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古代酷吏的血腥悲凉往事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酷吏在维护君主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地主豪强作对的酷吏,其行为套用今天的词形容,客观上是“打黑除恶,强化治安”。纵观史料记载,以西汉、唐(武周)时期酷吏最为集中。历史上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他专门写了“酷吏列传”,完整详实地记录了酷吏们起家、治吏、杀伐、下狱的全过程。

  后人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罗列出汉代十酷吏:张汤、义纵、郅都、侯封、赵禹、宁成、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郅都,主要活动于西汉景帝时期,是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西汉酷吏。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提倡休养生息,各地豪强地主常常与官府对抗。郅都任济南郡太守时,对当地豪强以暴制暴,捕杀首恶,推行严法,开当时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先河,济南郡豪强都不敢再与官府对抗。他在任一年多,“郡中不拾遗”。这种做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史书记载济南周围十几郡太守都视他如上司。郅都后晋升掌管京师治安,遇到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其不避权贵,秉公执法,权贵宗室对其又恨又怕,把他称为“苍鹰”。郅都在一次审讯中致汉景帝庶长子刘荣自杀,惹怒太后被贬往汉匈边境任雁门郡太守。匈奴人一向敬佩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全军后撤,远离雁门,直到郅都死去都不敢靠近雁门郡。史书曾记载匈奴骑兵以郅都木偶做箭靶,因为畏惧竟无人射中。不过郅都在皇太后窦氏的干预下终难逃一死,《史记》、《汉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都对其评价极高。“以倍亲而仕,当奉职死节于官下,总不顾妻子”,是其为官做人的名言。

  张汤,西汉人,幼时抓到偷肉老鼠并审问,其审问文书如同办案多年老狱吏的笔法,让其父惊诧不已。成年后子承父职步入官场,之后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立下大功,深得汉武帝信任。他为朝廷制定了很多严刑峻法,严格考核任职官吏。史书记载张汤“为人多狡诈”,善于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穷追狠治,株连无数。后官拜御史大夫,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但与此同时,当时的官民对其怨气极大,纷纷将其视为盘剥的主要罪魁祸首。其后因朝中大臣构陷上书弹劾,张汤自杀而死。

  义纵,是西汉中期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地主的著名酷吏。他在上党郡任县令期间,《汉书》说他“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即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他在任长陵令和长安令期间,“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随后任河内郡都尉时,一举将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在任上碰到实属豪强的酷吏宁成,义纵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当时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之后汉武帝特调义纵任抗匈奴前线定襄郡太守,义纵到任后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这些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全郡人闻讯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却抓捕其部下,惹怒汉武帝,被定罪为破坏执行诏令,遭到诛杀。义纵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但沉重打击了当时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被司马迁誉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王温舒杀戮成性,暴虐性格尤其值得一提。其在广平郡都尉任内用犯有重罪的人督贼,维持治安。同时规定如果手下抓捕不力,不光自己甚至全族都要被诛杀。这样手下无不为其卖命,一时之间广平号称“道不拾遗”。之后其被汉武帝提拔为河南河内郡太守,他故技重施再次挑选犯有重罪的人充当衙役,以各种理由将当地豪强下狱,也牵连了不少无辜群众百姓。王温舒曾用私人驿马向朝廷传递请奏文书,快速开斩,全郡万余人成为刀下鬼。此举使得河内郡治安出奇的好,王再次得到汉武帝赏识,被提拔为负责京师治安的廷尉、中尉。他专门挑选心狠手毒、做事不顾后果的人充当自己鹰犬,以罗织罪名将人下狱,再严刑拷打后逼供出下一个罪名,如此循环往复。京师长安的治安也开始好转。

  西汉的酷吏们大多清廉。史书记载郅都从不收礼。作为西汉酷吏的代表人物,张汤为官清廉俭朴,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不失为古代廉吏。王温舒的遗产甚至连五十金都不到。但酷吏们用严刑峻法取得社会稳定的效果往往只是一时,社会各阶层失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太平繁荣对统治者来说,仅仅是痴人说梦。正如范晔在《后汉书》中一句点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意指酷吏们追求严刑峻法,暴虐治理,完全是舍本逐末,徒劳无功之举。

  唐代武周是又一酷吏横行时期,原因在于武则天称帝后广为剪除异己,必须重用这些酷吏罗织罪名,制造恐怖气氛,压制复辟李唐王朝。索元礼是高鼻深目的胡人,为武则天男宠之一薛怀义干爹。史书载其性情残忍凶暴,以诬告陷害他人为能事,死在索元礼之手的冤魂有数千人之多。索元礼发明了刑讯逼供的两大法宝:狱持和宿囚。狱持即套在犯人头上的铁笼头,再加之枷锁拷镣将犯人固定住,牵拉头发和双耳,昼夜站立,任污秽的排泄物流出。宿囚则是将犯人关于牢笼,隔绝饮食和睡眠,并不停在周围敲击,使其无法入眠,以摧毁其意志。当时索元礼和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合称“来索”,二人共同合编了一套刑讯逼供的教材,取名《罗织经》,这是一本网罗无辜,捏造罪状的告密大全,堪称中国第一部“厚黑学”著作。索元礼凭口头禅“取铁笼子”断冤案无数,最后其因“座赃贿”,在狱中被审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制服,死于狱中。

  周兴,唐代武周时期又一著名酷吏。武则天称帝后大兴告密之风,高压控制朝野。史书记载“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周兴肆意捕杀,横行无忌,“屡决制狱,文深峭,妄杀数千人”,“朝野震恐,莫敢正言。”周兴等人为了逼供,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等刑具和种种骇人听闻的刑法,使囚犯一看到这些刑具就“战栗流汗,望风自诬”。他任意给人罗织一个罪名,以酷刑带供,或于狱中摧残而死,或斩杀抄家。当时的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每天入朝前必与家人诀别。当时的另一酷吏丘神勣被处死后,周兴被告发与丘神勣同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问。来俊臣故意宴请周兴,装作请教周兴审问犯人可有新招,周兴很自负地回答用烧红的大瓮关住犯人,不怕不招。来俊臣依样画葫芦,周兴只得叩头称罪。这就是“请君入瓮”成语的由来。武则天免周兴一死,将其流放岭南,后来周兴在路上被仇家所杀。

  来俊臣,武则天时最为阴险、臭名昭著的酷吏。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整人的理由:其对别人妻妾最感兴趣,惯用手法就是罗织罪名将对方下狱,然后采用酷刑迫使别人认罪,千方百计夺取别人妻妾。他与索元礼共同编写《罗织经》,这是一本教人如何编造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大全。据说宰相狄仁杰看完《罗织经》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看完则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他还和索元礼还联手发明“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等十种枷刑。史载被他定罪冤杀的有一千多家,按当时一人治罪牵连几十人或上百人推算,被他冤杀有几万到十几万人。当来俊臣向武则天告密魏王武承嗣等人谋反时,惹怒一干武氏宗室,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来俊臣,告发来俊臣想篡位自立。他终被当时另一酷吏吉顼奏请处死,史书记载来俊臣被斩首后,洛阳城百姓蜂拥而上,把他尸体挖眼剥皮,连五脏六腑都被掏空。后人评价其“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变缁素,权移马鹿,如得其情,片言折狱”。

  古代酷吏治理之下的县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只是表象,广大人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轻徭均田”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仅仅是把在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从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换成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民众更加毫无还手之力。更不用说民众的言论从此更加不自由,对于自己的不满只能三缄其口,甚至敢怒不敢言。因此历代酷吏倒台之后,反应最激烈的往往是当地民众。

  中国古代酷吏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废酷吏,都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在西汉时期还是延续法家严刑峻法思想,客观上起到了“打黑除恶,强化治安”的作用。到了唐代就已经完全是充当统治者的打手。到了明清,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这样的特务机关渐渐成为一种制度。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那时的太监汪直、刘瑾、魏忠贤也因为掌管这些特务机关而臭名昭著。当时厂卫制度的领军者甚至有凌驾于最高统治者的举动,不过那是另当别论的话题了。

  酷吏们的“严刑峻法”并不是真正的“法治”。他们的举动打击地方豪强,维护中央权威,虽然客观上保证了地方社会治安好转,实际只是取悦最高统治者,使得最高统治者对底层民众的盘剥暴政更直接、更完全。纵观汉、唐两代,酷吏们的下场大多不得善终。他们更像最高统治者身边忠心耿耿的“护院犬”,充满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位高权重,当失去利用价值以后,只有被主人“一脚踢开,流落街头”的下场了。往往到了这个时候,酷吏们的政治投机也就到头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又要迎来新一轮的“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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