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忘却的“四史运动”为何受到西方史家重视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下）


三

    对于以近乎报告文学的方式编写“四史”的流行作法，专业史家大多难以认同；但真正从历史科学角度来研究、编写“四史”，无既有范例可循，更无典范性的著作可资参考，提倡“四史”甚力者如戴逸亦承认：如何写“四史”，“目前还没摸索出门径”。[55]因而探索新路至为不易。《历史研究》作为权威史学刊物，有意在引领“四史”编写方向上有所作为。1965年第3期刊载由刊物编辑张允侯撰写的家史《苦难的岁月-一个妇女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此文就是《历史研究》编辑部所树立的一个“四史”范本。它与此前大量文学性“四史”作品迥然不同，运用“史”的笔法，体现历史的风格，还希望有可读性。此文注释规范，与严谨的学术论文并无二致；虽然是写家史，却较多述及大的历史背景，试图从个人回忆中反映时代面貌。虽然整体上仍体现了忆苦思甜的宗旨和逻辑，但在撰写体例与风格上确实作了新的探索。此后，何重仁让编辑曾业英以张允侯之文为样板，再写一篇“四史”论文。据曾业英先生回忆：“我写的那个主人翁叫郝振国。是门头沟矿务局一个老矿工。接受任务后我就到矿区搜集素材，……初稿已经写成，如果文革不发生，应该半年后就会在历史研究发表。……我还找了当时关于煤矿的历史记载，力图反映当时的历史面目，增加学术性，避免写成回忆录。”[56]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1958年编写《嵖岈山人民公社史》颇有热情，[57]并曾于是年10月向全国各地基层单位去函，要求提供“有关人民公社和建国以来的历史资料”；[58]在1965年之后的“四史”热潮中却有心而无力，并无多少实际作为。深具典型意义。大约1966年春，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研究组，任命研究工人运动、党龄长资格老的曲跻武为组长，将原来现代史组的成员，加上1964年进所的大部分青年都编入“四史组”。在“四史”运动中，近代史所自然众皆属目，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组”有为全国示范之意味。但据曲跻武先生回忆，“四史”研究组有名无实，并未组织进行过任何活动，他之任四史组组长亦徒具空名，是1965年他去河南信阳搞“四清”期间范老背后给予他的一个名义，“是一种挽留人的办法”。[59]而据张振鹍、曾业英先生回忆，范文澜对毛泽东的指示相当重视，并在近代史所全所会议上传达。但因范1957年后专心通史撰著，行政事务完全交由刘大年负责，因而无法更多顾及。而刘大年心目中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编写多卷本《中国近代史》，一切工作安排为此让路。因此虽成立“四史组”，且组员众多，却未做若何硬性规定与具体布置，“原来搞业务的，都未触动”。[60]此外，在高层看来，让这些专业史学工作者参加“四清”这一实际的阶级斗争，比让他们编写“四史”来参与阶级斗争可能更为重要，因而“滚泥巴”等体力劳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亦难以具体部署真正潜心进行“四史”调查与研究。且1964年组织力量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极迫切的政治任务，亦淡化了“四史”运动在学人心目中的重要性。[61]

    不可否认的是，“四史”运动已然在整个社会形成热潮，加之权威史家撰文阐发其对于学术研究之意义，不少青年学人受此“时尚”的影响，亦欲投入其中一展身手。如张磊当时欲与同事选择协同和机器厂为对象写工厂史，却被老成持重的史家孙孺含蓄点拨：“这是一间老厂，你们可从经济史角度研究一下。……要关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研究”。当编写厂史遇到困境时，对孙之点拨逐渐领会。[62]1965年近代史所张振鹍、沈元在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劳动。[63]两人完全出于自发，决定以口子村为目标写一部村史。口子村共48户，267人。他们自1965年4月15日开始进行调查，并查阅大队档案，制成“口子村牲畜情况调查”、 “国星生产合作社各户占有土地及评定产量表”等各类详细表格126份； 并查阅抄录民国方志及地方文献。自8月11日始对所有村民逐个进行村史调查，留下8本调查访谈记录。并拟定了编写提纲。从其所收集资料来看，更侧重于经济状况的调查，如各户历年经济收入与支出、历年农产品产量、历年牲畜情况的一些具体数据，并未能突出“阶级斗争”的内容。村民访谈记录也以风土人情、“生产斗争”为主。沈、张二人花费功夫颇大，但后来发觉编写成书则颇有窒碍：一则“忆苦”缺少典型史料；二则对于建国后的情况若照调查资料如实写出，难免与意识形态要求有不谐之处。最后只得放弃。[64]


四

    毛泽东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政治领袖，其发起“四史”运动，虽然最终归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但“四史”运动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让不少专业学人衷心服膺，很难说完全是政治强制的结果，而更多应归因于“四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其一，眼光向下倡修“民史”。如众所知，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真正在实践层面扭转精英本位局面者还是唯物史观史学。[65]唯物史观强调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工农大众被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这一观念在建国后得到普及和强化。“四史”着眼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草根，让千百年来在历史中失语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理念得到大多史家的认同，“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四史”运动中最为鼓动人心的口号。如时人所云：“我所读过的一切旧史书，莫不是帝王将相的记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反而无影无踪。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贼盗小人’的形象出现。……今天人民的史学刊物，刊登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和翻身史，也让工人农民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迹，是史学还家的创举。”[66]

    其二，注重社会调查的务实特点。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其名言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8月1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的典型”，“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67]建国后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且成绩卓著。所谓“四史”，面向基层、注重调查是其中应有之义，“四史”运动实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调查” [68]。这一点得到史学界的积极呼应。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与“四史”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1965至1966年初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69]时为北大青年教师的张寄谦曾参积极参与“四史”运动，通过调查访谈编写村史与工厂史。北大教师杨立文1959年同一些年轻的学生到农村采访，编写公社史。数十年后张、杨二人仍肯定当年所作调查与口述的积极意义，为新中国口述史之早期实践。[70]

    1963年10月间，胡乔木找时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的杨东莼及刘大年商量如何加强近代社会历史调查。1964年2月7日，以杨东莼、刘大年名义致信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并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提议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此委员会很快得到批准，是年4月3日成立，杨东莼为主任，刘大年、黎澍为副主任，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并制订了一个包罗甚广、且相当详细的调查计划。[71]1964年6月1日召开的全国中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专门做报告，并给天津历史所、上海经济所等地方研究机构布置了具体调查任务。[72]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由华中师大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踌躇满志开展活动，并进行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工作。[73]杨东莼带领王来棣等人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等。惜乎文革骤起，杨东莼受批判，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无奈宣告解散。[74]

    其三，由分析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的治史方法。毛泽东重视地方史志，“每到一处，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等，这已成为习惯”。[75]这无疑有传统上重视方志、谱牒等修撰的文化影响。中国编撰地方史志，滥觞于先秦，发端于汉魏，大盛于明清。章学诚极重视方志，其著作研究正史与研究方志者各得其半。谓“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76]对于地方史与中国史之关系，梁启超说有更为明白，“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 “如欲彻底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77]“四史”运动，以“一家之史”、“一村之史”，“一厂之史”、“一社之史”等微观单位为研究对象，作为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这种取向自有其合理性。[78]

    “四史”运动包含着与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暗合轨辙的一些因素，这是西方学者对之予以关注和肯定的根本原因。首先，就西方史学思潮而论，社会学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获得史家的普遍认同，关注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乃至个体的生存状态，以“从底层向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来重新审视历史，成为二战以来欧美史学新的研究取向。“四史”运动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社会底层的工农民众，并且站在这些草根弱势者的立场来写历史，所谓“对待‘四史’的态度，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没有鲜明的立场、观点，没有眼睛向下、深入群众的作风，是不能写出‘四史’的” [79]。这一取向得到西方学人的肯定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专业史家之外，出现了群众性史学运动。以70年代中期兴起于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为显例。日常生活史大大超出学术界的范围，并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由非专业人员参与的专业活动。大量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各类作品，如回忆录、口头史、目击记、地方史等纷纷出版。体现了史学大众化发展趋势。[80]而“四史”运动发动数量众多的非专业者参与，着眼于微观，通过实际调查获得史料，为宏观史的编纂打基础。单从学理而论，二者亦不无相通之处。

    第三，海外学者对我国地方史的研究相当重视，对农村的研究尤为关注，认为“革命在那里扎根和发展的”，“只有通过了解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才能对早期共产党人引导农民群众投入民族革命的企图开始有所理解”。[81]应该说这是有见地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制导的社会，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而成功，建国后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也是以农村为基地。“四史”主要着眼于广大农村，采集了数量巨大、随时可能湮灭的资料，在海外学人看来，无疑颇为可贵。

    同时也应看到，就具体史学实践观之，“四史”运动与西方新史学有相当的差异，不可等量齐观。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从属于政治，后者则以摆脱政治控制为鹄的。“四史”运动出现于新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现实政治的需要是这一全民写史运动的直接动因，可谓自始即偏离了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与轨道，而一定程度成为政治运动的衍生之物，并进而为文革的发动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当时的“四史”编著，大多难以摆脱“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窠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导下，基本上未能脱离“今昔对比”的叙述框架和“忆苦思甜”的叙事逻辑，成为所谓“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82]虽然一度提出“四史”撰写应“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83]，但在具体操作中，“生产斗争”这一线索往往让位于“阶级斗争”。在这种认知背景下形成的“四史”，其本身蕴涵的正面因素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历史科学的价值自然也就打了折扣。尤其在歌颂“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时，豪言壮语、主观浮夸掩盖了历史的真实。[84]将之作为历史资料必须有谨慎的甄别与辨析。

    因而，海外学人对“四史”运动的肯定，也不无因语境隔膜而产生的偏蔽，有时难免想当然的意味。例如，高家龙肯定“四史”运动，主要是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等工厂史或企业史。这些著作均由专业学者耗费大量心血编纂而成，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往来函件、会议记录、历年账册、老职工访问和座谈记录，以及资本家回忆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以这些著作而得的印象来评价“四史”运动，不免以偏概全。

    西方学者着眼于他们自身史学思潮的流变，对“四史”运动中与之相契合的因素易生共鸣，而相对忽视东西方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差异。如利萨.皮蒂、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对“四史”运动的赞誉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强调，在“四史”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但对这种“诉说”受到政治规约的程度未免估计不足。从当时公开出版的“四史”作品看，真正讲述社会生活内容的并不太多，同西方的“日常生活史”虽形式相似，实质上却有相当的距离。这种全民咸与的盛况很大程度并非出于自发，而大多是在各级党委层层发动引导之下被动参与；而西方的“史学大众化”，乃出于全民素质提高后民众自觉。

    作为一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全民写史运动，曾经轰轰烈烈，喧闹一时，落幕之后检视其实际成果，不免遗憾于投入与产出之不经济。但如果简单地将“四史”运动视为“一场荒诞剧”，则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整个文革前“十七年”史学，又何尝不是在“阶级斗争”的主导之下。时过境迁后，“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之类曾经在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宏大问题已被目为“假问题”[85]，反观“四史”运动，其眼光向下的基本理念与取向则并未过时。

    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一取向，也曾付出真诚的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也难有更大作为。本文主要从专业史家的角度考察“四史”运动，难免存在视角的局限。若从“四史”运动中数以万计的非专业参与者着眼，当能展现此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的另一面相，限于篇幅，只能俟诸另文探讨了。


注释：

[55] 近代史所档案：《史学界情况反映（1965年7月2日）》、《史学界情况反映（7月8日）》、《史学界情况反映（8月5日）》。

[56] 2010年11月15日曾业英先生访谈记录。

[57] 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1958年4月建立，是建社最早的卫星公社，颇具典型意义。出于史家的谨慎，当时强调写人民公社史是为了宣传，仅叙述过程，不作结论。近代史所于1958年11月开始编写《嵖岈山人民公社史》，并查阅档案材料，1959年2月“嵖岈山人民公社史”写出。据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未刊稿。但郑州会议后，在所内商讨“嵖岈山人民公社史”一书的出版问题时，近史所副所长张维汉曾表示质疑，认为“人民公社史的草稿中，所写的若干条优越性要重新研究”，且因此而被批为“严重右倾”。此书最终未以近代史所名义出版。据近代史所档案：《关于张维汉同志严重右倾错误的处理意见》。

[58] 转引自近代史所档案：《江苏省丹阳县委会来函》。档案中还保存有地方单位寄来的《丹阳十年史》、《侨乡公社史》等数份公社史油印稿。

[59] 2010年12月1日曲跻武先生访谈记录。但应看到，曲先生也因此尤为注重基层史料，他将参加“四清”的所有资料保存完好，编成《四清工作笔记》；且于1974年整理山东曲阜孔府档案，1982年出版孔氏家史《孔氏地主庄园》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60] 2010年12月3日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2010年12月15日曾业英先生访谈记录。另据材料：刘大年在1959年整风补课中被批为“对新事物缺乏热情，对大跃进以来史学界的新气象表示冷漠。例如对于各地大搞公社史、工厂史、乡土史等很少发表意见”（见近代史所档案：《关于刘大年同志在学术路线方面的初步材料》）；“‘嵖岈山人民公社史’是直接研究当前政治问题，直接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一本书，是组织本所大批人力编写的，可是大年同志对这本书一直是淡漠的”（见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刘大年材料》）。

[61] 1964年5月20日召开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着重研究历史反修问题，其次为近代史规划问题。此外才讨论现代史和“四史”问题。据近代史所档案：《1964年近代史讨论会记录》。

[62] 张磊：《难忘的记忆》，《孙孺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

[63] 下丁家大队被视为山东的“大寨”，在全国亦著声名。《艰苦创业的下丁家人》1965年1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64] 张振鹍、沈元二先生当年的村史调查资料至今保存完好，由张振鹍先生赠予笔者。有关背景据2010年12月3日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

[65]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66] 嘎拉增：《读者来信》，《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

[6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362页。

[68] 赵有福、黎凯：《试论编写和研究“四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69]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前言》（上），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4页；何书彬：《“被评价”的义和团-对话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苏位智》，《看历史》2010年第5期。

[70] [美]布鲁斯.斯蒂文著，江丽、谢荫明译：《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1] 近代史所档案：《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

[72] 近代史所档案：《1964年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

[73] 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

[74] 2010年9月29日采访王来棣先生记录。

[75]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8、39页。

[76] 章学诚：《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卷六，外篇一），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页。

[7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8、179页。

[78] 无独有偶，日本在1950年代开始提出编写“四史”（家史、村史、厂史、连史），“以最基础的人民劳动的历史为主体”，撰写“民众史”、“地域社会史”。详参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79] 《历史科学为农民服务问题座谈辑要》，《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

[80] 参见杰弗.埃利：《劳工史、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日常经历、文化与政治-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38页。

[81] 《亚洲研究杂志》1972年8月号，韦慕廷文。转引自张注洪编著：《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0页。

[82] 姜智：《编辑“四史”读物的初步体会》，《文史哲》1965年第4期。

[83] 金景芳：《蛟河煤矿八十年﹒前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84] 但从笔者看到沈元、张振鹍先生所调查搜集口子村村史资料看，包罗内容相当丰富，更多的是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资料。窃以为，公开出版的“四史”作品，已经过撰写者、编辑者、审定者层层加工删改，很难保持原貌。因此，如果将这些“四史”的原始调查记录等资料发掘出来，可能会更多的反映“日常生活”的历史真实。而据时人统计，北京地区的“四史”已出版与未出版者之比数约为1︰230（黎凯：《谈当前“四史“编写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10月6日第4版）。目前已有学术研究者致力于此，如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曾赴昌黎县侯家营村收获大量珍贵的村史、家史资料，并据此进行研究。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0661；http://ccsh.nankai.edu.cn/noscript/ccsh/news1.htm。

[85] 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年第5期。

作者：赵庆云，《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