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日 星期一

真实再现名校历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全书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这里刊出该书的序言。



试想一下,古巴入侵美国,并已占领了东海岸。冲突期间,联邦政府首都迁往丹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的师生不得不转移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城(Albuquerque)。那将是怎样的情景?通过这个假想,我意在告诉好奇的朋友,我为什么会对那所历时短暂、鲜为人知的中国大学如此着迷。这所大学设在中国西南部的山城,她汇集了一批来自华北平原高等学府的知识精英。

我所关注的目标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联大历时九年(1937—1946),与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在中国被称为“抗日战争”——基本重合。

联大师生颇受英美政治理念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广义上说,他们都可称作“自由主义者”。身为一名美国的自由学者,我很容易认同他们的理念:为保卫我们共同的遗产而奋斗。 一般说来,历史学者的困难在于,自己与研究对象暌隔邈远,而他们须要尽可能地与当时的人物和思想处于同一境界;然而,对我而言,为了保证历史的客观性,我却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战时中国的知音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要保持这种距离并不容易。一开始,我和我的研究对象远隔重洋,我是逐渐接近它的。1973年11月,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介绍我参加台北校友纪念联大诞辰三十六周年的聚会;随后,我被这一特殊的群体所深深吸引。1974年4月,一些在纽约的联大校友邀请我参加聚餐,聊聊他们的母校。末了,他们举杯宣布我成为联大的“荣誉校友”,一个头衔就这样产生了,而授予的方式又是如此不合常规。

在这项持续了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的初始阶段,我走访了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数十位联大校友和荣休教授。1980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待了六个月,拜访了更多的校友和教师。1984年12月,我返回台北做了八个月的调研,再次与当地校友、教师交流。1986年9月,我在北京和昆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深入调查研究。其时,北京和昆明都已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校友会。1988年11月,我和大约八百名校友聚集昆明,共同庆祝联大成立五十周年。

研究过程中,联大校友无私地向我通报讯息,恺陈卓见,伸出友谊之手,给予道义支持,并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对联大的认识日益加深,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我把所思所想写成了十来篇论文。期间,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联大校友和教师对拙作及本书初稿多有批评指正,我从中获益匪浅。

采访之外,我还设法参观这所大学的不同校区:湖南省会长沙、云南省会昆明、地处偏远的蒙自和叙永,以探访当地的联大遗迹。所到之处,我得到了当地学者、官员和联大校友的热忱接待与协助。但是,本书的材料决不局限于口述资料和游历所得。联大文献卷帙浩繁,举凡图书、报纸、期刊、档案和纪念品,载体不一,形式各具。 我先后到过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党史会、大陆的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和“一二·一”运动档案馆查阅数据。感谢这些机构的员工、领导及其他负责人的配合与臂助。特别感谢昆明师范学院(其前身为联大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校友会分别于1980年和1985—1986年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为我的工作和旅行所提供的便利。

联大校友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字纪录。联大的重要成员——清华大学,早就形成了联络母校、加强校友联系的传统。《清华校友通讯》就是一个容量巨大的聚宝盆,战前就已出版,抗战和内战期间仍断断续续勉力维持,1962年在台湾新竹复刊,1980年在北京复刊。自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以来,它见证了一系列回忆录、选集、大事年表和档案文献的出版。1988年联大庆典期间,北京和昆明涌现出大量相关的出版物。此外,还有以前教授的回忆录,学生创作的长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在联大期间及后来撰写的各种历史纪录。我不得不承认,资料出版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消化处理的能力,但所有这些对我颇有裨益。

除了与联大有关的中国人,我还登门拜访亲历过联大岁月的外国人,或拜读他们的文章。白英(Robert Payne)曾于1943—1946年在联大任教,他业已付梓的日记,同已故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档案中的文件和报告一样,很有价值。费教授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朋友,曾慨允我使用这些资料。不少寓居昆明、访问联大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职员,也和我分享他们的见闻。

由于亲身经历联大岁月的非华裔人士为数不多,而健在者更是寥若晨星,又因为这些人在这所大学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我在尾注中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同时,我也记下了联大教师的名字——当代中国的学生对其中很多人耳熟能详。有些访谈对象请求匿名处理,一般情况下我都遵嘱而行。毕竟,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姓名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他们毕业或肄业的时间、他们的专业、采访的时间和地点。不过有人已经驾鹤西去,我就冒昧地将他们的尊姓大名公之于世。

鉴于曾经有数百人给予理解与支持,并慷慨地奉献出他们的时间,特别挑出任何名字似乎都不公平。但是,如果没有其中一些人,这本书定会浅陋浮泛得多,甚或几无面世之可能。费正清为我引荐他三四十年代的清华—联大的朋友,与我分享他的回忆和洞见,不是鼓励就是劝诱,直到我完成书稿。我的前妻余翠屏(Mary H. Israel)女士,是一位严厉而温厚的批评者,十八年来与我分享联大的点点滴滴,并协力编校初稿。

萧荻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主持规划联大校史研究,同样值得大书一笔。喉咙动过手术以后,他说话声音低沉,但精神矍铄,晚年致力于保护联大遗产。远离家乡和亲人,过着清简朴素的生活,萧荻竭尽所能,广结善缘,搜集并出版相关文献,编撰联大校史。困境之下仍矢志不移,坚持不懈,这是他对母校恰如其分的回报。在分享资源、探讨问题时,他慷慨而开明。我们之间切磋砥砺,也算是新时期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一段佳缘。

许芥昱和李晓亮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作为联大校友,集历史学家、传记作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画家等头衔于一身,许芥昱造诣深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1981年猝然离世之前,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内人晓亮1980年结识于昆明,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浪漫的气息,是我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并一直鼎力相助。

说出来有点世俗,但它的重要性丝毫不减——如果没有下列机构在财力上的援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是: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威尔森·吉(Wilson Gee)教师暑期研究项目组、弗吉尼亚大学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办公室、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学者中心、威顿(Weedon)基金会、中美科学与学术交流委员会、台湾中研院及台北各大学汉语学习办事处。

《联大》的出版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哈佛大学的东亚出版理事会采纳了拙作,并由帕梅拉·班克斯(Pamela Banks)熟练地编辑。当我们在技术问题上陷入僵局时,理事会的执行主编凯瑟琳·基纳姆(Katherine Keenum)很仁厚地允许我撤回原稿。随后,书稿被斯坦佛大学出版社接受。感谢斯坦佛的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斯达西·林恩(Stacey Lynn)和雪莱·泰勒(Shirley Taylor)不懈的努力,本书终于付梓出版了。最后,感谢翘首期待本书问世的家人、朋友及联大同仁。

作者:(美)易社强,译者:饶佳荣,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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