯定马占山等离开后,义勇军仍继往开来,为国家的独立而战。1936年出版的《还我河山》一书讲道:“华东共和国,在无力扫灭时,暂取默认态度。该组织纯为国际流氓,及在华东之义勇军所凑成,有瑞典之传教士,及前在富锦火犁公司之美国人,其地点在哈绥、哈满两路之间,密山虎林一带,现已拟定宪法,印出邮票,其政府所在地点,恐为行动不定,或时聚时散之机关也。”(12)这里,明确提到新的政权是一国际性的组织,有多国人士参加,隐藏于深山老林之间,游击作战,日伪无可奈何,所以只能默认其存在。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又定性为“流氓”组织而贬之。

  对这一政权存在的价值和历史意义,1933年出版的《时代公论》时事述评“华东共和国成立”一文,是一绝好的文章。该文谈到一些历史细节,如果不了解内情是写不出来的,现录之片断于后。

  华东共和国已由酝酿而告成立了。观其活动之初“为避免割据领土,破坏主权之责任,故迟迟未即成立”,现在真相虽未大明,但以其领导得人,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立国,在技术合作的方式下与国际周旋,组织重军事,政治重地方建设,井然有条。当此国内纷乱,边防疎懈的时会,在东北方面有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也未始不是新气象的表现。

  华东共和国的组织,有义勇军在内,这当然为东北的形势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对抗的目标,又似乎是“伪满州国”,暴日姑不论,虽然,中国是否有这能力与手腕来运用这副“盾”,还是问题。但平添牵制,为日伪眼中之钉,那也是必然的。观于日伪曾先之以饵诱,继之以侦察,终之以威胁,可以了然……

  华东共和国的成立,决不能固执破坏领土主权的完整之说,而忽视其意义。

  不过,倘若中国忽视自己的地位与东北的形势,不予以注意与联络,时间迅迫,稍纵即逝,组织尚属脆弱,根柢尚欠稳固的华东共和国,要不是受敌人势力之胁迫,终归于溃毁,便是另受第三者的诱致,而供他人利用,过去外蒙独立国的历史,便足以作为明鉴。这关系着东北未来形势的转移,而急待着迅捷灵敏的手腕处置的。(13)

  这篇文章,是作者以深厚的感情写出来的,不像其他刊物,只是客观地报道华东共和国的存在。与其称为一篇文章,不如称其为宣言,作者忧国忧民,引用中外历史,说明国家被肢解之痛,期望南京政府利用这一“盾”,收复东北失地。

  1933年《新中华》杂志刊载的“华东共和国推翻伪国计划”,也是一篇不朽的文件,其内容包括行政区划的思考;摧毁日伪的步骤;未来发展的蓝图,一定要建立众望所归的新政权等,掌握自己的命运。其文如下:

  华东共和国所划五区,计:一中央区、二吉东区、三黑东区、四辽东区、五远东区。此五区并非共和国确定之领域,乃为军事上暂时之划分,以便分别负责推动共和国成立之原子,不止让我中华民众,凡远东被压迫民族均经参加……其步骤分两个时期,每期定时三年。第一期将东北山地建设完成,推倒伪国组织与建设,同时消灭日本在东北一切军事政治之势力,组织真正民意国家,解放一切被压迫弱小民族。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起为第二期,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取得参战资格,并以大战总不出三年即可结束,彼时共和国之领域,可占有现在德国两倍之大,本最大之努力,与朝鲜民众决可达到解放目的,然后即可从事建议。(14)

  五 孤军奋战,力除日伪

  共和国是在逐步实施自己的计划。1933年7月5日,辽东义勇军歼灭桑原部队,第一次攻击安东间岛。潜伏于凤凰城的义军,活跃于沈阳以南的三角地带。营口、牛庄等地的日军时受打击。1933年8月下旬,义军和日伪军血战于呼兰、哈尔滨及阿什河三角地带。整个东北地区都在战争中,这是马占山等离境后所呈现的第一次对敌进攻。媒体报道日本“对伪国治安之前途仍抱不安,谓大队出门皆有凯旋之报,小队出门则一往不返”。(15)义军善于捕捉战机,使敌胆寒。从共和国印刷的邮票一事,在自己占有和影响的地区通邮,展示了它的权威。

  上述论述,有的是经历过华东共和国的人的历史记忆,有的是当时人的实际调查研究,经刊物的传播,打破了日伪的封锁,从其中可以觉察到共和国领导者的智慧状态。

  可惜,南京政府不去运用这支“盾”,不理睬东北人民的呼声,对东北的生存熟视无睹。在蒋介石思想中,共产党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蒋的思想世界,是坚持安内攘外政策,还加重了一条,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在全国捕杀共产党和进步抗日人士。他自兼“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50万大军,实施罪恶的计谋。他非常忙碌,1932年11月7日飞樊城,8日飞汉口。汉口一时成为剿共之中心,蒋介石召集军政长官训话,要求全力捕杀共产党人。江西国民党军队要求抗日,蒋说:“共匪未清以前,不谈抗日。”在告“剿匪”(区)将士书中讲:“匪且不清,何言侈谈抗日。”(16)他表白他自己的思想,不肃清赤匪,决不回南京。

  蒋介石趾高气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以丧失东北、屠杀同胞,获得了自己的“胜利”。红四军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从民族立场来讲,这不是光荣,是罪过。对东北战场未遣一兵,未发一矢,身为中国人,位居国家首领,良知哪里去了。有的学者从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蒋自称“九一八”时很激愤,充满爱国思想,竟信服服膺了。对蒋的日记是不能全信的,现在只说起码是对1937年前他的抗日思想和姿态的自述。以历史论历史,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实际行动上是帮了日本的大忙,使日军得以肆无忌惮、得寸进尺,横行于中国,直到1937年。

  当时国人对南京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予以抨击,东北协会《告东北父老兄弟书》这样写着:

  东北一日不恢复,我们的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即一日没有保障。所以我们绝对认定,东北真亡,中国必亡。恢复失地,不是为个人问题,也不是地方问题,实是为卫护我中华整个民族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郑重宣誓,在暴日未还我东北领土主权以前,国内任何方面,敢有和他同谋妥协的,皆是我们的敌人,当与国人共弃之。(17)

  还有一位义勇军发表声明:“请为他们转达我们那些在南京、北平、广东自称为领袖的人们,我们不管给人怎样的叫作东北义勇军,叫作匪贼,我们是恨死了他们!请你们想一想呢,一国政府的领袖竟然会不知道敌人怎样的在摆弄我们!打倒这些无耻的领袖。”(18)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东北有日伪对义勇军的“讨伐”,南方有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围剿”,两者相互呼应。

  所幸,1933年东北战场上又出现了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两支大军从事着伟大的解放事业,使关东军司令武藤与关东军各首脑难以对付。经过中国举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努力,日伪受到了最后的审判。华东共和国的愿望实现了。

  华东共和国的历史是应纳入教科书的,这是民族的光辉遗产。(19)

  (附说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李淑娟教授提供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中央周报》第269期,“一周大事汇述”第10页。

  ②《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附录第4页。

  ③《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附录第1页。

  ④《中央周报》第269期,“一周大事汇述”第10页。

  ⑤原文如此,实际日期为4月。

  ⑥《申报》1933年7月23日。

  ⑦《申报》1933年7月10日。

  ⑧《申报》1933年7月28日。

  ⑨《大公报》1933年10月10日,《东北民众成立华东共和国》。

  ⑩《益世报》1932年7月5日。

  (11)王卓然、刘达人编:《外交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1页。

  (12)时敏编:《还我河山》,中国自强学社,具体时间不详,第63-64页。

  (13)《时代公论》第72期,“时事述评”第2-3页。

  (14)《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6期,第86页。该刊创刊于1933年1月1日,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等编辑,是一权威性杂志,郁达夫、巴金、舒新城等人的小说均在此刊登。

  (15)《申报》1933年7月23日。

  (16)《益世报》1933年5月10日。

  (17)《益世报》1933年5月13日。

  (18)见《不能启动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9)《大同日报》(1932-1945年)为伪满洲国机关报,创办于长春,社址在东六马路(今大马路与上海路附近),后改称《康德新闻》。郑德荣研究生黄伟查询东三省各图书馆,均未找到刊登华东共和国消息的1933年6月14—15日的《大同日报》。惟在邵宇春撰写的《民族老英雄王德林》一文中(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华北旧军阀官僚正与日本政治特务相勾结,从事组织华东共和国。”周保中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将军传略》中也讲到,陈“一九三四年初,奉命赴天津、北平进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活动。曾揭穿日本特别机关当时酝酿制造华东共和国的阴谋”。(政协敦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敦化县文史资料》第一辑《陈翰章将军抗日斗争事迹》,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2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记述显然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魏宏运,《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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