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7日 星期六

中国传统政治依靠强人,强人没了就分崩离析(上)


  核心提示:皇权对于中国人来讲太关键了,皇权维系的一系列东西崩塌以后,给这些北洋和地方势力制造了空间,很多人都注意到辛亥革命以后,兴起两个集团,一个是军人集团,一个是绅商集团,就是绅士和商人的结合体。袁世凯算是强人,还可以维系着,死以后就分崩离析了,这跟中国政治传统有很大关系,强人政治没有了,就是分崩离析。


  嘉宾简介:李帆,男,1961年9月生,辽宁抚顺人。1983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6年至1996年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4年出任副教授。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9年7月至200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 7月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学术兼职有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学位分会副主席、《史学史研究》副主编等。是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获得者。


  袁世凯认为民主共和观念不适合中国人

  凤凰历史:辛亥革命后,中国旧有价值体系被推倒,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信仰危机,袁世凯发布《尊崇伦常文》是否意在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信仰体系?袁世凯为何不选择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观念来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

  李帆:1912年中国确实面临着旧有价值体系崩溃和信仰危机问题,但很难说因为辛亥革命导致旧有价值体系被推倒,只不过这个价值体系逐渐从主流退向边缘,如果说推倒就不会有后面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了。中国过去处于皇权制度之下,辛亥革命后纲常伦理逐渐被当时的一些中国人放弃,旧有的东西越来越不能维系人们的信仰空间。这个时期旧有价值体系退向边缘,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民众中,在不同的城市也有所不同,这些旧有价值观念在普通民众还是有所保留的。

  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尤其是读书人中间,当然这些人的思想分歧也很大。在旧有价值体系崩溃的情况下,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确实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面对危机,实际上精英阶层的解决方式也不太一样,一部分人主张遵循中国的固有传统,也就是张之洞当年主张的“中体西用”的路子来解决问题,袁世凯发布《尊崇伦常文》,就有这种考虑。

  比陈焕章创立孔教会,一直延续下来,今天香港还有孔教会,1912年这些方面的举动确实有这样的考虑,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上进行补救,但这个思路并不新,基本是清末“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西方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可以拿过来,但最根本的伦理道德、维系中国人最基本信仰的价值观念还是主张依靠固有的价值体系。

  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中国固有文化、固有伦常、固有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言人,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把孔子作为旗号提出来,当然推崇孔子也不是从这时开始的,作为一种符号历代都有,不用讲太远,至少在戊戌维新的时,康有为已经把孔子作为政治符号,接下来更作为价值符号提出来。民国初年讲孔子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另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对于袁世凯这些人而言,他们并不觉得革命党人主张的民主共和观念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很多以前的立宪派或者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党人,如严复等人,他们并不认为民主共和适合于国人。

  1912年民国刚建立,矛盾特别尖锐,这个时候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开始进行议会斗争,1913年宋教仁被杀,导致革命党人同袁世凯的矛盾更尖锐。

  在议会斗争中,袁世凯把原来的立宪派,包括严复,有一段时间也包括梁启超等人纠合起来,作为他的势力,为将来做准备。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等人不愿意选择西方式的观念来重构价值体系,有政治上和同盟会及由同盟会改造成的国民党对抗的意思。当然这里面还有不同层面的问题。前面讲的“尊崇伦常”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强调尊崇中国固有的文化,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观念,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讲,当然它也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人呼吁更多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即自由、民主、共和的理念,对于不愿意真心实行民主共和的人来讲,当然不愿传播西方式的观念,君主立宪的政治形态,虽然是立宪但还有君主,这容易和中国固有的价值信仰体系接轨。


  严复主张的自由是国家民族的独立

  这里也涉及到严复,学术界有人认为严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早年即甲午前后戊戌维新时,基本是宣传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人认为他到了晚年即民国初年放弃了启蒙思想,主张守旧。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严复一生是一以贯之,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的思想很复杂,西方近代启蒙思想、进化论、西方当时候前沿的政治思想都被介绍到国内。但同时严复身上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即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宣传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也是为了启示国人,在民族危机中警醒国人。

  也有人认为严复从始至终并不反感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以儒家为本源的东西。有人讲他早年和晚年并没有思想的突变,他不过是由于不同时代,在不同时代特点之下,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而已。还有观点认为严复从开始到晚年基本坚持同一种观点,只不过因为时代变了,而严复本人没怎么变,民国初年提倡尊孔读经,提倡以儒家经典为本源进行道德教化,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实用。

  这个时候严复跟袁世凯跟的比较紧,袁世凯也极力笼络他,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启蒙的主张,放弃进化论和自由民主的观念。严复的自由主张一向就跟西方不太一样,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就是论自由,他主张的从来就是群体自由,而非个体自由,这和西方不一样。他主张的自由实际是国家民族的独立,这种观念和他用经典里的东西来号召天下,用经典里的东西来致力于伦理道德的完善,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层面讲。特别是民国初年由于政治上的变化,人们伦理、道德和信仰体系出现空洞,所以严复要发出他的声音。

  也就是说这时他思想上的这个侧面比较突出,和早年不一样,这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也由于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他对袁世凯很不满,但严复始终有一条,他对革命党更不满。严复主张君主立宪,认为中国不是不能搞民主共和,但民主共和目前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主张这个阶段应该是君主立宪,将来再实行民主共和。他主张新民德,主张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还没到实行共和的程度,因此他不赞成孙中山的激进主张。

  严复之所以跟袁世凯走的比较近,也不是认为袁世凯多么了不起,只不过他认为袁世凯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他并不认为袁世凯是明君,后来他加入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被骗进筹安会的,但我觉得严复不至于上那么大的当,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严复在英国留学,接受了很多西方观念,因此严复更看好的是英国这种君主立宪国家。他认为法国、美国这类共和国家不理想,严复特别反对暴力革命,法国是通过流血的暴力革命才走向共和的,他认为英国这种平稳过度非常好。

  所以这个时候他对袁世凯的很多东西是迎合的,包括尊崇伦常之类,他有重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目的,但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孔教会的学者包括严复、梁启超(一开始梁启超也在孔教会里),包括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都是从清代桐城系统传承下来的,这些学者确实认为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应该保留下来,以此作为维系价值体系的文化象征。

  但对于政客袁世凯来讲,他是为了政治目的,这两者不一样,但恰恰结合起来了,而且学者们的主张也容易被这些政客们所利用,学者写的学术上的或者文化上的主张,要尊崇固有伦常,但客观上政治家、政客就可以拿来为他所用,我觉得是这种关系。


  袁世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人

  凤凰历史:严复、陈焕章等人的尊孔行动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有怎样的联系?有论者认为尊孔思潮是面对西方政治势力、西方文化入侵的防御性措施,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帆:这个时期情况比较复杂,你这里问是不是一种防御性措施,也可以说是一种防御性措施。这些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五四时期还不一样,读书人还极少像五四那样极端,并不认为要全盘反传统,也不能全盘反传统。

  儒家文化体系在民初基本还是处在这种传统状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受到西方的影响,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后来逐渐形成所谓的新儒学。中国儒学在先秦时算是原始儒学,到了宋明,宋明理学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佛学的冲击。民国以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最后结合,出现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即所谓的新儒学,最早的就是熊十力、梁漱溟,现在是杜维明、刘述先等人。

  辛亥革命时候传统儒学还没有过渡到新儒学,所以他们所讲的基本还是传统儒学的一部分,但传统儒学在西方思潮打压下,在思想界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逐渐退居边缘,所以他们想援救它。这里讲到尊孔,1912年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还没有完全坐稳,革命党人想用内阁制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此总统和内阁的矛盾很大。袁世凯本来找唐绍仪做内阁总理,就是想找一个亲信来便于他的统治,但没想到唐绍仪和革命党走的很近,阻碍他施行权力,所以他后来换总理,最后又主张总统制,而这时候国会也在进行政党选举,特别是到了1913年,因为国民党第一大党,宋教仁差点要组阁,这时候的袁世凯我想恐怕还谈不上复辟,复辟是二次革命被镇压以后的事情。

  当时孔教会的尊孔活动如祭孔,都是袁非常愿意做的事,说这些和他想要复辟肯定是有关联的,只不过对于读书人而言,他们的尊孔活动可能是出于文化传承和文化信仰的考虑。但对于袁世凯这些人而言,尊孔也不能说完全是为了复辟,完全是为政治考虑,他跟读书人也有考虑一致的地方,就是对文化传统的纲常伦理的传承。袁世凯说穿了也不完全是军人,他也参加过科举考试,也做过这些东西,那时候读书人有共同的逻辑,这个也得承认。不能因为他有政治野心,就完全把文化上的东西抹煞掉。

  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些东西确实有助于他复辟皇权,有助于复辟君主制度。


  假造的社会舆论推动袁世凯复辟称帝

  凤凰历史:袁世凯复辟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窃国大盗想当皇帝,有人认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树立一个中央的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帆:袁世凯复辟我没做什么研究,认为他是窃国大盗这是过去常有的说法,这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一定关系,认为他是窃国大盗还不是从复辟开始的,认为他在1912年一方面压革命党,一方面压清朝,两面互相利用,一边用革命党人压清廷,一边用清廷压革命党,然后用军队在中间起作用,最后朝廷和革命党都不得不让步,他当了大总统,按一般的观点评价辛亥革命,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说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他已经做了好几年总统了,这种复辟很难作评价。我想他身上是有皇权思想,毕竟袁他不同于受过西式教育或有西方经历的人,他毕竟是传统中国培养出来的人,他身上有皇权观念皇权思想,他对于小朝廷、清廷的优待,包括极力维护的东西,实际体现的还是这种观念。

  周围的人推波助澜,在推波助澜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用这一点来说服他,他本身就有皇权观念,同时讲得有权威,这种说服两个方面都有,一是从中国固有的方向,一是举西方的例子,他有西方的顾问,古德诺等,也包括日本顾问,用所谓国际上的观念来说服他,这样就使他逐渐走上了复辟的道路。对于袁世凯而言,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助于国家稳定,这样的考虑与自身对皇权的渴求,皇权观念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就会走上这条路,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些偶然事件也会促成,袁世凯本身有这样观念,再加上一些偶然事件,一些人劝进,一些人蒙蔽视听,真实情况可能不告诉他,他可能会觉得大家都拥护他当皇帝,这种假造的社会舆论也可能促使他逐渐走上复辟的道路。皇权观念本身是中国固有的,和儒家学说很近,容易接近,所以他把尊孔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映,然后去祭孔,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如果这时候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是像新文化那样讲民主与科学,他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而恰恰民国初年不是那样的情况。


  1912年《共产党宣言》即已出现在中国

  民国初年很多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主义作为潮流在之前已经进入中国,但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非常繁杂,中国人还分不大清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这时候的社会主义在西方跟无政府主义结合的也很近。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也搞不清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1907年时出现了两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一是日本刘师培他们办的《天义报》,另外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人办的《新世纪》周刊,都主张无政府主义,但他们打的旗号都叫社会主义。《天义报》1907年就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文,这是中国人最早把《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

  他们搞不懂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关系,这些他们都讲,因为无政府主义也讲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社会主义讲将来进入共产主义。这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是在海外。在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当然在当时中国国内的学术界有一个潮流,大家对先秦诸子的学说特别感兴趣,有一个诸子学的复兴(即“整理国故”运动),很多人对墨学、墨子特别感兴趣。

  有人写文章分析原因认为,墨学是中国最老的社会主义,是墨子讲兼爱、非攻、和平,讲人类平等、大同,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社会主义传统,实际上是用西方的概念拿来解释墨子,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但马恩的社会主义学说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没有被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理念中分出来,1912年时《共产党宣言》又有一个中文译本。

  我最近刚去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辛亥革命最高规格的会议)。会上中山大学的教授新发现了1912年一份报纸上有《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1912年广州《平民日报》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当时候没有全译本,都是译它的第一章、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我前面讲的1907年《天义报》上已经有一个译本,但《天义报》是在日本发行的,国内很少有人看得到。而1912年广州《平民日报》上的译本是在中国,且《平民日报》发行比较广,所以影响较大。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次有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实际上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那时人们才真正了解马恩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

  当时社会主义最流行的是西方笼统的社会主义,比如当时候有一个社会党,领袖江亢虎,这个社会党打的就是社会主义旗号,说他们党的宗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党建设社会主义所用的理论非常混杂,有第二国际的理论,有考茨基的理论,也夹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它就是笼统地讲要人人平等,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平等、平均,工农大众要如何如何,这个党当时是特立独行的,因为它的某些目标超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和立宪派不太一致,当时党派非常多,但这个党独树一帜,后来还是被袁世凯给封了,袁世凯认为在中国做社会主义是危害现存统治的。1913年,这个党就被视为非法团体,江亢虎只好去美国。

  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有专门的政党,但很难谈马克思、恩格斯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知识分子真正产生影响还是从陈独秀、李大钊开始的,他们把马恩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区别开了。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学术体系是西式的

  还有就是学术,学术在清末民初发展得比较好,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个时期的学术转型。中国固有的学术学问、知识体系是从古代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这套知识体系体现在典籍目录上,从汉代的“七略”,发展到隋唐以后的“四部”,后来一直是所谓的“四部之学”,“四部”突出典籍的目录,这个目录可以代表一种知识体系,四部下有很多细分,这实际是中国固有学问的分科。但这种分科在清末民初遭遇了西方现代学科的冲击,随之而来的问题就需要处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思路是要用西方的东西进一步完善和改造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科体系,一是在观念上倡导,一是教育制度上倡导。

  比方说过去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有一套科举考试的体系。1903年以后开始实行新学制,要建立类似于西方的教育体系,建立中学、小学,大学堂1898年已经有了,1905年废除科举。大学堂、中小学必须要设置分科学习,拿什么来设呢,张之洞最初提出八科,后来提出七科,即文、理、法、商、农、工、艺,这七科和中国“四部”经、史、子、集的关系需要处理。这实际是中国固有学科体系与西方分科体系的碰撞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固有的分科体系融化到西方的体系中,但也有一些完全是后创的。

  一些中国固有的史学融化到西方历史学中,中国有经学,比方说《易经》,他们认为是哲学,可以放在哲学里面;《诗经》是文学,放到文学里;《春秋》本来就是讲历史的,放到史学,《尚书》因为也是一种史料,也放到史学中。也有一些新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我们过去没有就新创,另外数理化、生物之类我们也不一定有,有的也新创。

  这种转型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戊戌维新前后就开始了,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提出,不断地给皇帝上书,提出要改变过去的教育制度,要废除科举,用西方那套体系。除康有为、梁启超外很多学者也呼吁,如章太炎、严复、刘师培、王国维、罗振玉都在呼吁,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教育部继续这场改革,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大、中、小学制度,加上蔡元培执掌北大,陈独秀、胡适这一批学者崛起,这个转型才彻底结束。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中西学术碰撞的时代,转型大概经过30年左右,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转型完成以后,新文化运动结束后到现在这八九十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基本上仍按照西方那套体系来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现在很多提倡国学的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套体系是按西方体系来的,和中国固有的国学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得更好一点,我们按照这套体系来做,把过去的东西都打散到现在的体系中,我们传统文化怎么传承?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学术之所以有比较大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个时期中西交融碰撞,这一代学者一方面有很深的中国古典学问根基,从小读四书五经,经学功底非常深,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又开始学习西方,很多在西方或日本留过学。他们把东西交汇结合起来,产生了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


  救亡心切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激进

  凤凰历史:1912年杜亚泉出任《东方杂志》主编,他强调科学的立场,主张吸收西洋文明,反对全盘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杜亚泉对中国文化的转型有什么样的作用?今天看来,杜亚泉很多论断都是可取的,但在当时为何被斥为顽固保守?

  李帆:你提到杜亚泉,杜亚泉的观念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东西还是挺可取的,一方面吸收西洋文明,一方面对我们本位文化不放弃。1912年的时候社会氛围还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几年以后就越来越激进,人们就越来越把他讽刺为文化保守。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了,1916年改名《新青年》,越来越激进。实际上那时整个中国,无论知识分子还是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救国救民的心情很迫切,整个潮流越来越激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在争论,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理清。很多人实际认可杜亚泉的思路,以科学为基本立场,吸收西方文明,但中国固有文化固有学术中的精义不能全盘否定,这是很多人认为比较适当的立场。

  但是这些东西说一说容易,实际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我们学术界过去对杜亚泉的评价有限,这个跟过去的一些观念有关,就是评价这个时期的人物,过于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因此对他的评价比较低,现在看来他的很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吸取,我想这是值得考虑的。(未完待续)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李帆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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