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 星期日

六十年代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上)


    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 “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①]。“最高指示”的倡导之下, “四史”运动[②]热潮迅即席卷全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 [③]、“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④]经各级党委的组织发动,亿万人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⑤]如此激烈的言词,对史学界之冲击力可想而知。邵循正、吴晗、张岂之、胡华、彭明、戴逸等学人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各地历史学会开会讨论编写“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各高校历史系亦积极响应。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奔趋。[⑥]与1958年旋起旋灭的“新民歌运动”相较,“四史”运动内蕴更为丰富、复杂,且持续时间相当长,在文革中也并未完全中辍,至1980年代初仍可见其流风余响。


    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已被遗忘,国内各类史学史著述对此甚少关注。适成对照的是,国外学者予“四史”运动以相当高的评价。如利萨.皮蒂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四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⑦]高家龙指出:“‘四史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精心编纂出版了数量众多的中文档案汇编,其中不乏可谓迄今最具有启示性的内部材料。”[⑧]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在总结中国自建国至文革的史学时,将“四史”运动视作为数不多的亮色而着力阐发:“在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将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⑨]

    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沉淀,“四史”运动已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笔者无意对“四史”运动作出整体定性或评价,而试图将关注焦点回归到当时的语境,去考察置身其中的专业史家如何看待、如何因应,并曾做出哪些努力,以期从专业学人的角度对这一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做出初步探讨。



    “四史”运动虽然得名于1963年毛泽东的批示,实则渊源于1958年大跃进语境中由文学界首倡的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史学界亦迅速应和,厂史、社史编纂一时蔚成热潮。在“史学革命”中充当主角的高校历史系年青学生,纷纷投笔而起,走向工厂、矿山、农村进行历史调查,成为写史运动的生力军。1958年9月,近代史所在听取北大、北师大关于写厂史、社史的报告后,受到很大触动,决定“下厂下乡写劳动人民史”[⑩]。

    “大跃进”的狂热在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趋于降温,厂矿史、公社史编写运动亦随之情绪低落。196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讨论时对此深为不满:“前几年,大家曾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编写了一些公社史、厂矿史、铁路史,眼界开阔了,道路也宽广了。后来由于没有认真地坚持这个方向,他们重又回到书本、古人的老路上去,虽也辛辛苦苦,却冷冷清清,天地也越来越小了”。[11]

    1963年5月毛泽东的批示,在厂史、社史基础上加上村史、家史,作为推动“四清”运动、进行阶级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工具,全民写史运动在领袖的强力推动下东山再起。在全民写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史学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必须以满腔的热情投入这个运动,作人民的‘史官’”;[12]更有甚者,将对待“四史运动”的态度上升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高度。[13]“四史”运动由最高领袖倡导、各级党委自上而下层层组织发动,被当时强势单一的意识形态内容所左右。然而,落实到专业史家的理解与实践层面,情况则较为复杂。总体说来,虽有著名史家撰文阐发“四史”运动之意义,也有相当数量受过史学专业训练者-尤其是年青学人在时风影响之下编写“四史”,但与1958年文艺界对“新民歌运动”的狂热拥抱、虔诚参与的情况相比,史学界对“四史”运动的反应则多了几分理性与冷静。当时有人甚至认为:不少史家对“四史”“所持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抵触的”。[14]总体说来,专业史家公开表态应和者不少,却大多从促进史学研究角度着眼,取向未必与“四史”运动之初衷合辙;身体力行者亦力图探索新的体例形式,以体现“史”的特点,与非专业者编写的文艺性“四史”有别。

    翦伯赞最早做出表态。1958北大学生完成《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书稿,时在青岛养病的翦伯赞热心审阅,并为之作序,盛赞学生此举“标志着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它们替历史学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新天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散布的‘历史无用论’”。[15]翦氏此前不久在北大“双反”运动中受批判并做思想检查;“史学革命”中又被当作“白旗”受攻击。作此序亦有对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善加引导之意。[16]郭沫若的态度则更为谨慎。“工矿史、公社史,由什么人来写比较合适呢?我看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完全有力量来搞。但也无妨由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干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下去帮助他们搞。历史专业干部下去,用较多的时间,比方三年左右,帮助工农群众写各该单位的发展史,这是值得提倡的。”[17]

     由于“四史”运动本身具有模糊、丰富的内涵,专业史家在为之提供理论支持时,有意无意间将毛泽东 “四史”运动之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直接政治功利目的置于一边,而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其一,从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着眼。邵循正着重指出:“由于编写村史的需要,就必须要把解放以来党领导的历次运动的资料,如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公社化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加以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对农村工作本身有着重要意义,对近代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 [18]。吴晗亦着眼于史料搜集,指出:“劳动人民自己直接留下的文字史料是很少,甚至没有。但是他们破过产、卖过田地房屋、借过债、租佃过地主富农的田地、卖过妻室儿女以至自身、送过儿子当雇佣或学徒,这些卖、借、租佃、被雇佣,都可能立下契约或字据,交给地主、富农、债主、雇主、业主。……这类文书,应当成为劳动人民的村史和家史中的好史料”。[19]也有史家强调 “四史”编写与社会历史调查、口述访谈之关联,因“四史”本身缺少文字资料,大量资料深藏在群众的记忆和口碑中,因而“更主要的材料来源是通过访问来的。”[20]

    其二,强调“四史”与编纂地方志、地方史的联系。吴晗明确指出,“四史”从形式上看,“是属于地方志范畴的” [21]。彭明着重强调, “四史”是编纂全面、系统的新县志、省志之基础。[22]黎澍十分赞成毛泽东同志关于撰写四史的指示,在他看来,“四史”主要着眼于基层农村,因而实质等同于地方史志。黎澍于1965年在甘肃参加“四清”时,主持编写张掖史。“张掖史的编撰,古代部分因当地图书资料有限,写得比较简单。当代部分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有许多原始的档案材料,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档案中,保存了许许多多关于饥饿、抢劫、社会动乱等令人非常悲痛的记录。”[23]其关注点自然与“四史”倡导者“忆苦思甜”之初衷大相径庭。白寿彝在1965年面对变幻不定的形势,曾一度打算带领其学生到山西运城调查和编写池盐史,希望找到一条既搞了历史科学,又不违背当时形势要求的途径,可谓用心良苦。[24]而来新夏亦由“四史”运动而走上编写地方志之路,1960年代初,他在“四史”热潮中参与河北省《丰润县志》(霸县)、《东台山志》(盐山)和《南阡志》等志书的编写工作。期间还应倡导修志工作的梁寒冰嘱托,拟定编志草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编写社会主义新志书的工作。但由于志书包罗社会各个方面,“当然被视为应加批判的对象,”人为干扰使尚处萌芽状态的修志工作遂告搁浅。[25]

    其三,将编纂“四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工作和必要前提。在他们的认知中,一方面,“四史”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基层,与中国近现代史、国史在时间界限上接近甚至重合,因而理应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微观单位,按照结构学原理,没有局部就没有整体,“四史”、地方史、中国近现代史遂构成微观-中观-宏观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如此一来,编写“四史”就可以“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以及经济史、文化史等,提供极为丰富而确凿的史料纪录”;[26] “为今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7]另一方面,“四史”的研究对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部村史即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胡绳撰文指出:研究一个工厂,“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地进行科学分析”,即可“由解剖一个‘麻雀’而说明许多‘麻雀’”。[28]陈匡时亦论证道:“一户贫农、一个村落和一个大队,大至一个公社和工厂的社会历史调查,了解其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面貌,虽然只能是旧中国一个点的苦难和斗争史,或是反映了解放后一个方面的建设情况,但我们从这些部分里都可以窥见新、旧社会斗争的缩影。历史科学工作者通过这样解剖麻雀式的社会历史调查,对于历史上和当前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和特征都能有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29] 总而言之,“四史”能够“提供大量的近百年史特别是现代革命斗争史方面的各种专题的最有价值、最为翔实的包括活人活事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为我们近百年史研究工作进行分析综合打下基础。” [30]

    其四,倡导专业史家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向农民普及历史知识。此一提议始于戴逸,1965年戴逸撰写的《写群众的历史,为群众写历史》一文,几乎同时以“夏芗”为笔名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2日)、《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此文针对专业史学工作者,虽也论述“四史”,但意在强调:农民历史知识贫乏,且充满谬误与不健康的东西,专业史家必须深入农村基层,编写通俗历史读物,通过历史教育,清除农民思想中不健康的因素,以占领农村思想阵地。[31]张岂之亦强调,应以生动活泼的形式,编写一套有关中国历史的基本通俗读物,以满足农民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32]戴、张之提议与此前“四史”运动之意涵有微妙出入:此前呼吁专业学者去农村编写“四史”,强调的是得到思想上的改造,接受革命教育,[33] “向广大群众创作的大量丰富的史稿求教”,“向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科学中的实践成果讨教”;[34]戴、张二人侧重的却是史家通过通俗历史教育以启农民之蒙昧。




    “四史”作为一项“革命性的创造”,究竟归属于“文”还是“史”,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二者如何摆放,以何者为本位,提倡者对此莫衷一是,并形成“四史”编纂中“文艺笔法”与“史学笔法”两种不同的路向。应该承认,“史”与“文”的区分并非壁垒分明,在不损害历史真实、不损害“历史”的主导性质前提下,让“史”与“文”适度联姻,是古代史学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史记》纳入广义的文学范围,以“史传”作为一种文体辟专章论述。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语,指明了《史记》文史结合的特质。参与工厂史编写的作家韦君宜即援《史记》之例,为偏重文学性的“四史”作品辩护。[35]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诞生的。[36]19世纪后半页科学主义占据主导,文学与历史的学科界限就在这种文化历史语境中逐步形成。由“文史不分”到“文史分辙”,自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 [37]。

    在文艺工作者看来,“四史”“并非历史科学范畴的著作,而是文艺性的作品”,[38]因而使用文学笔法无可非议。受“文史分辙”观念的影响,史家强调“四史”须以“史”为本位,“顾名思义,‘四史’是‘史’,基本上是属于科学范畴,应该严格要求它的真实性。”[39]也有人取折衷的方法,文艺形式与史学体裁应“共存共荣,不必去强求一致”,而“对史学工作者说来,自然以写史学体裁为宜。” [40] “四史”运动中,农村中粗识文墨者、作家、记者、编辑等非史学专业者领一时风骚,受过史学专业训练者反而在某种程度充当了配角。究其原因有二:一则非史学专业者多以文学笔法写“四史”,夸张失真之处在所难免,但却更能契合当时“左”的社会政治氛围,更易满足政治宣传之需要,自然也就更受出版社的青睐;[41]史学工作者心中却终归保有“史”的戒律,欲反映历史真实则不免与意识形态的要求相扞格。[42]二则偏于文学性的“四史”,读来生动形象,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为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史学笔法的“四史”,则被目为太过平实难以符合工农的欣赏口味。韦君宜参与编写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初稿资料丰富翔实,“有些象写得详细的历史书”,结果一些老工人“说它‘抓不住 人’”,“党委的同志读了也说:‘恐怕群众不爱读’”。只得重写,以增强文学性。[43]陈华中在1964年中国近代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揭示了史家在“四史”编写中的困境:北京市委从高校历史系调人搞工厂史,一些人不情愿参与,“历史学家认为厂史不是历史,是文学虚构。这是应由史学家负责的,因为史学家不愿去干,文学家去写当然角度不同,出版界的要求又是一个方面:故事性如何,读者能有多少。”[44]

    史学自有史学的标准,外行的涂鸦之作自然难入专业学人的法眼。在专业史家看来,当时公开出版的大量“四史”著述中的相当部分,因其文学笔法而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批评苏联工厂史“搞得成了广告性的东西,让几个人编一编,写一写,没什么大价值”[45],中国的厂史、社史也“有些是文艺性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些‘玄’”[46]。196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派人对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及各高校调查专业史学工作者对“四史”等问题的看法。史家大多皆抽象肯定“四史”之重要,但对其具体实践中的作法表示怀疑、不满。如贺昌群表示,搞四史诚然重要,“但报纸上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式的写法我认为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著作流传下去。因为这样没有通过什么研究,如果说用历史材料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些,并没有经过澄清和锤炼”,“要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和编写出好的四史,就要把它搞得不但对广大群众有阶级教育的作用,而且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也要使他们感到有用处”[47];汪篯尖锐指出:目前的“四史”仍停留在“小人书”和“群众文艺”阶段,史学界参与“四史”运动,“还需悬个高标准作为努力方向”[48]。其他如白寿彝、夏康农、张传玺等人对既有“四史”的作法均持保留态度。

    专业史家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并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四史”倾注了相当多心力,连续在《前线》发表3篇相关文章,[49]并召集北京历史学会举行村史座谈会。他一再强调:“必须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处理处叙述的人和事,绝对不许浮夸,也不许可掩饰。”“用写文艺作品的方法来写历史,是不可以的”。“要实事求是地写真人真事,而不要有所虚构、夸张,搞得人也不真,事也不真,取消了历史”。[50]此后文革风暴骤起,吴晗成为祭品,他在这几篇文章中对“四史”运动发表的意见成为一大罪状,被攻击为“‘三家村’黑帮”对编写“四史”散布“迷尘毒雾”、“射向编写‘四史’的两支毒箭”。[51]

    胡华对体例的设计更为具体:“除家史外,凡是写一个单位(厂、社、村、街)历史的,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该单位的概况,包括沿革、发展的大事记、生产和人文的现状等。在村、社、街史中,还应该有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民情风俗的特点等等的记载。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着重写阶级斗争的历史,也要写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历史。”“第三部分,可以列上本单位一些有代表性的劳动人民的家史和人物传记,也可以附上少数有代表性的反动剥削者的罪恶史或传记,使正面反面形成鲜明对照。还需要尽可能地附上一些本单位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材料和文物材料(或附一个目录),以便印证。” “所写的必须是信史,要做到事必有据、言皆有征,不可虚构、捏合,不能凭作家的想象。因为这是写真人真事的历史,必须真实、准确,在这一点上和文艺创作是有所不同的”。[52]曾积极参与“四史”的调查与编写的北大青年教师杨立文亦强调,“四史”既然是“史”,“对于所有调查访问的材料,都必须加以严格的审核,认真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53]

    编写“四史”成为全民运动一发而不可遏,由于缺乏规范而乱象滋生,专业史家的理性呼吁亦引起一些人的反思。因主持编写《北京四史丛书》而出名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李世凯,1965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对既有“四史”进行纠偏。他批评不少已有的“四史”著述,“满篇是血泪的控诉,是讨饭、扛活、逃荒的细节描写”,显得公式化。“‘四史’和‘报告文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二者对美学的要求各异,更重要的是一个属于历史的范畴,一个属于文学的范畴”。“‘四史’既然是‘史’,那么,除了必须强调史实的真实,不容任意夸张虚构以外,还必须十分注意使它具有尽可能充实的史料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教育作用,提高它在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这后一点,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四史’编写者应有的重视”,因而“目前是到了强调‘四史’的史料性的时候了”,“否则便会失去其存在的特点”。[54](未完待续)

注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②] “四史”运动实则肇始于1958年“大跃进”氛围中兴起的编写工厂史、公社史运动;亦有“三史”(家史、村史、社史)、“五史”(厂史、街史、社史、村史、家史;或指村史、社史、厂史、老工人和老贫下中农家史)之谓。因毛泽东之批示,“四史”之名影响最广。

[③]赵有福、黎凯:《试论编写和研究“四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④] 社论:《重视编写“四史”的工作》,《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6日第5版。

[⑤]《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版,第316页。

[⑥] 张磊:《难忘的记忆》,《孙孺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⑦] 利萨.皮蒂(Lisa Peattie):《人类学的应用》,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8-159页。

[⑧] (美)高家龙(Sherman Cochran)著、樊书华、程麟荪译:《中国的在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12页。

[⑨](美)G.伊格尔斯(G.G.Iggers)主编、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461页。

[⑩]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手稿)。

[11] 山东大学历史系通讯组:《山东大学讨论历史科学面向农村问题》,《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2日第5版。

[12] 鲁志:《山东史学界座谈编写“四史”的体会》,《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1日第5版。

[13] 赵有福、黎凯:《要为“四史”的编写和研究鸣锣开道》,《人民日报》1964年12月8日第5版。

[14] 唐镕:《新四史的教学与研究大有可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第4期。

[15] 翦伯赞:《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介绍<清河制呢厂五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12月4日。

[16] 详参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90-197页。1963年“四史”蔚成风潮后,翦氏未再置一词。自其在史学界着力“纠左”的表现看,翦对于全民写史的态度应有所保留。

[17]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第7版。此文以答《新建设》编辑问的形式载于同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

[18] 邵循正、苏述:《关于编写村史的几个问题-读<北京四史丛书>后所想到的》,《历史教学》1965年第5期。

[19] 吴南星:《从一篇稀有的史料想起》,《前线》1964年3月,第4期,第15页。

[20] 苏双碧:《北京历史学会座谈村史讨论了编写村史的意义方法内容体例等问题》,《北京日报》1964年1月18日第3版。

[21] 吴南星:《谈写村史》,《前线》1963年11月,第22期,第18页。

[22] 彭明:《对编写“四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66年1月26日。

[23] 喻松青:《黎门师从记》,《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1974年8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74)科教办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其中有“以近现代史为重点,重视家史、村史、厂史、连队史的研究”,黎澍批注曰“是对的,但是没有实行”。可见在其心目中,家史、村史、厂史等仍有价值。详参李妍:《<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第49页。

[24] 白至德:《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第147页。

[25] 来新夏(口述)、焦静宜(整理):《立足于勤,持之以韧》,《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第186页;1960年代编写方志情况另参见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1-48页。

[26] 胡华:《面向现实编写“五史”》,《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27] 吴南星:《谈写村史》,《前线》1963年第22期。

[28] 施东向:《两本工厂史》,《红旗》1959年第5期。

[29] 陈匡时:《编写“四史”为历史科学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文汇报》1965年9月23日。

[30] 高烈文:《更多更好地编写和研究“四史”》,《学术月刊》1965年第5期。

[31] 戴逸本人对此文似较看重,晚年收入《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

[32] 张岂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历史研究工作》,《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7日第4版。

[33] 陈真:《评介<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

[34] 赵有福、黎凯:《试论编写和研究“四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35] 韦君宜:《谈工厂史》,《人民文学》1960年第2期。

[36] 杰弗里.巴拉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7页。

[37]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38] 《初话徐水公社史》,《文艺报》1959年第5期。

[39] 关邑、叶子:《取材过去放眼明天-谈“四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5年10月7日。

[40] 秋石:《谈工厂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2期。

[41] 出版社出版“四史”,以“增加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培养阶级情感,激发革命意志”为宗旨,判断“四史”质量高低的标准,第一为“是否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主线”,第二是“有无充沛的劳动人民感情”,第三才是“内容是否真实”。并着重“从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员和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农村知识分子中,物色一些人来参加写作”。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四史”的一些体会》,《人民日报》1965年10月26日第5版。

[42] 李新回忆即反映了史家的困惑茫然:“在张掖,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以及村史和公社史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地写出来吗?”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389页。

[43]详见韦君宜:《谈工厂史》,《人民文学》1960年第2期。

[44] 近代史所档案:《1964年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陈华中发言》;近代史所档案:《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简报》第4期。

[45] 左建发言,见近代史所档案:《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会议记录(5月22日下午)》。

[46] 张承民发言,见近代史所档案:《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会议记录(5月22日下午)》。

[47] 近代史所档案:《史学界情况反映(1965年7月2日)》。因仅作内部参考,受访学人所谈相对较少拘束,亦较能坦露心声。

[48] 近代史所档案:《史学界情况反映(7月8日)》。

[49] 分别为:《谈写村史》,《前线》1963年第22期;《再谈编写村史》,《前线》1964年第2期;《从一篇稀有的史料想起》,《前线》1964年3月4期。

[50] 吴南星:《再谈编写村史》,《前线》1964年第2期。

[51] 章之一 、潘照坤、王常珠:《休想篡改编写“四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线–彻底肃清“三家村”黑帮对编写“四史”散布的迷尘毒雾》,《辽宁日报》1966年5月27日;原有方:《打掉邓拓射向编写“四史”的两支毒箭》,《山西日报》1966年5月22日。

[52] 胡华:《面向现实编写“五史”》,《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53] 杨立文:《关于编写村史的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新建设 》,1965  第3期。

[54] 黎凯:《谈当前“四史“编写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10月6日第4版。

作者:赵庆云,《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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