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VS.王安石：富国还是富民

王安石变法（下）


　　三、义利之辨

　　王安石“与民争利”的经济主张，在主持变法之前已现端倪，嘉祐三年他向宋仁宗上书言事时说道：“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个主张无疑受到后来的神宗皇帝赏识。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文彦博等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可见，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是迎合上意的。

　　不过，王安石的主张受到了昔日好友的挑战，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早在仁宗朝，司马光就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四人一同为官，关系特别铁。每当闲暇之时，四人往往在庙中聚会，谈笑整日，很少能有外人参与其间，时人称为“嘉祐四友”。虽说是朋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性格却迥异，这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同任群牧司的判官，二人的领导是包拯。有一天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大人突然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司马光平素不喜饮酒，看老包举酒相劝，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无论领导如何劝酒，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于此可见一斑，他后来做宰相被人唤作“拗相公”不是没有道理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朋友身份，并不妨碍二人政见相左。宋代政治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情都可以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二人政见差异，在变法大幕拉开之前就爆发了出来。

　　熙宁元年冬天，因为黄河以北大旱，国家用度不足，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奏请，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下诏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延和殿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赏赐大臣值几个钱呢，吝惜不与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现在最紧迫的事务，之所以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的财产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王安石不甘示弱：“不是这样，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一针见血地说道：“天下哪有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没想到王珪这么狡猾，刀削豆腐面面光，逼皇上亲自表态。他心里支持王安石，又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嘛。”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实际上表现了理财思想的对立。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不加赋而国用足”。从理想的状态来看，这当然是美好的愿景。但是，“不加赋”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发展大生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符合发展生产的要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保马法等，不过是巧立名目变相征税而已，不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反而增加了新的税种，以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就连王安石自己也在熙宁四年二月向神宗承认：“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这说明王安石的理财思想是以“富国”为目的的。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一个问题。

　　司马光说国家财货“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有保守的嫌疑。然而如果撇开发展生产的角度，单纯静态地考察，司马光所说的却符合实情。因为单位时间内的财富产出量必定是一个大致的常数，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分配成一比例关系：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二者是天然矛盾的。这种看法不只是司马光个人的，其实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司马光先后在2月26日、3月3日和之后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于司马光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自比于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将司马光视为阻碍变法的保守派。其实，与其将司马光看作保守派，不如将其看成温和派。变法在当时是士大夫的主流意见。司马光也曾是变法的热情赞助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理财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对于王安石的出山，他还助过一臂之力。程颢在熙宁元年也曾向神宗上过主张变法的《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熙宁二年还亲身参与了农田水利赋役的全国调研。

　　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各种乱相潜滋暗长。昔日的革命同路人开始形同陌路，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对于变法，他们并非全然反对，而是反对聚敛，主张节用，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能与民争利。在他们看来，国家与民争利是不道德的，国与民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否则，必定如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就涉及“义利之辨”。政府如果只是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钱包和房产，自然不是一个道义的政府。

　　“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的始终。据说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以王安石的性格，他岂能坐以待毙。

　　四、除不得也

　　王安石认识到，要确保变法的顺利推行，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取得高度统一。变法之初，王安石与诸大臣议论往往相左，安石愤愤不平道：“你们就是因为没有读书的缘故啊！”参知政事赵抃笑道：“你这话可不对，上古皋陶、夔、后稷和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沉默不语，懒得和这帮书呆子理论。然而，这番争论却笃定了他改革教育的决心。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改定科举法，罢去科举考试中的诗赋与明经等科，专门用经义、策论选拔进士。诗赋与明经本是唐代以来的科举考试科目，在王安石看来，诗赋属文学，不过是雕虫小技，明经更是死记硬背，都不如讲求天下正理的经义、策论来得实在。

　　为了给变法提供理论武器，王安石又率领其子王雱、亲信吕惠卿，重新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于学官。其中《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熙宁变法托古改制的理论根据。一时学者无不传习，奉王安石新学为圭臬。据说当时黎宗盂和王无咎皆治王氏新学，世人称黎为“摸画手”，一点一画，不敢逾越前人；称王为“转般仓”，只知贩运，全无心得。官府也将新学用作取士的教科书，应试之人，不敢越雷池半步，非新义不敢用。读书人从此不再诵读原典，也不必思索经义，只需背熟“三经新义”，就能取得优秀名次。对此，晚年的王安石也认识到科举改革的弊端，叹息道：“本来想将学究变为秀才，哪知将秀才变成了学究。”此后明清的八股取士，钳制思想，代圣贤立言，就是源于王安石的科举改制。当然，这是后话了。

　　统一思想毕竟要来得慢些，人事布局对于王安石而言更为迫切。王安石首先将亲信吕惠卿安插到变法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是福建人，其经义思想与王安石惊人的一致，安石于是向神宗推荐：“能够将先王之道活学活用的，只有吕惠卿啊。”吕惠卿于是得以任条例司的检详文字。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凡是重要的变法文件，都由吕惠卿草拟。时人以王安石为孔子，以吕惠卿为颜回，恰是师徒情深。不久，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将其安插入御前讲席队伍，防止有人向神宗弹劾自己。

　　吕惠卿之外，王安石引进的新人还有章惇、曾布、韩绛和邓绾等人。有新人相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如鱼得水。只要是王安石奏事，韩绛就要说：“臣见王安石所说特别恰当可用，陛下应该省察。”如果有朝臣非议新法，曾布就要站出来为王安石说话，坚定神宗的意志，胁迫群臣不得发言。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当时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群臣看变法派得势，纷纷上书言变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景象比比皆是。因为选拔不限资格履历，朝堂上挤满了黝黑的新面孔。有伶人乃做戏嘲之，故意骑着毛驴要登上朝堂台阶，左右卫士拦住他，伶人说道：“不是说有脚的都上得吗？”可见当时引进新人之多。

　　有人向王安石献诗谄媚道：“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王安石大喜道：“真是知我父子啊！”曾布、邓绾于是极力推荐王安石儿子王雱为崇政殿说书，王安石也乐得顺水推舟，所谓举贤不避亲嘛。王雱好为大言，说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只要把宰相韩琦、富弼的头砍掉，新法就可以推行了。

　　诛杀大臣自然是过头话，变法引起的人事地震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反对变法而贬官或退居二线的人，其名单长得令人咋舌。熙宁二年六月，罢免御史中丞吕诲；八月，罢免知谏院范纯仁，刑部刘述、丁讽，侍御史刘琦、钱顗、孙昌龄，审刑院王师元，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十月，罢免宰相富弼。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因论青苗法被解职河北安抚使；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参知政事赵抃，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罢宰相曾公亮，罢司马光为永兴军知府；十月，翰林学士范镇退休。熙宁四年，贬史馆苏轼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罢枢密副使文彦博。

　　根据这份名单，可以发现贬官主要发生在熙宁二年和三年，那也正是变法刚刚推行的头两年，王安石需要打击异己来扫平变法障碍，当时据说台谏为之一空。唐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专司，但职责往往相混，所以多以“台諫”泛称。当时贤士因此多求引去，以避王安石锋芒。

　　据宋人笔记，王安石曾经兴冲冲带着一份拟罢免官员的劄子上殿，神宗不答应，说：“啊，除不得。”异日王安石又带了一份拟罢免官员的劄子上殿，神宗还是不答应，又说“啊，也除不得。”王安石退朝后就称病在家，撒起娇来。

　　这可难为了宋神宗。神宗秉承祖宗家法，要让大臣“异论相揽”，好相互制衡。按他原来的安排，熙宁初年有五人共同为相，分别是富弼、曾公亮、唐介、赵抃和王安石。京城人称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锐意改革，生机勃勃；“老”指曾公亮，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病”指富弼，议论不合，称病求退；“死”指唐介，慷慨争辩，疽发而死；“苦”指赵抃，无力回天，苦不堪言。现在五位执政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免的免，只有王安石能任大事，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撂挑子。神宗只好温言相劝，说“自古以来，像卿与朕如此相知的极少。天下事刚有个头绪，爱卿怎能说走就走呢！”转而全力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占足了面子，这才起来理事，推行新法更加坚定，对于新法的反对者，也绝不留情面。熙宁三年，神宗本想重用司马光，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司马光好是好。只是现在风俗未定，异论纷纷。如果任用司马光，无疑给反对派树立了一面旗帜。”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已经势同水火。

　　旧党尽管受到王安石一派的沉重打击，他们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纷纷起来反对新法。这种精神尤其需要表彰。刑部刘述与王安石辩论时，往往直指其事，是就是，非就非，甚至当面顶撞安石，气得王安石面色如铁。即使是在稠人广众之中，刘述争论起来也毫不顾忌，使得恨之者侧目，爱之者担心。司马光也向神宗进谏道：“现在条例司的所为，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不对。陛下难道只与三人共治天下吗？”他们不贪财，如范纯仁所说“言不用，万锺非所顾也”；也不留恋权位，尸位素餐，而是勇于担当，誓与道共进退。因为他们，宋代的夜空璀璨多姿，群星闪耀。

　　那是一个党争纯洁的时代，那是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那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那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才能力挽狂澜，驾驭住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新法。

　　五、貌似很美

　　正当新法肆虐之时，一场大旱席卷了北宋王朝。从熙宁六年七月至次年三月，整整九月，滴雨未降。大旱造成了广泛的饥荒，加之官府聚敛太急，河东、河北和陕西产生大批流民，他们像滚滚洪流一般涌入京师。铺天盖地的风沙中，流民衣不蔽体，扶老携幼，壅塞于道，他们脸上写满了中国人特有的愁苦和无奈。流民剥树皮、食草根，饥肠辘辘，面有菜色；有的甚至身披枷锁，因为即使揭瓦卖房、卖妻鬻子，也无力偿还官府债务。但见哀鸿遍野，累累不绝。这一幕让一个禁卫宫门的官员心如刀绞，他提起画笔，饱蘸着眼泪画就一幅《流民图》。

　　这个官员就是安上门的监门郑侠。

　　画好《流民图》后，郑侠又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去新法。然而他去拜见閤门使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官职太低不被接纳。郑侠只好假称是紧急文书，发马递送到掌管天下奏状的银台司，奏疏这才到达神宗手中。郑侠疏中说：“臣谨按安上门每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圣上只需观览就会流泪，更不必说千万里之外的惨象！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请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流民图》和奏疏成为熙宁变法的转折点。郑侠上书之日是3月26日，巧合的是，三日后果然大雨，冥冥中似乎老天也支持郑侠。神宗不得不慎重考虑反对派的意见，将王安石罢相。

　　熙宁七年六月，王安石来到江宁府，他在《初到金陵》诗中写道：“江湖归不及花时，空绕扶疏绿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昼眠今日对纷披。”花时已过，举目所见皆是扶疏的绿叶，王安石满怀惆怅地忆起去年入宫值班时，群花含苞待放。现在，他只有困居金陵，在千里之外期待改革开花结果。

　　等到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再次为相，神宗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王安石对亲近之人抱怨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够了。”关于流民问题，王安石曾经与神宗发生争论，要求与进言的大臣对质，神宗推托道：“忘记是谁言此。”王安石急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那羹何时才能熟呢？”然而，此时的神宗羽翼已成，开始横绝四海，手下又有一帮庸人趋奉，对王安石的话也就不大听得进去。王安石称病请辞，儿子王雱的早逝，也让他悲伤不堪，无心政事。他曾经着力提拔的吕惠卿，因为嫉妒王安石再次为相，不断向神宗打小报告，说安石“罔上欺君”。神宗颇为厌烦，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辞呈。王安石第二次为相，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此后的元丰年间，神宗继续推行新法，直至37岁驾崩。元丰年间的新法，其实与王安石就没有什么干系了，北宋开始进入“后王安石时代”。

　　王安石退处金陵后，闲暇之时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或许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悔恨自己看走了眼，没料到昔日的学生——福建人吕惠卿会背叛自己。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右派终于咸鱼翻身。在遥远的金陵，王安石听到新法一道道废除，心痛不已，当听说连最心爱的免役法也废除了，叹息道：“亦罢至此乎？！”随着新法的全部废除，王安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

　　如果我们联系此后的北宋历史——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宋哲宗的绍述之论以及日趋激烈的党争，那么，《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问题意识，也许同样适用于王安石变法：“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托克维尔继续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事实上加强了官僚的权力，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这至少可以引起我们进行以下四点反思，即道德与政治的边界问题，政府的职能问题，行政管理问题和中国由外向内问题。

　　王安石无疑是道德的楷模。他的夫人给他买过一房小妾，王安石诧异于家里多了个陌生女子，不禁问她的来历。小妾告诉他，自己的前夫是军将，因为运米失舟，家资全部被没收，仍然不足以偿债，只好连老婆也卖了。王安石听得满面愁容，问道：“夫人买你来花了多少钱？”小妾回答道：“九十万。”王安石将她的丈夫叫来，让他们重新结为夫妇，又送了一笔钱给他们。王安石也不贪恋权位，据说朝廷征召他去中央做官时，他拒不接受；使者追着要给他诏书，王安石竟然躲到厕所内；使者只好将诏书扔在他的几案上，王安石竟然派人送还给使者。如此往返八九次，他才肯接受征召。自然，这种道德热情也使他内心无比强大，要以天下为己任。

　　当王安石怀着崇高的道德激情，高喊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变法时，他大概没有想到新法会给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反而认为是反对派吹毛求疵，夸大事实，个别的不和谐音符不过是变法的微小代价。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依据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悲剧吗？”如果认为占领了道德的至高点，就可以为所欲为以法杀人，那不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革命恶魔韦尔霍文斯基吗？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政治家的道德与践履是两码事。更为可怕的是，在现实政治中，道德洁癖还有可能成为贪官的幌子。所以，界定人治与法治、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就尤为重要了。

　　王安石的“与民争利”政策，也颠覆了政府的真正职能。本质来看，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生事，不扰民，不夺民利。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道：“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王安石出于好意将差役法改为免役法，不幸为“黄宗羲定律”言中，税费越改越高，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纵观中国历史，凡是社会发展的时代，都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代。王安石好言利，但是这个“利”却不是从百姓出发。穆勒说过：“构成功利主义的行为对错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也就是说，追求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否则，国库里再丰盛，于百姓何有哉？这点看看隋朝就知道了。《文献通考》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朝是典型的藏富于国，但是却亡了国，粮仓内的粮食供唐朝吃了二十年。可见，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王安石的道德理想主义，必然体现在国策的制定上。他反对兼并，有句诗这样写道：“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但是，从宋代建国之初，国家就不抑制土地兼并，允许土地私有化，所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立法保护私有财产，肯定财富在社会不同等级间自由流转，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苏辙说：“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说白了就是“肉烂在锅里”，老百姓的道理来得更实在和朴素。从均田制到不抑兼并，从人头税过渡到财产税，恰恰是时代的进步，王的道德政策其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变法还涉及了帝国的行政管理问题。钱穆说：“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法治；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根本，以富国强兵为余事，而王安石变法却立意于理财，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

　　如何使庞大的官僚体制高效运转，是帝国的设计者必须考虑的。地方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实验，施之于全国，为什么就会弊病百出呢？因为小地方官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德行和意志，强力推行实验，但是推广到全国时，官员的水准、变法的心态、地域的差异以及种种官僚主义都会浮出水面。此外，考课制度也造成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过度追求GDP，将指导性计划变成指令性计划，以国家力量来与民争利。

　　变法导致了大宋王朝国运转衰，中国由外向内。王安石念兹在兹，要通过“富国”达到“强兵”目的，不惜使用大黄、附子等猛药来医治病弱之躯。他坚信宋夏必有一战，虽然取得了“熙河之役”的局部胜利，却未能改变对西夏的战略态势，甚至招来北方更加强大的契丹觊觎，被迫重新议定疆界，割地700里求和，陷入了“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死结。此后，反变法派和变法派轮流坐庄，到徽宗年间，贪官蔡京尽复新法，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立“党人碑”以警示全国。由于轻启战事，引起金兵入侵和靖康之变，北宋自此灭亡。

　　自南宋以来，士大夫一致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二程、朱熹道学的兴起，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动。可以说，是变法刺激了道学的发展，道学家要力挽狂澜、拯救时弊。历史发展到南宋，转了一个大弯，中国开始转向内向，从“外王”变为“内圣”。道学家摈弃事功，厌恶制度改革，醉心于辨析义利、王霸、理欲等道德范畴，强调用天理、族规、家范来收拾人心。新儒家最终得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士大夫们从此精神内敛，因循守旧，再也没有汉唐以来的闳放精神。明清以来的高度专制，即肇基于此。

　　发生于九百多年前的那场变法早已尘埃落定，它看上去很美，以至于晚清提倡变法的梁启超大力褒扬，上世纪学者亦间有肯定。当我们进入新世纪，自然有对它重新审视的必要。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王安石变法的意义所在。

　　方麟，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