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丁东:灾情公开今与昔


  北京7月21日暴雨,当天公布死亡10人,接着公布死亡37人,26日公布遇难者为77人,其中66人身份确认,并公布了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遇难地点和遇难原因。后来又公布,遇难者为79人。对此民间虽然还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样做还是一个进步。

  回想文革期间,中国发生过更严重的自然灾难,当时却没有向社会公布必要的信息。

  例如,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倒塌房屋338456间,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公路、桥梁破坏严重。四天后的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报道,但并不提震级和伤亡人数,地点也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当时,一些国家要求来震区考察,大部被回绝了,只有伊朗获得批准,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中央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而全国各地送来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同时全国各地还发来了14万多封慰问信。其他物资几乎没有。这样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实际上拒绝了国际援助,也没有来自国内有有效援助,给灾民造成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比通海地震更大的灾难是1975年8月初发生在淮河流域、跨越河南安徽两省的特大洪灾。8月4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降雨量最大地区超过1600毫米。8月5日晨,板桥水库大坝溃决。这座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而实际承受的洪水总量为6.97亿立方米。6亿立方米库水脱缰而出,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宽达12至15公里的洪流,汹涌而下,冲垮了下游几十座水库,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河南省受淹32个县,耕地1800多万亩,受灾人口约1000万,倒塌房屋500多万间。洪水冲毁了京广铁路从小商桥到确山的103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16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这些地区的公路全部淹毁,电讯中断。垮坝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下游灾情最重,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阜南、临泉、界首、颍上六县,受灾耕地面积300多万亩,人口150万。

  据当时到灾区实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水灾发生后,新华社曾准备进行连续公开报道,未能实现。8月9日,中央召开会议,组成以纪登奎为团长,乌兰夫、沙风、丁志辉、邓东哲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于8月11日飞往灾区慰问。在灾区,张广友当面请示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张广友又问:“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纪登奎还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纪登奎还给张广友和《人民日报》记者安子贞布置任务:这次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两千为好。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从纪登奎说话的口气中,也能隐约感受到他内心的某种无奈。

  这次洪灾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和民间说法很多,少则不足万人,多则二十多万。当时河南省的初步统计是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张广友认为这个数字高了,应当在三万到四万人之间。

  政府的权力应当在阳光下运行。突发的灾情应当让社会充分了解。当今的中国,与文革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管理水平和技术条件下,自然灾害殃及人的生命,还不能完全避免。但政府如实公布灾情,包括受难者姓名,却是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不仅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更及时、更充分地参与救援,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因为每个遇难者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丁东,作者博客 201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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