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冰点特稿：往事并不如歌（下）

　　为时代伤痛之二


　　1963年，全国兴起抛弃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音乐家贺绿汀生前回忆，南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被拆散，乐师改行，有人被分配到剧院当售货员。还有音乐学院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让学生改学二胡。

　　音乐和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也在全国掀起大讨论。为了证明交响乐也能“三化”，中央乐团举办普及音乐会，把当时全国传唱的革命歌曲以乐队形式连续演奏，名为《革命歌曲联奏》。合唱队把《白毛女》中的一些片段改为大合唱，乐队则把《白毛女》的音乐改编为组曲。“想方设法把民间音乐素材，改编为西洋乐器演奏。”冯琬珍说。

　　除此之外，乐师们在演奏时必须面带表情，以加强音乐的描述。在演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段时，他们要面带哀愁。每排一段之前，指挥李德伦须带领乐队先学一段毛主席著作，以体现活学活用。

　　“文革”中，章雪萍、王廷英等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我不能够相信，因为我们20多岁起，就在一起工作，可能在具体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不能够相信他们是‘五一六分子’。”40多年后，冯琬珍依旧难以掩饰自己的不解，用指头捣着桌子。

　　她的丈夫、作曲家邓宗安因为在创作《穆桂英挂帅交响诗》时，写了一句台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来表现穆桂英的英雄形象，结果被认为是要“夺权”，被下放到小汤山干校劳动。

　　1972年，邓宗安的姐姐、姐夫以天文学家身份，随李政道一起从美国回来访问。可能是考虑到外事影响，邓宗安和冯琬珍的干校生涯提前结束。

　　而4年前，为了将样板戏拍成电影，江青在审查《交响乐伴唱红灯记》时，当众“解放”了李德伦、电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但她同时将一件乐器判了“极刑”。因为“实在受不了”演出时大号的声音，江青要求，“大喇叭要取消”。乐团不知道她所说的大喇叭是指长号还是大号，她加了一句“朝天的那个”。于是，大号在中央乐团消失了差不多10年。

　　江青指示乐团，“修正主义的东西下流极了，还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利润他们是下苦功夫的”，“要向敌人学习下苦功夫”。

　　当邓宗安、冯琬珍夫妇提前从干校回到乐团时，中央乐团的实际负责人是钢琴家殷诚忠，他原本叫殷承宗。


　　“他们家是资本家，江青说，你还要继承你们资本家祖宗吗，要对党忠诚，这样才改成殷诚忠。”冯琬珍回忆说。

　　因为所演的交响乐《沙家浜》在1967年成为8个“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之一，中央乐团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样板团”。演出样板戏时，他们不能穿燕尾服，而改穿新四军军服。

　　“哪有新四军戴着绑腿拉琴的？大家都觉得好笑，尤其是李德伦穿军服看上去实在不好看，影响了音乐艺术是一方面，反而破坏了新四军的形象。”冯琬珍说，乐团随后演出改穿中山服。

　　“当时很多人很羡慕样板团。但样板团是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把一个人或一部戏打倒打死。他们体会不到心里的那种恐惧啊。”冯琬珍强调。

　　这种风浪，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日和2日，中央乐团在民族宫礼堂演出《为毛主席词二首谱曲》、《东方红》等曲目。这是乐团最后一次以样板团身份演出，冯琬珍注意到，同事们都非常高兴。

　　尽管无力为西德外长演奏贝多芬《欢乐颂》，中央乐团在1972年依旧是国家用音乐接待外宾的不二之选。

　　毛泽东在这一年也认识到，“光有这八个样板戏不行”。“看来文艺的事我得管一管了。”建军节前夕，他在书房接见年轻的京剧演员李炳淑时说。

　　在此之前，中央乐团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年5月，他们开始公开试演《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

　　当时，林彪事件发生不久。《红旗》杂志罕见地刊登了两首歌的歌词歌谱，要求全国人民一起唱，以团结和统一认识。《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乐团还组织人员创作了《梅花三弄钢琴协奏曲》，但被“枪毙”，因为里面有“西方资产阶级颓废的印象派和声”。

　　但这并不影响乐团开始跟“资产阶级”接触。1974年10月，由87人组成的“中国中央乐团”出访日本，这是中央乐团首次外访。后来有人告诉冯琬珍，访问期间管得很严，并且每个人发放的现金有限，只好买了几根铅笔做纪念。返回北京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先邀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随后他们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在一个厅里休息时，门突然开了，进来的是邓小平。

　　这个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领导人，和江青、叶剑英等一起接见乐团人员。

　　这次出访，也让中央乐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再演出。因为要“消毒”——全体出访人员一起总结访日经验，检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见所闻。如，在日本见到了乞丐，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

　　而那些年，出国访问也确实是极为郑重的事情。1975年，中央乐团有30多人参与演出的访美中国艺术团，临时取消原定行程，改为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及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出访前，艺术团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做了表演，最终审查通过。

　　在他们出访期间，冯琬珍则随其他同事一起南下福建和广东演出。

　　为了迎接样板团，福建省党、政、军领导亲自到福州站月台上迎接，在广州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亲自出面接待。乐团所到的街道上，挂起“热烈欢迎中央乐团来我省演出”的巨幅大红标语，出行时前面有4辆警用摩托车开道。这也是冯琬珍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这次演出最引人瞩目的，是加入中央乐团才一年的女高音李谷一。她演唱的湖南花鼓戏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远走高飞难找寻》极受欢迎。盛中国演奏的《红色娘子军》中的选曲《军民一家亲》、刘诗昆演奏的《战台风》，也赢得全场掌声。


　　为时代伤痛之三

　　“我们乐团当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怀仁堂、北京音乐厅这样的地方演出，也到人民公社、钢铁厂、大寨、大庆油田这样的地方，为工农兵演出。”章雪萍指着一张山坡上密密麻麻坐满人的照片说。

　　当然，从1970年起，因为身在干校，这些演出跟她已没有关系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掉入了深渊。

　　“总理去世了，我们该怎么办？江青肯定不会给我们平反的。”如今回忆起当年的处境，老人眼圈发红，甚至有些哽咽。

　　当时在乐团，像她一样悲伤和绝望的大有人在。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是中央乐团成立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

　　得知噩耗后，中央乐团要求停止在民族宫礼堂的演出，但于会泳等文化部领导强令在悼念期间照常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样板戏——“一定要演出，这是一个战斗，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

　　《李德伦传》中记述，演出那天，不少团员拉着李德伦一边哭一边表示不愿意演。李德伦考虑了一下说，这么办，咱们换个节目，唱《国际歌》、《东方红》。

　　4月5日那晚，从民族文化宫回来的邓宗安告诉因病在家的冯琬珍：“天安门那一片的气氛不一般，风声不对。”他看到有公安、民兵拿着木棍、盾牌等从午门往外跑。这便是后来的“四五事件”。

　　一个多月后，为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中央乐团推出《党中央决议传四方》和《首都工人民兵进行曲》等歌曲，从5月23日起，连续四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型集会上演出。

　　乐团成员内心里还留着对总理的哀思，在舞台上却要表演欢快的歌曲。率团来访的日本著名作曲家伊玖磨敏感地察觉到了乐团成员的“某种不满和矛盾”，还特别留意到“指挥家李德伦似乎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所不满”。

　　看到他这番话，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决定到北京看看。1976年12月，他访问中央乐团，“四人帮”已被粉碎，所以李德伦在接待他期间，才可以以中央乐团负责人身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被党内一条埋藏已久的极‘左’路线不断排挤死去”的郑律成的追悼会。

　　同样可以开始被公开怀念的，还有贝多芬。次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在年初便请示文化部领导贺敬之，可否举办纪念贝多芬音乐会。贺敬之请示文化部长华山，层层向上请示。根据惯例，24日演出消息就应见报，但一直到23日晚上9点多，中央乐团才接到电话，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出。

　　音乐会做了实况广播，个别单位突然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大为紧张，以为收听了“敌台”。

　　他们不知道，早在1972年秋天筹备西哈努克亲王50岁寿辰音乐会期间，周恩来就主动要求李德伦讲解贝多芬各首交响曲及其精神，之后还要文字材料，并特别说明要直接送到国务院。

　　为了接待伦敦和维也纳乐团的来访，中央乐团也破例开始演奏《田园交响曲》。实际上，1973年2月，基辛格作为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访京时，先听完中央乐团演奏的《田园交响曲》后，才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这位美国人“有时不敢肯定所演的是什么”，他感受到了“文革”破坏性的干扰，觉得《田园交响曲》并非中国音乐家们所擅长。

　　冯琬珍回忆，尽管直到10年后的1983年，中央乐团才第一次录制贝多芬交响乐全集，但在几年前，他们已经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1977年6月，为了出访朝鲜，乐团开始排练一套全新曲目，包括乐团成员王酩基于电影《海霞》创作的《海霞组曲》，而当年为《海霞》配乐的正是王酩。更重要的是，在1968年被江青“枪毙”的大号，在《海霞组曲》中正式复出。

　　这之前，殷诚忠也改回他原来的名字“殷承宗”。

　　一切似乎正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78年1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这一年度的谢幕演出。除了演奏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开场乐曲是当时在中国尚备受争议的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序曲。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央乐团演出介绍曲目时，首次只介绍曲目本身，而完全不再附加政治或阶级性的描述。

　　巧合的是，在这次演出前的12月15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在演出后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

　　1999年，李德伦在深圳演出时，香港音乐学者周光蓁在后台找到他，说想写一本中央乐团的历史。李德伦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乐团的这40年，可是战斗的40年哦。”


　　为历史负责

　　如今，这场“战斗”早已结束，那些当年曾“一起战斗”或“相互战斗”的人，都已是垂垂老者。他们的儿女大都在国外。在章雪萍的主持下，老人们定期到离退休中心活动室围着麻将桌“谈心”。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78岁，年龄最大的孟于已经92岁。今年3月的谈心会前，孟于告诉李德伦夫人李珏：“杜锦玉不行了。”杜是他们的同事。

　　两天前，他们89岁的同事王卿生走了。而去年夏天同事谈炯明的离去，更是让这些老人心有余悸。

　　“78岁的老头子一个人在家，抽油烟机一直转着。过去了好几天都没有人知道，有臭味儿了才发现。”有人描述说。

　　来谈心的一些老人，除了觉得孤单外，还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可能跟谈炯明一样”。

　　这些一度离政治人物很近的人，一直很关心时政，偶尔也会反思自己的音乐人生。

　　“退休以后，我对我们从事了一辈子的音乐重新有了认识。我们都是搞音乐的，但是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搞音乐，成天都是开会，不是生活检讨会，就是你批我我批你。”章雪萍说。

　　“政治形势对我们乐团影响很大。我们毕竟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上面的领导决定让我们唱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到人民大会堂的节目，都是要经过审查的，要开一个节目单先报上去。在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时候是不让演出的。”冯琬珍说。

　　这些老人们知道，要把自己经历的历史讲清楚，并不容易。

　　文化部曾经让冯琬珍写一些有关中央乐团和李德伦的文章。“我说我不写，太难了。”冯琬珍说。但她又清楚，他们这一茬人，“每一年都要走四五个，死得都差不多了”。

　　所以，得知周光臻要写中央乐团的历史时，为乐团写了30多年宣传报道的冯琬珍拿出所有资料供他无偿使用。

　　“没有历史，人就像浮萍一样。所以，我才会给他资料，给你讲一些往事。”老人说。

　　她和章雪萍、王廷英一起，发起的这次展览，得到了老同事们的热情支持，一共拿出了500多张各自珍藏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最终有212张贴上了展板。

　　在那些黑白或略微褪色的彩色照片里，可以看到郭兰英、李谷一、李德伦、傅聪、胡松华、刘淑芳、杨洪基、鲍蕙荞、刘诗昆等人风华正茂时的模样。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人生，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知之不多的历史。

　　王波，《中国青年报》 2012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