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沙家浜》演出照
8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两点，中国交响乐团老年活动中心的门准时打开。其他同事七手八脚地开始摆麻将桌，82岁的章雪萍则径直走向了北墙的白色展板。上面印着12个鲜红的大字：《岁月当歌》——中央乐团老照片展。
前三张照片要突出的，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这应该是我们乐团排演《东方红》大歌舞的时候，毛主席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一起接见我们。”满头白发的章雪萍指着第二张照片说。正是当年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1952年指示，“以中国青年文工团为基础，建立国家歌舞团”，才有了后来分离出来的中央乐团。
除了和同事冯琬珍、王廷英一块儿发起这次图片展，从2007年起，每个月下旬，同样是在这个活动室里，章雪萍还有另一个身份——乐团离退休老人“谈心会”主持人。如今，谈心会已经举行了42次。前来参加的，包括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李珏、继王昆之后扮演白毛女的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于等老人。当然，每次也少不了冯琬珍，她从1979年开始受乐团领导之命，撰写有关中央乐团的宣传报道，至今仍偶尔能在报刊上见到她对乐团的回忆文字。
这些老人提到“乐团”两个字时，一般指“中央乐团”。这个1956年成立的乐团，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不过，章雪萍和冯琬珍等老人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了1996年之前。
那是与音乐有关的五味杂陈的近半世纪时光。
为革命服务
对于章雪萍来说，这段时光开启得更早，在1948年。
那一年，她从湖南周南女中毕业。与母校的前辈学长蔡畅、杨开慧、丁玲等人或投身革命或投身文学不同，不懂什么是声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钢琴的章雪萍，选择了进入湖南音专学习。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他有一个明确要求：“学生只许搞业务，不许搞政治。”
一个地下党同学私下找到章雪萍：“我介绍你入一个党，这个党你只知道我，我也只知道你，别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党啊？”
“共产党。”
“我不知道什么党不党，我爸爸不让入党。”如今在北京和平里的家里，章雪萍回忆，自己当年就这样拒绝了同学。
尽管如此，长沙解放时，尚未毕业的章雪萍还是跟部队走了，在四野138师宣传队为《白毛女》一剧伴唱。有人动员她参军，但她由于拉提琴的男朋友不想参军而作罢。
辗转到1951年底，章雪萍通过了主考官孟于主持的考试，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歌队。孟于早年在冼星海的鼓励下，考入鲁艺，1945年起便在张家口饰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和《血泪仇》中的王桂花。
1952年，歌队变成中央歌舞团合唱队。除了革命歌曲外，演唱刚刚创作出来的新歌，也成为孟于、章雪萍等队员的任务。其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两年后，大学毕业生冯琬珍考进合唱队。她参加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祖国》，创作者是曾写出《社会主义好》的李焕之。当年秋天，22岁的冯琬珍便“非常激动”地跟随合唱队到怀仁堂，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演出，并第一次见到了台下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
“我们作为专业乐团，唱了很多革命歌曲。解放以后很多商店里播放的《打得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基本上是我们乐团到电台录的音。”冯琬珍回忆说。
她至今自豪的是，乐团创作组里，有后来创作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施光南、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郑律成、创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瞿希贤等“懂音乐”的作曲家。因此，当年的合唱曲，虽然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但都是用艺术手法写的。
“当时唱西方的歌，一定要有级别很高的领导批准。”她强调。所以，上世纪50年代，他们能唱的大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歌曲。
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1953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举行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最终章雪萍所在的合唱队夺得一等奖，19岁的钢琴家傅聪获得三等奖。
那次获奖让章雪萍和同事们刻骨铭心，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在这一年经历的大悲大喜。
当年3月，章雪萍正在王府井买东西，广播里突然传来沉重而悲痛的声音，斯大林逝世了。
“我当场就觉得不行了，咱们阵营的领袖没有了。”她回忆说。回家后，她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但这一次，组织没有批准，理由是她“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不联系群众”。
不过，随后传来的消息，一扫章雪萍内心的阴霾。为了更好地为世界青年联欢节做准备，组织决定先派他们到苏联进行一个多月的培训。
出国前，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担任驻外大使的耿飚被请来给代表团讲课。“他告诉我们西餐怎么吃，哪个手拿刀子哪个手拿叉子。”章雪萍边说边比划着。
不仅如此，代表团还专门为女团员购置了镂空高跟凉鞋。她们被告知，罗马尼亚人以为中国女人还都是小脚。代表团规定，在罗马尼亚期间，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一定要把脚露出来，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
这样做的必要性很快得到证实。“真的，我们一上街走动，就有人看我们。人家还真就看我们的脚。”章雪萍说。
她最受人瞩目的时光，也始于那年年底，合唱队随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为志愿军演出。
正在为《荷花舞》和《采茶舞》伴唱的章雪萍，突然被从台下叫到幕后。“报幕员嗓子哑了，你赶快报幕去。”领导急匆匆吩咐道。
接下来，现场的人们听到：“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花花》，演唱者郭南英。”随后，郭兰英走上了台。
穿着合唱服的章雪萍刚回到幕后，领导劈头便问：“你刚才说的什么？”
“《南花花》啊。”
“你再说一遍！”
“《南花花》。”
这时，这个分不清发音的湖南女人才意识到，自己把“兰”说成了“南”。
即便如此，领导还是发现她“报幕的时候很自然”。这也让章雪萍从此走上了报幕主持的道路。
同事们则开始笑称章雪萍为“幕后合唱队员”——幕后排练时有她，上台演出时，她却穿着合唱服跑到台前报幕了。
当然，这些往事在展出的照片里都看不到。因为在1956年7月10日，中央乐团才以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为基础而成立。
为国家演出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回顾1959年中国首次排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往事时，曾采访章雪萍。
主持人朱军一上来便问：“听说您还是我们的前辈？”
章雪萍明白他指的是报幕主持这事儿，便淡淡地回应：“算是吧。”她只是没有眼前这个后辈幸运。在她风华正茂的年纪，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
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那时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冯琬珍等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1959年，中国和东德同时建国10周年。为了与中国一起庆祝，东德决定国庆期间派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出，主打曲目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了能与德方同行交流，先后在京郊100多个公社和工厂下乡体验生活的中央乐团成员，不再与农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前回到乐团排演《贝九》。
不过，除了排演《贝九》，章雪萍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
那年9月，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前半场在舞台上的是中央乐团，由章雪萍报幕；后半场上台的是总政歌舞团，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报幕。
台下坐着的最重要的观众，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他受总理周恩来委派，从现场的两个报幕员中挑选一个，负责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的报幕工作。
最终在9月30日晚上站到怀仁堂舞台上的，是章雪萍。她注意到观众席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大大小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脑脑基本都来了，苏联来的是赫鲁晓夫”。
此后，一些同事开始称章雪萍“国家报幕员”，因为她“通过了陈老总主持的国家考试”。
1960年1月，为庆祝缅甸国庆，周恩来总理与陈毅率领400人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文化艺术团的200多人主要来自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班和云南歌舞团，但依旧点名让中央乐团的章雪萍去报幕。
文艺工作者们在访问中的表现，周恩来形容为“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正是在此次访问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研究决定，成立表演中国及亚非拉歌舞为主的东方歌舞团。像中央乐团一样，“以文化艺术为外交、政治服务”。
在这背后，是当时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从50年代面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开始全面转向亚非拉国家。
国庆期间，来京演出的不再是苏联或东欧交响乐团，而是演出本国民间民族音乐、舞蹈等歌舞艺术的缅甸、巴西和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团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重点，也相应逐渐从西洋古典交响乐转移到民间民族音乐。
这一外交政策，差不多在10年后的1971年才重新转向。这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别顾问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在招待基辛格时，冯琬珍和同事们为这位美国客人用英语演唱了《哦，美丽的美利坚》。
周恩来等人再次意识到，为了适应外交的需要，文艺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此前，自称对文艺“外行”的周恩来，在审查军队组织的文艺节目时，首次对演出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作出罕见的批评：“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
在冯琬珍记忆中，当时，《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日本文化界代表、荷兰电影导演、法国导演和作家等访问团接踵而来。
“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在基辛格来访前夕，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允许文艺工作者进行尝试。
一年后，西德外长来京商讨两国建交之事，周恩来想为其演出贝多芬的《欢乐颂》。他安排秘书给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乐团在“文革”后早已不敢练习西方音乐，很多人也已下放干校，几天内难以演出。
为时代伤痛之一
这并非乐团第一次遭遇专业之外的困难。早在1961年年底，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老师阿诺索夫访问中央乐团，并指挥了4场音乐会。周恩来和陈毅到天桥剧场看了第二场演出。虽然演出效果在外人看来挺“圆满”，但过程并不顺利。
阿诺索夫指挥乐队和合唱队轮流排练时，一再发现铜管声部吹不上去。一旁等着排练的冯琬珍注意到，他大发脾气，重重地跺地表示不满。“这都是你们苏联找我们还债闹的，你看我们商店里卖的什么，只有肥皂和毛巾，哪有什么食品可吃呢？！”李德伦当时毫不客气地向老师这样解释。老指挥也谅解了这些“困难时期吃不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乐师。
当时，团长李凌千方百计地弄回来一些鸭子，20个人才能分一只。乐师和演员们在北京演出一场，每个人的报酬经常是两个花卷。
而章雪萍除了自家的演出，还经常被外单位“借”去报幕。一度，总政歌舞团想调她去。“我们这儿唱的歌要比他们唱的歌好，什么都唱，他们总唱一些革命歌曲，都是《大渡河》那种叮叮咣叮叮咣的。我不能离开这儿。”章雪萍当时这样想，于是拒绝了。
今年年初的谈心会上，章雪萍问眼前的老同事们：“咱们都是搞音乐的，可真正在这儿搞了几天音乐？”
“没搞几天音乐，全是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真的没有搞什么专业。”她自己随即答道。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
刚到北京不久，她便赶上公私合营“打老虎”。她带着被子到琉璃厂画店的“资本家”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蹲守店里，把最好的画挑出来上缴国家，不让店主卖。由于不懂行，她专门挑那些漂亮的和颜色好看的，结果专家一鉴定，全是赝品。
“那些老板白天放鞭炮欢迎公私合营，晚上在家里就哭。你想，把他的财产给拿了，他愿意啊？当然不愿意。”章雪萍撇着嘴回忆说。
她和同事们的专业提升，也一次次被类似的运动打断。“每个运动都得参加，参加了，就没时间搞业务了。”她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乐团的人，从政治上到艺术上，有我们这样的遭遇。我们国家政治运动比较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我们几乎都要放下业务，投入到运动中。反右，大家要去参加各种批斗会、鸣放会，谁也不许唱歌，不许动业务了。肃反，我们也要参加，我们身边也有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炼钢铁我们也要参加，五七干校，我们去种苹果、种桃子、种水稻。”冯琬珍滔滔不绝地说。
2001年出版的《李德伦传》中提及，有人问乐团管乐务资料的马润源：“共产党党内恐怕也有矛盾吧？”马随口答：“当然也得有了。”仅仅因为这句话，他就戴上了右派帽子。
来自哈尔滨的小提琴手宋文秋，一句“苏联到东北时抢东西、强奸妇女”便成为“反苏右派言论”。单簧管乐手白哲敏的大字报贴出来后，没什么反应，在吃早饭时随口戏言：“如果下星期还没有答复，我就不干了。”结果，这句话成为“煽动群众罢工”的右派罪状。
这样的往事，在章雪萍、冯琬珍等人的记忆里，不胜枚举。他们至今仍深深感激中央乐团时任团长李凌。
这位团长当时吩咐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合唱队队员，继续巡演，千万不要返回北京参加鸣放。
“如果当时我们回北京，至少一半的人会被打成右派。”李凌后来曾这样回忆。
乐队在外地演出了三个多月，返回北京时，反右已过最高峰。主要力量得以保留，也让乐团在1958年首次为电影配乐录音成为可能。他们先后为《上甘岭》、《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青春之歌》、《雷锋》等电影担任配乐。
也是在这一年，“音协”提出，“展开对黄色音乐的批判”。为响应这一要求，乐团派人到北京各大高校讲课，告诉师生们哪些歌曲是“黄色歌曲”。“周璇的《何日君再来》被批得最多。还有电影明星李丽华的歌。”冯琬珍回忆。
王波，《中国青年报》 201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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