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推行的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

王安石变法（上）


 　　一、变法前夜

　　熙宁变法那一年，宋神宗22岁，王安石49岁。

　　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要倚重即将知天命的王安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呢？这一切还要从宋朝的家法说起。

　　宋太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对于武将有着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恐惧，所以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太祖订下家法，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不得诛杀大臣和言事官员。他的弟弟宋太宗继承了兄长遗志，广开科举之路，网罗天下人才，一时人才辐辏，沉潜涵咏出高度发达的文化。

　　宋代文化发达表现在多个方面。文章有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史学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哲学有二程、朱熹、陆九渊，绘画有董源影响下的山水画，科学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有饶富理趣的宋诗，与婉约豪放的宋词，在大宋百姓中间口耳流传。史家陈寅恪禁不住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赵宋文化孕育出了繁华的都市文明。宋代人口之繁是前所未有的，宋仁宗时期天下户数达到一千二百万，户口每年以千分之十一的年增长率递增。到神宗《元丰九域志》编纂时，宋代府、州、县治数有1135个。当时的东京汴梁，最盛时人口达150万上下，是全国第一大都市。我们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绘有各色人物五百五十多个，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堪称东京汴梁的风俗画卷。

　　然而，高度发达的文化与都市文明，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阴影，那就是冗官、冗兵和冗费，以及由此造成的积贫积弱现象。这个问题终有宋一朝都未能改变。

　　由于大兴科举，宋代公务员数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官员从宋初到仁宗时增加了五倍之多，严重超编。即便如此，读书人仍然趋之若鹜地涌入公务员报考大潮之中。因为宋代进士只要一及第，就可以把粗布衣服扔掉，顺风顺水欢天喜地做官去了，而无需像唐代那样进行任职考核。夸张点说，就算率兵数十万，驱除鞑虏，收复燕云十六州，向祖庙献功，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风光。可见宋代文官的地位远远高于武官，用文官牵制武官自然也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

　　宋代的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年以后即可积劳升迁，享受优渥的薪资和待遇。这点和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比较相似，难怪大家都哭着喊着非得报考公务员，因为一入公门就可终身无忧。据宋人笔记，宋庠、宋祁都在朝为官。一年元宵夜，宋庠在书院中苦读《周易》，他弟弟宋祁却遍烧华灯，与歌妓左搂右抱，喝得醉醺醺的。宋庠看不下去，派人责备弟弟道：“你还记得某年元宵夜我们同在州学内吃烂菜饭的光景吗？”意思是提醒宋祁不要忘本。哪知宋祁大笑道：“就不知当年吃烂菜饭是为的什么？”宋祁甘愿忍受吃烂菜饭的辛苦，原是为了有朝一日当上公务员，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太宗认为：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是边防之事，顶多赔点银子，倒好预防；怕就怕内部不稳定，人心思变。所以，宋代统治者将稳定看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每当灾荒之时，政府就大举招收流民为兵，将兵和民严格剥离，不允许有任何动乱的苗头。经过历代的累积，兵员数目从宋太祖时期厢军、禁军总数22万，到仁宗庆历中达125万，增加了6倍之多。这些士兵终身行伍，躺着拿薪水，逐渐养成了骄堕的风气。卫士宿卫时像大爷一样，连被子也懒得提，要派人帮着提；禁兵发了口粮也不肯自己背，要雇人来扛。这样的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了。

　　上有冗官，下有冗兵，国家财政当然入不敷出了。宋代民与官的比例是64：1，就是说要64个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养活一个官员。流年不利时还得征兵，以至于宋神宗感叹：“穷吾国者，兵也。” 宋仁宗庆历以后，每年财政赤字三百万缗以上，到宋英宗治平二年财政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缗以上。所谓“缗”是穿铜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串铜钱，计一千文钱。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仁宗时期120文钱就可以买一斗米，可知当时财政亏空有多么巨大了。

　　毫无疑问，统治者会将财政赤字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之宋朝秉持守内虚外的家法，以文官牵制武官，军队战斗力低下，不得不向契丹和西夏纳贡。大宋王朝每年要孝敬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这些负担全部加之于百姓身上，政府于是想出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南宋的朱熹说道：“古代剥削的方法，本朝都具备了啊！”冗官、冗兵和冗费，造成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外不足以抵抗辽和西夏，内不足以安抚百姓。

　　当此之时，大宋王朝兴起富国强兵的改革潮流，也就不难理解了。

　　庆历嘉佑年间，当时名士怕只怕不变法。这种改革潮流，不独表现于士大夫身上，即使是君王也跃跃欲试。庆历年间，宋仁宗锐意进取，欲兴国家太平，屡次召见范仲淹问当世要务。范仲淹觉得国事有先后缓急，久病之躯非一朝一夕可以治愈，因此一直沉吟不决。宋仁宗不依不饶，亲自召见二府要他们加班，必须书写完对策才肯放他们下班。范仲淹迫不得已，退朝以后乃作《上十事疏》，其要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主要讲澄清吏治、富国强兵等问题。与此同时，富弼也献上“安边十三策”。虽然由于小人的阻挠和仁宗的软弱，庆历新政不及一年就以失败告终，但是范仲淹等改革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却一直感召着后人。

　　此后的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来不及更化改作，变法的重任还要等到年轻有为的宋神宗赵顼。

　　《宋史》说神宗动止皆有法度，即使是大暑天气也不肯扇扇子，这点就是普通百姓都吃不消；又天性好学，学习到晚上连饭都忘记吃，英宗时常派人劝止。每次侍臣入讲，神宗都要率领弟弟拜见老师。神宗18岁继位以后，开始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符的老成持重。他首先问计于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昔日的改革派完全退化为保守派。

　　这盆冷水并没有浇灭宋神宗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烈焰，他还需要一个扶他上战马的人。他将目光从死气沉沉的京城移开，投向了大宋王朝生机勃勃的地方。

　　这个扶他上战马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早年就议论高奇，慷慨激昂有革除弊政的志向，他曾给仁宗上过万言书，说效法先王的政治，实际上是效法其施政的立意；既然是效法先王之意，那么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要借助祖宗之法的名义展开，无非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便于放开手脚实现理财之道。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不久就在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他隐然成为新一代改革派领军人物。

　　此外，神宗登基之前，王安石就和韩、吕两个大家族交好，韩绛、韩维和吕公著时常在外面揄扬王安石的名声。韩维任神宗记室时，每次讲说完毕，都要露出神往的口气说道：“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后来还请求让王安石代替自己，做神宗的老师，因此神宗很早就知道王安石的名声。

　　王安石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中央多次征召他入京为官，都被安石拒绝。士大夫们发现他不重视功名利禄，恨不得一识其面，朝廷每每想给安石高官，就怕他不肯来。整个朝廷都认为，这么优秀的人才不来京城做官，简直是大宋王朝的耻辱。神宗于是越发想要见到这个高人，刚即位就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后又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本来来京做官是一般士大夫朝思暮想的事情，王安石偏偏无动于衷，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入朝。王安石获准越级进言，不受朝廷礼仪限制。神宗一见到他就迫切地问道：“治理国家当务之急是什么？”王安石答道：“选择政策最重要。”神宗问那唐太宗怎么样啊，看得出他希望做一个有为之君。哪知王安石一脸不屑，说陛下要学就学尧舜，唐太宗算什么。一席话让年轻的宋神宗激动得直打哆嗦，叮嘱王安石好好辅佐自己，共同推行变法。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正式主持变法。同时在原有的政治格局外，成立类似于今天发改委性质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个制定户部、度支、盐铁等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

　　王安石的变法即将拉开序幕。

　　二、良法？恶法？

　　有宋神宗力挺，王安石终于能够一偿夙愿，全面主持变法工作。王安石摩拳擦掌，决心将宝贵的地方工作经验带到中央，大干一把以报效君王。得君如此，夫复何求？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王安石推荐自己的心腹吕惠卿、章惇、曾布三人，到变法主管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熙宁二年三月，也就是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第二个月，王安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全国经济调研工作，他要求各地漕运、盐铁官员将财用利害上报朝廷。四月份，又派遣刘彝、程颢等八人巡行诸路，考察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情况。等到调研完毕，王安石在七月设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推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这年闰十一月，设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官”，总共四十一人。宋代的官名往往长得吓人，比如这个“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官”吧，其实就是总领本路常平、义仓钱谷，庄产、户绝（无子嗣）田土，及贷青苗钱，与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说白了，就是各路主持变法的官员。王安石将一批革命的火种，撒下了祖国的城乡僻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熙宁三年正月，朝廷下诏要求诸路贷出青苗钱，原则上禁止强行摊派。十二月，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和免役法。熙宁四年二月，改革科举法，废除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考核进士。熙宁五年三月，推行市易法；五月推行保甲法和养马法；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法；九月开始征收免行钱。短短四年，王安石的变法摊子完全铺开。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主导精神，宋人笔记中有个故事颇值玩味。有人献给王安石一块古砚，说此砚特别润泽，呵气成水，磨墨时无需注水就可润泽砚台。王安石听罢哈哈大笑，一口回绝对方的美意：“即使这砚台呵气能得到一担水，又能值多少钱啊？”故事的真伪姑且不论，宋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已经一目了然：王氏好言利，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实用主义表现在变法上，就是以理财为中心，主张富国强兵，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那么，是否真的民不加赋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人所诟病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就能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

　　青苗法是对原有常平法的改革。以前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有十五万以上贯、石的储备，遇粮价贵时，以低于市价出粜卖粮；遇粮价贱时，以高于市价收购粮食。通过常平法来平抑物价和避免谷贱伤农。现在将常平、广惠二仓的储备作为青苗本钱，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农民，农民收成后需还息钱二分。青苗钱每年发放两次，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缴纳。

　　青苗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无疑是好的，类似于今天的农户联保小额信用贷款，本来是为了打击民间高利贷。然而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贷款时又根据农户的家产等级决定数额多少，要求富家给贫家担保，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就贷款利息来说，由于一年强制农民贷款两次，年息达40％。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操作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官员为了追求GDP，往往擅作主张提高息钱。如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率先在当地实行三分息，一年两次放贷年息达60％。取三分息的绝不止于河北一地，应是普遍如此。这其实极大背离了变法初衷。由于粮价波动和粮钱折算的原因，陕西贫民在正月、二月借得白色陈米一石，将来要还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如果当时是折作粟钱领取的话，将来要还新米三石。所得利息接近一倍，即使是兼并之家，在灾荒之时也不会盘剥得如此过分。因为私人高利贷往往会宽限贫民，在他们无力偿还时还会继续放贷，以便他们维持生活和生产，最终能还清欠债。国家高利贷因为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贫民一有拖欠就要受到官府刑罚追索，完全是黑社会行为。

　　免役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有的各种差役，民户无需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纳钱雇人服役。从服役到雇人服役，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免役法将征收的对象由原来的上户扩大到下户，实际上扩充了征收赋税的对象，使得役钱成为乡村中继两税之后的又一笔重赋。宋代的两税基本还是米、麦、布、帛等实物税，而役钱因为只收钱不收物，造成了社会的钱荒现象，自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官府在征收役钱时，还允许部分截留，称之为“羡余钱”。以熙宁九年为例，免役钱计收入10414553贯、石、两，雇役总支出为6487688贯、石、匹、两，反而有3926865贯、石、匹、两的结余。这不能不说是国家在变相征税，在原有两税的基础上增加了役钱这一新税种。更黑的是，民户已经交免役钱，官府却不肯雇人服役，而以保甲法中的“保正”、“甲头”来服役，这样层层摊派，百姓交完免役钱后仍要服役。因为剥削太过厉害，连宋神宗都觉得不好意思：“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说明免役法确实有伤国体。熙宁七年，有人在南京赏心亭题诗：“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这是在直斥变法派王安石了。古时的题诗和谣谶，大抵相当于现代的普通百姓在微博上发牢骚了，多多少少能折射出底层的民意来。

　　市易法是政府在主要城市设立市易司，平价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账，政府收取二分息金。其本意是为了抑制兼并，打击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但是从实际效果来说却变成了国家垄断，市易司自己做上了市场的老大，强买强卖，垄断市场利润，甚至瓜果、锥刀、冰炭生意也不肯放过。后来连负水、拾发、担粥、提茶这些小本生意，不交钱也不得经营。

　　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市易法首先是打击残破大商人。如熙宁八年七月，大商人郭怀信向市易司借钱购买贩盐的指标，虽然还清了本钱和息钱，但是因为没有按期还钱，被市易司罚钱1500余缗，在已经缴纳罚金170缗后，市易司又追加了130缗的罚款。这种罚上加罚的举措，即使是大商人也吃不消，更不必说那些中小商人。

　　元祐二年（1086年）闰二月，苏辙上奏朝廷，希望将所有还清市易本钱的商人，一律蠲免他们的息钱和罚钱。苏辙的动议得到批准，一时间恩泽甚广。但是苏辙走访京城开封底层商人时发现，这一政策对于贫下之家不起任何作用。面对官府的催逼，他们为了还清本息和罚钱，往往换个名字，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无法统计他们到底欠了多少市易本钱和息钱、罚钱，所谓的豁免政策因此也只能惠及上户。经过统计，苏辙发现开封欠市易钱户共计27,155户，共欠钱237万余贯。其中“大姓”35户，“酒户”27户，共欠钱154万余贯；“小姓”27,093户，共欠钱83万余贯。欠钱在200贯以下的有25,353户，共欠46万余贯。这说明欠市易钱的大多为中小商人。

　　通过青苗、免役、市易等一系列改革，北宋朝廷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在府库内堆积如山。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来实现富国强兵，他有一首诗很能反映自己的心态：“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元丰元年，神宗用这首诗的每一个字命名一座库房，总共有32座库房。后来积累得多了，库房不敷使用，又加盖了20座库房，可见当时国家聚敛之多。

　　当然，这种国富是建立在“与民争利”的基础之上。变法给大宋王朝带来财政繁荣的同时，也为国运转衰埋下了祸根，这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未完待续）

　　方麟，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