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华东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内容提要：日本占领东北后，义军的反抗接连不断，马占山等退入俄境后，1933年出现了华东共和国的抗日政权，制定了《约法》，发表了《告民众书》、《告各国书》。在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中阐述了东北的现状和共和国的使命。东北是可以早日光复的，只因南京政府的错误内外政策，使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


　　1933年4月，东北抗日前线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抗日政权，称“华东共和国”，只因日军严密封锁，南京国民政府又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冷漠对待，置若罔闻，“华东共和国”鲜为人知。在那民族灾难惨烈，民众拼死抗争的时候，竟有此一振奋人心的抗日政权成立，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一 华东共和国进入国人视野

　　要了解这一抗日政权产生的梗概，可翻阅1933年7月23日的《申报》。《申报》是根据东北去上海的人士所携带的伪满《大同日报》6月14—15日所载信息，刊登这一惊天之事的。报道的题目《异哉所谓华东共和国》虽以疑问口气出现，副标题却用三行字标明：

　　声明本民族自决积极抗日
　　采开放主义欢迎各国赞助
　　订定约法并决定实行民治

　　还用两千余字的版面介绍其组成和首脑人选及《告民众书》、《告各国书》、《临时约法》。7月26日，天津《益世报》根据同一来源，以《何来华东共和国？》为题刊登这一信息。并以三行字的副标题对这一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表述，即：“设于三省东部山中标橥抗日；声明民族自决，欢迎各国赞助；祖国收复失地后即来归。”读之令人领会其有双层含义，一是以提问表示不熟悉这个政权，一是肯定它的合理存在，其产生是必然的。这比《申报》的启示性前进了一步。随后1933年8月21日《中央周报》登载同一内容，题目为《可注意之华东共和国》，表明对这政权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据23日《申报》载称：“东部山中抗日军及旧吉黑军组织‘华东共和国’。并称该共和国业以华东共和国元年名义，张贴布告，宣传反满，且发行《华东政报》登载文件甚多，以启发民众抗日。”①1933年8月14日出版的《国闻周报》鉴于已刊出的《华东共和国约法》不够完整，乃将获得从东北归来之人士手中之全文，予以特别转载。《约法》七章，分总纲、人民、政党、政府、生计、教育、附则，共60条。《国闻周报》编者对此作了扼要说明和论述：

　　此种组织，显然因东北民众不堪日伪重重压迫剥削，经长期之酝酿而产生者，察其所颁约法，殊合近代国家组织之思潮，对于人民权利，国家义务，规定纂详，有仿照德国现行宪法之精神，而于农村矿产之收归国有、人民职业婚嫁等之新奇制度，又似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之风味，于此可鉴决非日人宣传流荡之土匪集团所克臻。②

　　《约法》和《国闻周报》的说明，阐释了该政权的性质，令人认识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的理想、意志和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华东共和国坚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

　　1933年10月10日，《大公报》更以“东北民众成立‘华东共和国’，继续奋斗坚决抗日”为题，刊登了华东共和国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大公报》上海记者以其尚不为人知晓，或者说媒介刚刚开始考察宣扬这个政权，做了比较透彻中肯的论述：

　　东北民众两年以来遭受日人之压迫蹂躏，已达极度，然反抗运动始终未已，并于本年六月一日宣布成立华东共和国，继续奋斗，以示否认伪满洲国及日人统治之决心。月前巴比塞调查团抵沪时，更派专员携带公函南来，托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转交马莱博士。该项公函钤有华东国玺，并附英法文译本，此外更有《华东共和国对外宣言》、《约法》、《疆域图解》、《国旗图解》各一件。

　　媒体的报道，是人们认识东北抗日形势的钥匙，这样的记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事情就更清楚了。

　　二 建立共和国的目的

　　根据《约法》，华东共和国的首都设于东宁县治的中京，国旗定为绿地中缀以黄色之土星。辖区包括5个省区：中央区包括旧日中华民国吉林省属之东宁、虎林、密山、宝清、宁安、穆陵6县；吉东区为旧吉林东部，除中央区外之13县；黑东区为旧黑龙江省东部之11县；辽东区为旧辽宁东边18县，及韩国之西北6郡；远东区为□□暂让借之远东省。③

　　从历史实际看，所辖区域为义勇军的实际控制县，多为山区，远离大城市及主要铁路沿线。这说明1933年6月间，东北义勇军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约法》规定：“共和国以‘华东共和党’一党专政，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是党员。政府设立法委员会，设教育、工商、理财、外交四部。总司行政者称总裁，五省区之司行政者为执政。中央设军政院长由总裁兼，院内设参谋、陆军、海军、空军四部。”政府机构是完整的，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因属军事机密，尚未全部透露，仅限于下述程度：“政务总裁闻为何某，立法委员为邰某，陆军部长兼国防第四军长为高索夫(苏藉)，外交部长为勒木亭(丹麦籍)，理财部长为威烈谟(似为英美籍)，尚有若干外籍人员。至于国防江防各军长，亦均委定，似有大规模的政治组织。”④

　　东北居住着诸多外国侨民，特别是哈尔滨为一大都会。他们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统治也强烈不满，参加到这一抗日政权是很自然的，这就形成了国际统一战线。为安全计，政府中一些人的姓名公开，一些人的姓名隐蔽而不为外界所知，所以无法知道全部人选。

　　“华东共和国”发布的《告民众书》和《告各国书》中，宣称了其建国的目的。

　　《告民众书》：

　　我东北民众，前苦于军阀之淫威肆虐，后苦于强邻帝国主义摧残，而使我神明贵胄黄帝之后裔，乃隶于奴使犬羊之地位。椎心泣血，握拳透爪，爰起义军，驱逐丑虏，转战经年，食尽弹绝，精疲力尽。我东北民众，痛大难之未已，愤国亡之无日，于外交政治上另辟新途径，本民族自决精神，于本年六月一日，独立新国，奠都中京，命名华东。

　　《告各国书》：

　　我中华民国之东北九省民众，感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无端压迫，以伪民意造成傀儡之满洲国，我民众绝难承认。复感于祖国中华民国目前之孱弱，无力收复此广大之失土，爰于1933年6月1日⑤，本全体民众意旨，以民族自决精神，及基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根本原则，承友邦以好意的援助，成立华东共和国，订定《约法》，实行民治。以民族独立之精神，解决远东国际之纠纷，完成世界和平之使命。⑥

　　从这一陈述内容看，力陈建国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及其和东北义军所从事的事业的连贯性，没有哀叹、没有悲观、没有民族失败论，有的是自信和力量，相信未来，建立共和国是为更好的有序的组织抗日力量。这是“华东共和国”领导者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当其时，日本认为其侵略已经成功，用了两年时日，消耗了3万万元巨费，已征服了满洲，其陆军首脑部以“满洲国”的基础渐形巩固，将其侵略军改为侵华常备军，将其常备军的半数移驻朝鲜和满洲。驻满洲兵力为5个师团与1个特别守备队。⑦日本还改编了全部伪军，掌握其全部兵权，以确保所谓“满洲国”之治安，将奉天分为8个警备区，吉林4个警备区，黑龙江8个警备区，热河未定。常备军总数为108264名。日本将200名官佐配置于伪军中。⑧侵华陆军以军犬监督溥仪。日本还公布了所谓“开发满洲十年计划”，其魔爪已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

　　民族危机如此，更显示华东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

　　三 义军的声威

　　华东共和国致巴比塞调查团的公函中，以见证者的身份论证了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论证了东北义勇军反抗日军的英雄伟绩，其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者数十万，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光辉榜样。全文如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阀为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手段，忽以重兵压迫中华民国之东北地区，驱逐守土之军队，而攫得各重要市，假造伪民意成立所谓“满洲国”，中华东北民众之得脱出于日本军警之下者，乃与各守土军队联合，籍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区东边山林之险地，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之军队对抗。北方军队仅携出不精良之武器，民众仅持其平日防匪之枪械，人多于械，于是古代之长矛大刀，亦充武器，甚至农荷其锄，工举其鎚，商散其货，士运其智，与携有最新式杀人利器之暴日，抵抗凡二十逾月，为争正义人道而牺牲者，不知其几十万人。在世界民族革命史中，占空前之篇幅。⑨

　　通过共和国的函件，人们清晰地领略东北人民“九一八”后的抗日真实情景，国土沦丧，人民无不义愤填膺，这与当时报刊记载是一致的。据报载，东北民间中等以上人家，均备有枪弹自卫，少者三四支，多者数十支不等，义旗所至，万山皆应，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义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义军威望颇高，无论给养弹药，均乐意援助，呈现出军民一家景象。在辽南，义军总部发给民众捐物收据，以备东北收复后归偿。义勇军以坚定的爱国主义指导着自己的行动。

　　华东共和国文件公诸于世，其中特别提及并肯定了义勇军的历史地位。而实际上，此前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又成为华东共和国成立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战争进入每个家庭，男妇倘不为义军，即遭日军惨杀。因之有枪者拿起枪支，无枪者练习大刀。义军可分两类：一为正式军队，即原东北军；一为民众武装，如救国义勇军、自卫军、红枪会、大刀队及众多游击队。就义勇军领导的成份讲，有的系地方绅士，有的系民团首脑，有的系绿林领导，有的系退伍的官军警官，大多数加入国民救国军组织。”⑩他们自觉地肩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

　　各路义军首领在患难和屈辱的岁月，异口同声地表述了他们的思想。如王德林誓言“宁作奋斗爱国之鬼，不作任人宰割之奴”；李杜蓄长发，非驱逐日军不剪，宣称：“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服，决与吉林现存22县共存亡”。唐聚五于1932年4月21日举行的誓师大会上，破指以血写成誓言：“讨贼杀逆，救国爱民”等等。为唤醒同胞，为增光祖国，他们作肝脑涂地之战，与日伪周旋疆域之间，其动人而真挚的激情，推动着抗日战争不断向前发展。

　　四 时人笔下的共和国

　　华东共和国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20世纪30年代，诸多出版物对这一政权从不同角度都有论述，是我们认识这一新鲜事物的重要文献。

　　这一政权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是在义勇军的作战中成长的。和以往战争不同的是以国家的形式举起抗击日伪之旗，这就克服了以往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之弱点，表明东北境内的斗争已进入新的时期，为更有计划的开展。

　　从当时论述中，可以看到华东共和国的历史真相和显著的特点。

　　1937年10月出版的《外交大辞典》中有“东北义勇军苦战”一目，讲：“二十一年冬，马、苏、王、李退入俄境后，郭道甫等继起抗敌，于二十二年九月成立华东共和国之组织。及是年秋，辽、吉、黑各地民众，相继起而抗战，并以无统一之组织与充分之接济，而不能持久作战。即在日军铁路下四年有余之今日，义勇军采取公开或潜伏而活动者，实力犹盛。”(11)这里指出新政权的领导者为郭道甫，肯定马占山等离开后，义勇军仍继往开来，为国家的独立而战。1936年出版的《还我河山》一书讲道：“华东共和国，在无力扫灭时，暂取默认态度。该组织纯为国际流氓，及在华东之义勇军所凑成，有瑞典之传教士，及前在富锦火犁公司之美国人，其地点在哈绥、哈满两路之间，密山虎林一带，现已拟定宪法，印出邮票，其政府所在地点，恐为行动不定，或时聚时散之机关也。”(12)这里，明确提到新的政权是一国际性的组织，有多国人士参加，隐藏于深山老林之间，游击作战，日伪无可奈何，所以只能默认其存在。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又定性为“流氓”组织而贬之。

　　对这一政权存在的价值和历史意义，1933年出版的《时代公论》时事述评“华东共和国成立”一文，是一绝好的文章。该文谈到一些历史细节，如果不了解内情是写不出来的，现录之片断于后。

　　华东共和国已由酝酿而告成立了。观其活动之初“为避免割据领土，破坏主权之责任，故迟迟未即成立”，现在真相虽未大明，但以其领导得人，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立国，在技术合作的方式下与国际周旋，组织重军事，政治重地方建设，井然有条。当此国内纷乱，边防疎懈的时会，在东北方面有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也未始不是新气象的表现。

　　华东共和国的组织，有义勇军在内，这当然为东北的形势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对抗的目标，又似乎是“伪满州国”，暴日姑不论，虽然，中国是否有这能力与手腕来运用这副“盾”，还是问题。但平添牵制，为日伪眼中之钉，那也是必然的。观于日伪曾先之以饵诱，继之以侦察，终之以威胁，可以了然……

　　华东共和国的成立，决不能固执破坏领土主权的完整之说，而忽视其意义。

　　不过，倘若中国忽视自己的地位与东北的形势，不予以注意与联络，时间迅迫，稍纵即逝，组织尚属脆弱，根柢尚欠稳固的华东共和国，要不是受敌人势力之胁迫，终归于溃毁，便是另受第三者的诱致，而供他人利用，过去外蒙独立国的历史，便足以作为明鉴。这关系着东北未来形势的转移，而急待着迅捷灵敏的手腕处置的。(13)

　　这篇文章，是作者以深厚的感情写出来的，不像其他刊物，只是客观地报道华东共和国的存在。与其称为一篇文章，不如称其为宣言，作者忧国忧民，引用中外历史，说明国家被肢解之痛，期望南京政府利用这一“盾”，收复东北失地。

　　1933年《新中华》杂志刊载的“华东共和国推翻伪国计划”，也是一篇不朽的文件，其内容包括行政区划的思考；摧毁日伪的步骤；未来发展的蓝图，一定要建立众望所归的新政权等，掌握自己的命运。其文如下：

　　华东共和国所划五区，计：一中央区、二吉东区、三黑东区、四辽东区、五远东区。此五区并非共和国确定之领域，乃为军事上暂时之划分，以便分别负责推动共和国成立之原子，不止让我中华民众，凡远东被压迫民族均经参加……其步骤分两个时期，每期定时三年。第一期将东北山地建设完成，推倒伪国组织与建设，同时消灭日本在东北一切军事政治之势力，组织真正民意国家，解放一切被压迫弱小民族。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起为第二期，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取得参战资格，并以大战总不出三年即可结束，彼时共和国之领域，可占有现在德国两倍之大，本最大之努力，与朝鲜民众决可达到解放目的，然后即可从事建议。(14)

　　五 孤军奋战，力除日伪

　　共和国是在逐步实施自己的计划。1933年7月5日，辽东义勇军歼灭桑原部队，第一次攻击安东间岛。潜伏于凤凰城的义军，活跃于沈阳以南的三角地带。营口、牛庄等地的日军时受打击。1933年8月下旬，义军和日伪军血战于呼兰、哈尔滨及阿什河三角地带。整个东北地区都在战争中，这是马占山等离境后所呈现的第一次对敌进攻。媒体报道日本“对伪国治安之前途仍抱不安，谓大队出门皆有凯旋之报，小队出门则一往不返”。(15)义军善于捕捉战机，使敌胆寒。从共和国印刷的邮票一事，在自己占有和影响的地区通邮，展示了它的权威。

　　上述论述，有的是经历过华东共和国的人的历史记忆，有的是当时人的实际调查研究，经刊物的传播，打破了日伪的封锁，从其中可以觉察到共和国领导者的智慧状态。

　　可惜，南京政府不去运用这支“盾”，不理睬东北人民的呼声，对东北的生存熟视无睹。在蒋介石思想中，共产党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蒋的思想世界，是坚持安内攘外政策，还加重了一条，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在全国捕杀共产党和进步抗日人士。他自兼“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50万大军，实施罪恶的计谋。他非常忙碌，1932年11月7日飞樊城，8日飞汉口。汉口一时成为剿共之中心，蒋介石召集军政长官训话，要求全力捕杀共产党人。江西国民党军队要求抗日，蒋说：“共匪未清以前，不谈抗日。”在告“剿匪”(区)将士书中讲：“匪且不清，何言侈谈抗日。”(16)他表白他自己的思想，不肃清赤匪，决不回南京。

　　蒋介石趾高气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以丧失东北、屠杀同胞，获得了自己的“胜利”。红四军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从民族立场来讲，这不是光荣，是罪过。对东北战场未遣一兵，未发一矢，身为中国人，位居国家首领，良知哪里去了。有的学者从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蒋自称“九一八”时很激愤，充满爱国思想，竟信服服膺了。对蒋的日记是不能全信的，现在只说起码是对1937年前他的抗日思想和姿态的自述。以历史论历史，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实际行动上是帮了日本的大忙，使日军得以肆无忌惮、得寸进尺，横行于中国，直到1937年。

　　当时国人对南京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予以抨击，东北协会《告东北父老兄弟书》这样写着：

　　东北一日不恢复，我们的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即一日没有保障。所以我们绝对认定，东北真亡，中国必亡。恢复失地，不是为个人问题，也不是地方问题，实是为卫护我中华整个民族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郑重宣誓，在暴日未还我东北领土主权以前，国内任何方面，敢有和他同谋妥协的，皆是我们的敌人，当与国人共弃之。(17)

　　还有一位义勇军发表声明：“请为他们转达我们那些在南京、北平、广东自称为领袖的人们，我们不管给人怎样的叫作东北义勇军，叫作匪贼，我们是恨死了他们！请你们想一想呢，一国政府的领袖竟然会不知道敌人怎样的在摆弄我们！打倒这些无耻的领袖。”(18)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东北有日伪对义勇军的“讨伐”，南方有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围剿”，两者相互呼应。

　　所幸，1933年东北战场上又出现了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两支大军从事着伟大的解放事业，使关东军司令武藤与关东军各首脑难以对付。经过中国举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努力，日伪受到了最后的审判。华东共和国的愿望实现了。

　　华东共和国的历史是应纳入教科书的，这是民族的光辉遗产。(19)

　　(附说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李淑娟教授提供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中央周报》第269期，“一周大事汇述”第10页。

　　②《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附录第4页。

　　③《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附录第1页。

　　④《中央周报》第269期，“一周大事汇述”第10页。

　　⑤原文如此，实际日期为4月。

　　⑥《申报》1933年7月23日。

　　⑦《申报》1933年7月10日。

　　⑧《申报》1933年7月28日。

　　⑨《大公报》1933年10月10日，《东北民众成立华东共和国》。

　　⑩《益世报》1932年7月5日。

　　(11)王卓然、刘达人编：《外交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1页。

　　(12)时敏编：《还我河山》，中国自强学社，具体时间不详，第63-64页。

　　(13)《时代公论》第72期，“时事述评”第2-3页。

　　(14)《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6期，第86页。该刊创刊于1933年1月1日，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等编辑，是一权威性杂志，郁达夫、巴金、舒新城等人的小说均在此刊登。

　　(15)《申报》1933年7月23日。

　　(16)《益世报》1933年5月10日。

　　(17)《益世报》1933年5月13日。

　　(18)见《不能启动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9)《大同日报》(1932-1945年)为伪满洲国机关报，创办于长春，社址在东六马路(今大马路与上海路附近)，后改称《康德新闻》。郑德荣研究生黄伟查询东三省各图书馆，均未找到刊登华东共和国消息的1933年6月14—15日的《大同日报》。惟在邵宇春撰写的《民族老英雄王德林》一文中(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华北旧军阀官僚正与日本政治特务相勾结，从事组织华东共和国。”周保中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将军传略》中也讲到，陈“一九三四年初，奉命赴天津、北平进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活动。曾揭穿日本特别机关当时酝酿制造华东共和国的阴谋”。(政协敦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敦化县文史资料》第一辑《陈翰章将军抗日斗争事迹》，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2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记述显然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魏宏运，《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