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黄金阶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再度合作，达成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协议。此时，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关系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但国民党晋绥地区的老牌统治者、新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认识到只有借助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一同“守土抗战”，才可挽救山西危局，因而对八路军进入山西对日作战，持欢迎态度。八路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指示，“对一切友军，政权机关取尊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山西抗日前线，一度出现双方相互尊重，密切配合，携手战斗，共同抗敌的良好局面。毛泽东在1937年9月29日致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代表与阎锡山共商抗日大计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战区成立后，即在山西代县雁门关南麓的太和岭口，设置行营指挥部，阎锡山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第二战区所辖兵力共30个师另3个独立旅，包括晋绥军和八路军全部，中央军一部。

　　1937年8月30日、31日，毛泽东连续给在西安准备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发电报，要其改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事项。8月31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赴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协商周恩来等抵晋后的交通、安全、食宿以及双方会谈内容等事宜。阎锡山表示全力支持，并迅速作出安排。

　　9月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到潼关，坐船过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派秘书梁化之到风陵渡迎接，周恩来等随即乘小火车北上，5日下午抵达太原。7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赶赴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客人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

　　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一）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发动群众，不干涉县政；（四）国民政府给红军补充的物品，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

　　阎锡山还向中共中央代表扼要介绍了大同会战预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并建议周恩来等去大同见见傅作义。当晚，周恩来一行到达大同，同傅作义谈了两三个小时。傅作义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

　　■阎锡山在处理同八路军关系上的友好表现

　　提议双方在五台山共同建立根据地

　　9月16日，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见彭雪枫，请彭将他的提议密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他说，将来万一“不利形势到来时，以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五台山纵横二百里，周围六百里，共二十六个口子，民众二十余万，配合晋绥及八路军其他部分定可与敌周旋，那时则请中央军守太原及太行山脉，我们则以主力位于五台山”。阎锡山表示：“如毛、朱先生同意，希望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指出：“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

　　但是，毛泽东同时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当的。”“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取，抗战幸甚。”

　　用“商议原则”指挥八路军

　　9月16日，阎锡山与彭雪枫还谈到今后对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他表示拟采用两个原则：一是“事先互相商议”，二是“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阎锡山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原则呢？他对彭雪枫说：“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毛泽东在9月23日致彭雪枫等人的电报中，高度评价阎锡山的友好态度，称赞说：“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阎锡山对八路军指挥的“商议原则”，体现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对一二○师战略部署变更的支持。9月16日，毛泽东在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方案中提出，一二○师由原部署于晋东北改为去晋西北。9月17日，毛泽东指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9月19日，已经到达忻县待命的一二○师领导人，等得有点儿着急，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报催问。毛泽东答复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彭、任：“19日电悉，你师集中忻县待命转向晋西北活动，候周、彭（雪枫）与阎交涉防地后，听朱、彭（德怀）命令执行。”

　　9月20日，彭德怀向阎锡山汇报了关于一二○师变更部署的意见，21日将其与阎锡山商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昨晚赴雁见阎，二十日黄昏汇报……我提百二十师出晋西北，（开始）阎不十分赞成，黄绍竑坚决反对。我一度坚持后，（阎同意）以一旅（三五八旅）及一百二十师直属队去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中心，小部伸出左云（敌已逼近左云）、右玉，向敌袭击，并发动与组织五寨、岢岚、河曲、偏关地域群众，主力即在神池、宁武集结训练。”这表明阎锡山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排除了内部阻力，支持中共的战略部署。

　　阎锡山在若干问题上表现了对八路军的信任

　　阎锡山将晋绥军若干部队交由八路军指挥。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贺龙、关向应：“敌约千人进至马邑，阎电驻朔县守军由贺（龙）指挥,共同消灭该敌。”1937年10月1日，朱德、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阎以第六十三师及章旅（第三十三军独立旅）另某团共十个团，交十八集团军指挥，守五台地区。林、聂注意与章旅联络，并帮助其进驻神堂堡、龙泉关、石咀地区之工事设置”。

　　徐向前帮助陈长捷指挥国民党第六十一军。1937年10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并报毛泽东：“陈长捷升六十一军军长，指挥步兵约十个团，仍在台怀附近，陈本人尚听我们的话，明五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帮助指挥，望你们注意与之联络，尽量从政治上帮助。”

　　阎锡山授权八路军可以更换不好的县长。阎锡山与周恩来在1937年9月7日达成的协议中，本来规定八路军“不干涉县政”，但后来又改变了这一规定。9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并告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徐向前、张浩：“阎锡山面许我军驻区群众由我独立负责，不好之县长允更换，组织之游击队允予发枪。我工作之区域可实行减租减息。”从此，八路军获得了任免县长的权力，为组织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八路军对阎锡山坚持以诚相待、团结友好方针

　　毛泽东专电指示正确对待配属八路军指挥的友军。1937年10月4日，毛泽东专门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徐向前、张浩：“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八路军政治部颁发了正确对待友军问题的指示。1937年10月8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友军问题的指示》称，“最近我军在与友军接触中，发现有个别下级干部和战士在态度上表现骄傲，甚至有耻笑友军退兵为运输队者，这不独很易引起友军反感，且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指示》强调，“我们对友军的态度应表示谦和诚恳与和气，绝不应高傲，要以我们的作战英勇，对民众亲爱关系的模范去影响他们。各部队应进行教育”。

　　中央指示八路军“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1938年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太原的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

　　一一五师收集的晋军不宜与八路军合编。1937年10月27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电，指示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对于该师收拢的晋军部队，“因统一战线关系，收集晋军之团不宜与徐黄旅、警卫营合编。目前只能用独立团名义，且不宜西开，仍留五台地区，徐黄西移后归聂指挥……罗、徐、黄应多方设法争取，多派干部帮助其整理教育，设政委与指导员及政治处等，准备在适当时期归并之”。“对全师仍应设法帮助，争取其进步分子与下层群众，逐渐改造。”

　　在忻口会战中双方合作抗日

　　1937年10月上旬至11月2日举行的忻口会战，是台儿庄大战前，中日军队对峙时间最长、作战规模最大、双方付出代价最高、国共两党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个战例。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会战，中方集中了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共31个师另13个旅，约28万兵力，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以第十四集团军，第九、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军等部组成中央兵团，由卫立煌指挥，负责守卫蔡家岗、灵山、南怀化一线阵地；以八路军（欠一二○师），第七十三、第一○一师及新编第二师等部组成右翼兵团，由朱德指挥，负责守卫五台山一线阵地，截断敌后方交通，打击来援之敌；以第六十一、第六十八军，第一二○师及独七旅等组成左翼兵团，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负责防守黑峪村至阳方口一线阵地；以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六师等部为预备队，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在定襄、忻县一带策应各方。日军参加忻口会战的兵力共7万余人，配有350多门大炮，150多辆战车和30多架飞机。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据此，八路军总部从10月上旬开始，连续发出十几封电报，指挥所属部队积极配合正面守军作战。比如，10月5日，命一一五师在灵丘、平型关、大营镇相机侧击敌人，迟滞敌援军向忻口运动；同日，命一二○师张宗逊旅、李井泉支队，尾随由宁武南进之敌，配合国民党独七旅消灭该敌，减轻对忻口的压力。10月6日，命一二○师“完全切断大同与雁门关之交通，阻塞援兵”，“袭扰代崞之敌，吸引敌向代县集结”；同日，命一二九师车运河边转五台，准备协同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繁峙、浑源出击，破坏敌后方部署。10月8日，为防止敌由阳明堡向东经五台之上下金山村占领东冶，迂回忻口，派特务团一个连去现地侦察地形，命陈长捷派一个团去上下金山村构筑野战工事，准备阻击敌人。10月13日，电告张宗逊，敌“今明两日有积极向我忻口镇正面攻击模样，你们应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同日，命王震率七一七团在忻口西北“袭击敌之暴露侧翼”。10月14日，命徐海东旅“派一团占领平型关，相机袭占团城口、大营镇，主要任务袭击汽车，破坏道路”；同日，命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袭扰牵制敌后方兵力。

　　忻口会战中，八路军最为辉煌的战果是，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二○师七一六团截断雁门关交通运输线。

　　10月15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要求他派一个团协同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在崞县、阳明堡间截击敌人。17日，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奉朱德、彭德怀电令，进至原平东北滹沱河东岸积极袭扰敌人。七六九团侦察发现阳明堡机场有敌机24架，驻有警卫部队和空地勤人员200余人。陈锡联决心夜袭机场，部署第三营担任袭击任务，第一营阻击崞县日军，第二营为团预备队。19日夜，各部进入预定阵地。第三营决定除留下警戒和预备队外，以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突击队，从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突击队离敌机约30米时被哨兵发觉，遂立即发起攻击，敌机起火爆炸。敌警卫部队疯狂反扑，双方展开白刃战。经过一小时激战，突击队歼敌百余人，毁伤敌机24架，在敌援兵赶到前撤出战斗。此战有效地打击了敌空中力量，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军的立体火力，受到卫立煌的高度赞誉。蒋介石奖励2万块银圆，以示表彰。

　　10月16日，朱德、彭德怀电令一二○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李井泉“率兵一营附电台，经崞县、代县之线以西山地，星夜赶占雁门关，彻底破坏道路，抗拒援兵”。该旅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设伏，于18日至21日两次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毙伤敌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两度切断敌大同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粮食、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对此，毛泽东高度称赞：“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延安开大会悼念阵亡将士

　　在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晋绥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空中飞机轰炸，地面坦克、火炮掩护步兵猛烈攻击。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有的阵地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在20多天的防御作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2万余人，自己伤亡约10万人，阵亡中将军长一人，少将师、旅长三人，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忻口总体防线。后因娘子关失守，敌人从东线逼近太原，坚守忻口已无战略意义。11月2日，阎锡山下令守军撤出阵地。

　　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的12位“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的“崇高伟大的模范”中，有4位是在忻口会战中英勇殉国的国民党将军。他们是：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少将、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少将。

　　郝梦龄所部第九军原驻防贵阳，卢沟桥事变后请缨北上抗日，获准后开赴华北前线石家庄，编入第十四集团军。这时雁门关已经失守，忻口成了晋北的最后一道防线。郝梦龄率部于10月初到达忻口，按卫立煌的部署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立体密集火力网，倾全力向忻口主阵地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火力准备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炮火一停马上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战，战况异常惨烈。

　　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双方主力在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战，一昼夜阵地13次易手。第九军在第七次夺得204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百余人。16日凌晨，国民党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展开反攻，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亲临前线督战，连克敌人几个山头。晨5时天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亮后阵地受敌炮火威胁，难以巩固，于是挥兵奋进，乘胜追击。敌军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这时，郝、刘进到最前沿阵地，距敌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被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刘家骐也同时殉国。

　　郑廷珍所率独立第五旅原驻防安徽，卢沟桥事变后，他到南京代表全旅官兵请战，获准后编入第九军开赴忻口前线。10月16日凌晨2时，204高地反攻开始，郑廷珍杀敌心切，不顾警卫人员劝阻，坚持到前沿阵地指挥，不幸突遭日军机枪猛烈射击，当场牺牲。

　　姜玉贞是第一九六旅旅长，为给部署忻口会战争取时间，该旅受命死守原平。从10月1日起，姜玉贞就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敌人突入市内，厮杀呐喊声在巷战中响成一片，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巨大代价。战至10月10日傍晚，国民党军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被敌包围在最后一个院落。官兵们虽然精疲力尽，但一直顽强战至深夜，胜利完成坚守原平十天的任务。突围中，姜玉贞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黄金阶段被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终止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集中主要兵力加紧进犯。蒋介石这时加强了反共活动，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一方面制定反共法规，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又秘密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抗日的群众组织。

　　在华中、华北各地，国民党布置对共产党进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

　　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少校秘书曾金等六人。

　　确山惨案。1939年11月11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武装1800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200多人。

　　晋西事变。1939年12月，阎锡山集中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晋绥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晋绥军同中央军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此外，河北有张荫梧攻打八路军，山东有秦启荣袭击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屠杀200余名共产党员和群众，陕北有胡宗南的军事进攻，等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奉命北撤。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激战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17日，蒋介石诬陷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使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

　　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实施，破坏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黄金局面。但是，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从而避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彻底破裂。这种政策就是，“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过摩擦的军队，应一律采取友好态度。对某些举行过摩擦的军队，在停止了摩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

　　刘岩，《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