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代表越飞与所谓“孙中山吴佩孚合作”（下）

　　孙、吴之间的谈判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越飞在11月初向齐切林和斯大林报告说，“孙逸仙怀疑吴佩孚没有诚意，而吴佩孚鉴于孙逸仙与安福分子和张作霖有来往，对孙逸仙也持同样的怀疑”，孙中山要求吴佩孚在福建问题上让步，但吴执意不肯，甚至取消了原来拟定的派孙丹林到上海同孙中山谈判的计划。越飞继续在孙、吴之间调解，并希望说服孙到北京参与政事。[52]稍后，越飞又报告说，孙中山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对中央政府事务实行积极的政策，委托王宠惠同吴佩孚就全部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越飞在报告中还提到，“我们的朋友们（指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可以组建孙逸仙－吴佩孚政府”。[53]事实上，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孙、吴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合作而是走向对抗。越飞在11月间仍作最后的努力，当马林向越飞报告说孙吴两人互不信任时，越飞认为吴佩孚对孙中山的怀疑更有道理，他告诉马林，李大钊认为“现在可以成立孙－吴政府”；越飞要求马林转告孙中山，“最重要的是孙积极插手北京中央政府事务并与吴和解”。[54]马林对越飞过于看重吴佩孚提出异议，越飞不得不向马林重申，“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越飞已经看出，“形势已经恶化，即使现在孙、吴和解,他们二人也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政府”;越飞派出格克尔和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教授去见吴佩孚，主要的使命是“再次敦促他尽快与孙和解”；与此同时，越飞要求马林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孙中山，“特别要明确强调，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请再告诉孙，我认为，他现在必须同吴取得谅解”。[55]越飞委托格克尔等人带给吴佩孚的信，把孙、吴称作“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其实，能否拯救中国将取决于他们）”，认为孙、吴“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样也联合不起来”是“一种荒唐的现象”；越飞提醒吴佩孚，吴曾多次表示赞同“与孙博士联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观点；还通知吴佩孚，孙中山已经满足了与徐树铮脱离的要求，希望吴在福建问题上对孙中山作出让步，否则，吴佩孚的处境将会孤立和困难。越飞因为在同顾维钧谈判时遇到困难，对在吴影响下顾没有坚持要求苏俄军队从蒙古撤出表示感谢；但他预见，中俄谈判一旦破裂，“局面将会急剧恶化，所以我仍然认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56]。但此时吴佩孚在直系集团内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王宠惠内阁因罗文干案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吴佩孚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同曹锟和直系集团其他军阀头子的关系；同时，在对俄外交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有所改变。他在11月20日给越飞的复信对“孙吴合作”的问题没有作任何正面的答复，对越飞十分关注的蒙古问题，吴佩孚表示自己的立场同顾维钧一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虽表示继续支持越飞的立场，但希望越飞“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问题并一起进行讨论”。[57]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孙吴合作”的磋商不可能继续进行，而且，苏俄同吴佩孚的“蜜月”时期也面临结束了。

　　（三）

　　从越飞的各项文件来看，苏俄对“孙吴合作”的可能性和进展曾有过比较乐观的估计，其实，无论吴佩孚还是孙中山，似乎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完全告诉越飞。例如，在11月初，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对越飞说，孙“很想和吴佩孚联合，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书面协定”。[58]越飞据此即向吴佩孚保证，“至少我确实知道，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正式协议”。[59]这当然不是真话。因为在1922年春天孙、张两方就订立了南北夹击吴佩孚的军事计划。[60]在当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汪带着一份孙、段、张三派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要求张作霖支持二三百万元作军费、不承认北京政府、共同对付“敌人”（即吴佩孚）等内容。[61]而吴佩孚也不会把对付孙中山的军事布置向越飞透露。例如，他在11月份时向越飞表示可以“满足孙对福建省方面的愿望”[62]；事实上，吴不仅调动海陆军“援闽”，而且要求陈炯明出兵福建，在这个问题上，曹锟和吴佩孚意见一致，都主张用武力讨伐孙中山的北伐军。[63]不过，孙中山希望自己的革命事业得到苏俄的援助，吴佩孚也希望在同张作霖的斗争中得到苏俄的支持，这样，孙、吴两人都有必要重视越飞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孙、吴就和解与合作的谈判，是看在苏俄的面上才进行的，但双方都充满戒心；一方面在越飞的撮合下接触和谈判，另一方面仍在军事、政治上继续公开和秘密地反对对方。整个谈判过程可说从未取得过实质性的进展。

　　孙、吴的敌对关系，并非由两人的性格、观念所决定；甚至两人某些政治主张的对立也并非主要原因。因为吴佩孚当时颇有“好军阀”的声誉，因此，当孙中山同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64]但是，孙中山在北洋军阀各派中，首先要反对的是控制中央并直接威胁自己革命事业的一派。孙中山以南方作为基地，但南方反对孙中山的军阀如陆荣廷、陈炯明、沈鸿英等都是直系军阀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吴佩孚固然经常要以武力和其它办法“统一”南方，孙中山也不会放弃以北伐的方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计划。而孙中山北伐计划实行时，首先遇到的是直系军阀的军队和地盘。他只能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皖、奉军阀以对付直系。孙中山方面一直把吴佩孚视为主要的敌人。1922年8月底，蒋中正和汪精卫、廖仲恺讨论如何联合国内实力派时，吴被视为最不能联合的一个。蒋提出，“北方各派皆可联，而吴则必欲其投诚降服，而后方可容纳”；蒋认为，“孙先生与吴不易联络”。[65]事态的发展证明蒋的看法是对的，吴当然不会向孙中山降服，所谓联络自难以取得效果。

　　孙中山一再劝说苏俄不要在吴佩孚同张作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11月2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指出“如果吴佩孚在他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那么，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当时，孙中山得到消息称苏俄的军队在中俄边界集结，将以干预中东铁路秩序的口实进入中国东北，在吴、张冲突中支持吴。孙中山认为，“向吴佩孚提供这种帮助，必然含有利用这种援助来反对我的可能性”；为了解除苏俄对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以及张作霖支持白俄反苏活动的疑虑，孙中山对越飞提出，“我丝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66]越飞向孙中山保证，“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反对他的事情，同样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想过用军事力量去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越飞多少也感到孙中山在施展策略，因为担心苏俄帮助吴佩孚消灭张作霖,“孙逸仙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消灭他一直可以用来反对吴佩孚的那个张作霖的”。但越飞认为，因为吴佩孚的问题，孙中山将会对苏俄更为关注，如果列宁、托洛茨基、齐切林给孙写信，消除孙的忧虑，将会使孙更接近苏俄。[67]

　　尽管越飞向孙中山作了保证，但现在披露的史料显示，苏俄的确有过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计划。曾任远东共和国军政首脑的乌鲍列维奇（И．П．Уборевич）到1923年初还同马林谈到要在北满建立一支“处于吴（佩孚）影响之下”的反对张作霖的力量。[68]甚至越飞本人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也暗示过苏俄军队为消灭白卫分子的据点进驻中国东北的可能性。[69]针对苏俄打算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的传言，孙中山为此于12月6日给列宁写了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信，指出如果苏俄出兵北满，将会被中国人民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孙中山再次强调，可以通过他来影响张作霖，以保证苏俄的安全。[70]虽然苏俄方面曾经通过各种方法希望孙中山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反而一再要求苏俄改变对待张作霖的政策。

　　实际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在为和解与合作进行谈判时，从来没有放松过以军事方法对付对方的准备。孙中山在军事上，一方面极力准备收复广东，一方面力图在西南发展。因为从1920年起，孙中山已经有一个在苏俄的帮助下于中国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计划。他和越飞（通过格克尔和马林）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四川省处于重要地位。[71]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对四川极为注意，他给石青阳的信希望其“努力奠安川局，并预备向外发展”。[72]他与四川军人邓锡侯、赖心辉、夏之时、吕超、刘成勋、田颂尧、黄肃方、但懋辛等人联络，并把戴季陶派到四川。[73]而吴佩孚则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支持杨森，并打算以“援川”为名把直军开入四川。在粤、闽问题上，吴佩孚公开和秘密支持陈炯明。孙中山完全清楚，吴佩孚无论如何是自己的对手。12月20日，孙中山给越飞的复信中指出，如果要实施他的西北军事计划，“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孙中山还指出，“现在英国就主张吴佩孚和陈炯明‘和解’，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不顾对我友好的保证，也正在这样干。我担心此人靠不住，或者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人心叵测”。[74]这时，孙中山已决意实行自己的革命计划，实际上是向苏俄表示了对“孙吴合作”的最后态度。

　　苏俄方面也面临在中国政治人物中作最后选择的问题。据马林说，他在1922年12月23日到1923年1月11日莫斯科之行，“旨在讨论苏俄对华北的政策，尤其着眼于苏俄对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应取何种态度”。[75]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1923年初，魏金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ий）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谈到，原远东共和国及远东分局的领导人仍然认为如下的方针是正确的：“开展反对孙逸仙和吴佩孚争斗的运动，相反，以联合孙逸仙和吴佩孚力量的形式具体提出统一中国的思想。”[76]越飞与马林都不赞成过于重视吴佩孚的意见，也明白“孙吴合作”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的建议”。[77]不久以后，越飞在致俄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的信中说，吴佩孚在近来已很孤立，但他不会同曹锟决裂，他的复杂地位“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不利的冒险行为”；越飞预见吴在南方“必然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无关紧要。当然，这种情况势必在我们同吴佩孚的关系上也有所反映”；越飞向苏俄领导建议，“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78]尤其是，在1922年底到1923年初，拥护孙中山的军队在对陈炯明的战事中取得胜利，越飞判断，“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还在支撑并可能支撑得住的一个省份和北京周围一小块所谓中国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所以提出“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像孙逸仙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更好些呢，也就是说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79]1923年1月1日，曹锟、王怀庆发表通电，谴责苏俄的蒙古政策，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80]1月4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表示赞同曹、王的主张，电文中还有“并宜及时准备实力，盖必有以济谈判之穷，方可预操最后之胜”的话。[81]在越飞看来，吴佩孚这样做是违背了自己在蒙古问题上对苏俄的承诺，实际上是要表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越飞因此得出结论，“使吴佩孚成为孙逸仙敌人的客观形势也在迫使他改变对俄国的方针”。越飞向苏俄领导明确地提出，“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越飞对此作出坚决的回答：“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82]

　　在苏俄领导层尚未作出在孙、吴、当中应该如何抉择的指示时，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来到上海同孙中山直接会谈。众所周知，孙越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苏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问题。在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两个军事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取得苏俄的援助后，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再从湖南、四川两个方向进攻吴佩孚，这时，张作霖也向北京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人的革命军，向吴佩孚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准备在第一个计划不顺利时才予以实施。[83]无论哪个计划，吴佩孚都是讨伐的对象。越飞在同孙中山谈判后向苏俄高层报告说，“我曾一直维护孙吴协议以便成立他们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而现在，当他的全部计划都是反对吴佩孚时，他还对我说，他不是一个学理主义者，准备抛弃一切计划并同吴佩孚携手合作，如果吴佩孚真诚同意的话。对此，我不得不回答他说，目前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我只是补充说，孙对吴的讨伐应当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并进行这样的解释，使所有人都清楚责任在吴佩孚身上”。[84]在《孙文越飞宣言》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吴佩孚残暴镇压工人运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自不可能再把吴佩孚当作中国进步力量来联络。1923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第53次会议讨论了越飞的提议，认为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基地的计划是适当的，同意给予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85]俄共中央的决定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吴佩孚，但既然肯定了孙中山的计划并决定给予援助，那么，实际上也是准备在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斗争中支持前者。

　　促成“孙吴合作”不能成功，使苏俄对华政策两个目标同时实现的愿望落空。此后，苏俄不得不继续同南北两个中国政权打交道。然而，同孙中山合作关系的建立，又使苏俄在华外交活动取得很大的主动权。孙中山本来对同吴佩孚合作没有抱多大的热情与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施展策略。同吴佩孚合作的谈判虽然未成，但苏俄终于改变了要求孙中山联吴反张的政策，在讨论孙中山的军事计划时实际上是把张作霖看作孙中山的友军。孙中山成功地说服了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纳自己的意见，使原有的反军阀斗争方略同新的计划接轨。因此，这段不成功的秘密交涉，对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斗争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5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7－148页。

　　[5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1页。

　　[54]《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8－89页。

　　[5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1－103页。

　　[5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6－158页。

　　[5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9－160页。

　　[5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3页。

　　[5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6页。

　　[6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7－559页。

　　[61]《国父年谱》，第1103－1104页。

　　[6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9页。

　　[63]《保洛对闽仍不放弃武力》，1922年11月10日《申报》。

　　[6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3页。

　　[65]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6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4－145页。

　　[6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3－154页。

　　[68]《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4页。

　　[6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4页。

　　[7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3－164页。

　　[71]关于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可参看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

　　[73]参看《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84－589页孙中山给以上个人的信。

　　[7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6页。

　　[7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46页。

　　[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05页。

　　[7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87页。

　　[7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4－196页。

　　[7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6－197页。

　　[80]《公电》，1923年1月4日《申报》。

　　[81]《公电》，1923年1月6日《申报》。

　　[8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09－210页。

　　[8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1－215页。

　　[8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1页。

　　[8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25－226页。

邱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