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代表越飞与所谓“孙中山吴佩孚合作”（上）

 　　苏俄在1922年下半年一度要促成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对此，有学者已作过研究。[1]但是，当时研究者还不可能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此事的档案，所以，即使是专题的研究往往也是语焉不详。近年，大批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出版，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段历史作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利用近年公布的文献，对苏俄代表越飞来华以后力图促使孙、吴合作的过程再作些论述。

　　（一）

　　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孙中山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2]孙中山于8月14日到达上海，而苏俄代表越飞则于两天前抵达北京接替前任代表派克斯（А．К．Пайкес）的工作。“孙吴合作”的消息，是在越飞来华之后才迅速传播开来的。新公布的俄文资料反映出，越飞同“孙吴合作”的确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在越飞来华以前，苏俄方面已经就“孙吴合作”向吴佩孚进行试探。苏俄在远东的全权代表维连斯基（В．Д．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于1922年6月27日到洛阳访问吴佩孚。事后，他向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和托洛茨基报告：“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3]维连斯基后来往往被视为重视吴佩孚而轻视孙中山的代表人物，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正面谈到希望孙吴建立合作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维连斯基此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类苏俄文献中常被称为“中国朋友”）介绍的，其中肯定有李大钊，而李是主张“孙吴合作”的。维连斯基也清楚苏俄高层重视孙中山的态度，他在几个月前给列宁的信说过，“既然真有可能提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4]因此，笔者认为，维连斯基此行虽然主要是同吴佩孚谈中俄关系问题，但也谈过孙中山。8月4日，苏俄代表派克斯在致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的密电中称：“吴佩孚履行了排除颜惠庆的许诺。后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们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5]可见，其时苏俄已通过吴佩孚干预中国的政局，而促成“孙吴合作”的活动也已经开始秘密进行，参与其事的既有中国共产党员和苏俄人士，也有吴佩孚方面的政客。孙中山那时还在军舰上抗击陈炯明叛军，相信苏俄人士尚无法同他讨论调整对吴策略的问题。

　　吴佩孚的态度受到苏俄高层的重视。越飞在来华途中就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吴佩孚致函托洛茨基的电报。他来到北京后，促成“孙吴合作”的工作加快了步伐。越飞亲自出面分头做孙、吴的工作。8月19日，越飞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军事顾问格克尔(А．И．Геккер)带给吴佩孚。越飞在信中称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希望吴理解和支持苏俄在中俄谈判、俄日谈判及外蒙问题上的立场。[6]三天以后,越飞写了一封信让马林带给孙中山。信中称孙为“正在为自己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越飞同样希望孙理解和支持苏俄的外交立场，他在信中还向孙中山提出了5个问题，其中有3个是关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这三个问题的中心是对孙“和张作霖达成协议反对吴佩孚”表示无法理解，实际上是希望孙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7]

　　8月21日，格克尔来到洛阳。他回到北京后向越飞汇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佩孚和他的幕僚“都说自己亲俄”。这时吴经说服已接受“孙吴合作”的方案。据格克尔转述，吴佩孚曾表示：“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吴）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8]

　　8月27日，孙中山给越飞复信，答复了越飞提出的各个问题，包括为什么“联张反吴”的问题。但孙中山又在信中说，“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9]据张国焘说，李大钊是“孙吴合作”策略的提出者，越飞认为这个主意很重要，而苏俄代表与吴佩孚之间的联系是李大钊努力的结果；孙中山抵沪后，李大钊向他提到过同吴佩孚合作的可能性，孙没有表示反对。[10]蔡和森在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曾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对“孙吴合作”的态度：“英美竭力要吴统治中国，但关系未固定，而日本与段、张关系比较巩固，同时吴佩孚对群众和国民党的态度都比较张作霖好，……所以这时竭力破坏国民党与段、张联合，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还有一点，孙是揭破吴佩孚的黑幕，如他真能赞成中山，于国民的利益是很大的。”[11]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提出“孙吴合作”策略的原因。

　　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另外一些促成孙吴和解的工作也在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吴佩孚导演，直系军阀演出了一场“法统重光”的闹剧。北京的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黎元洪被拉出来“复任”大总统。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于8月1日宣布复会。而陈炯明叛变，又使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失败。南北两个中华民国政府并存的局面结束后，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中国的政局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发展。孙中山虽然受到挫折，但在政治、军事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他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瞩目和争取的对象。而孙中山也不得不考虑调整对各派军阀的策略。6月底，徐谦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在保定见到吴佩孚，对吴转达了孙中山与北方缓和关系的基本条件----赞成6月6日的《工兵计划宣言》。吴对此表示“极端赞成”，但提出“先请中山下野”作为同孙中山协商的先决条件。吴、徐两人还讨论了孙以向即将恢复的国会辞职的形式下野的问题。[12]王宠惠在一个日后的忆述中说到，1922年他“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维时热心是役而奔走其间者，实为孙丹林君”。[13]在孙中山抵沪前，王宠惠已经开始“联吴”的秘密活动。吴佩孚把颜惠庆逼下台后，立即以个人名义提议王宠惠组阁。[14]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同曹锟、吴佩孚的代表有所接触。8月15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的宣言，宣称“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无从提出”；表示“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1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吴佩孚、徐谦协商的一个公开答复。8月29日，曹、吴发表通电（艳电）回应孙中山8月15日的宣言，9月3日，孙中山公开答复曹、吴的艳电。[16]在通电中双方仍不免含蓄地相互指责，而且双方对“合法国会”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孙中山支持“民八国会”，直系军阀支持“民六国会”）；但曹、吴既然公开向孙中山表示承认护法的原则，而孙中山同直系军阀的军事敌对行动已经停止，所以，双方就有了和解的可能性。从现有的史料看，孙中山对曹、吴的秘密谈判似乎是分头进行的。孙中山1923年5月在给孙洪伊的一份电报说，“前在沪所定联曹主张，托兄并 子竭力进行，目的所在，即图曹、吴之分离，而曹能舍去武力之迷梦。”[17]但越飞所关注及寄予希望的是孙中山同吴佩孚的和解。所以，孙中山向越飞的信使“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18]

　　越飞同孙中山的联系是通过马林、格克尔进行的。马林于1922年8月第二次来到中国后，很快就参与到促成“孙吴合作”的秘密活动之中。在他8月份的工作记录中，关于吴佩孚是工作要点之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讨论过“孙吴合作”的问题，与孙中山会谈后，李大钊就去找吴佩孚。[19]李大钊在洛阳会见了吴佩孚和吴的亲信幕僚白坚武，回到北京后发表了《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作者在谈自己的看法时说到，“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20]不久之后，孙丹林也公开发表了鼓吹“孙吴携手”的言论，称“中山为民党之领袖，子玉为国家之干城，二人精神上之特征，有相同若此，则吾人欲图孙吴之联合，岂非顺势之事？”他希望孙中山不要与益友社、政学系、奉派结合而与吴佩孚携手，要求共同排除“孙吴合作”的障碍。[21]按当日中国政坛的惯例，李大钊、孙丹林实际上都是为“孙吴合作”制造舆论。李大钊在孙吴之间的联络工作固然同越飞有关，而孙丹林早在越飞来华之前已经就“孙吴合作”同苏俄人士联系。因此，尽管促成“孙吴合作”的秘密活动是在中国极为复杂的政局下由各种各样的人进行的，但越飞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这一活动的关键人物。

　　（二）

　　越飞极力促成“孙吴合作”，这是由苏俄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某些在华权益。[22]苏俄一开始对孙中山相当重视，但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苏俄同孙中山进行接触时很慎重。1921年11月6日，齐切林把孙中山8月的复信呈送列宁，在致列宁的信中对同孙中山联系会影响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表示担忧，提到“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23]列宁指示，“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24]越飞来到中国时，广州政府因陈炯明叛变已不复存在，越飞把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作为主要的任务。对此，孙中山十分不满，他在写给越飞的第一封信就强调指出，北京政府是“某些列强政府的代理人”，希望越飞不要急于同北京政府达成协议，等待孙中山“重新建立北京政府”。[25]由于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作出让步；而俄共中央政治局则电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26]但他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又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的外交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华政策的双重目标通过谈判就比较容易同时实现。

　　如果“孙吴合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按共产国际与苏俄的理论，中国军阀的地盘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中心”，军阀可以“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27]也就是说，可以在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著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为担心红军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28]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能的。越飞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谈到了在列强影响下中俄谈判遇到的困难，认为“与现政府的谈判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孙中山表示：“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我觉得，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我还觉得，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我毫不怀疑，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援助。”[29]越飞在9月18日致马林的信中说，“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越飞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他要求马林向孙中山说明:“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30]

　　9月18日，越飞致函吴佩孚对吴未能兑现彻底解散北京政府的承诺、只是在内阁组成作了一些变动表示了委婉的不满，并再向吴申述三天前对孙中山作过的苏俄将支持孙吴联合政府的承诺。越飞在信中说，“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俄国竭力促进它的民族统一和使它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31]

　　越飞曾经考虑，通过苏俄提供财政援助以促成“孙吴合作”。1922年9月1日，越飞向加拉罕报告，“吴佩孚同孙逸仙的谈判在临近”。[32]按越飞的设想，孙、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合作组建一个中央政府的问题。但是，当时北京政府在财政上已经陷入绝境，“财政实收数月仅有数十万元之虚额，而中央每月应支之军警费约540万元，政费约300万元，入不敷出，相差甚巨”。[33]到1922年底，“全国内外债，合计二十四万万之谱，加以利息，继达三十万万”。[34]军人索饷、官员索薪的消息时见于报端。由于外国银行团提出了北京政府难以满足的借款条件，取得大宗外债纾解财政危机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孙中山表示，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不会去北京。越飞接受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P.S.Reinsch）的建议，向苏俄政府提出由苏俄给予中国分10个月支付（每月200万美元）总额为20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只准备借给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组成的政府。越飞表示，如果得到苏俄高层的答复，他就可以以个人名义向孙、吴两人说，“也许我们能向孙逸仙－吴佩孚政府提供贷款”。[35]但越飞这个要求被俄共中央政治局以苏俄财政状况困难为理由所拒绝。[36]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可以看成是孙、吴之间某种协商的产物。吴佩孚把颜惠庆赶下台之后，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在孙、吴秘密接触过程中，吴佩孚发表通电，请王宠惠正式组阁。[37]9月19日，王宠惠内阁成立。正如有人指出那样，王“在孙、吴之间经常起着桥梁作用”。[38]蔡和森当日谈到关于“孙吴合作”的传闻时说过，“其中一项关系所谓‘最高问题’之孙正吴副说，而为之居间缀合者即为王宠惠”。[39]此外，孙中山还派出徐谦、张继到洛阳同吴佩孚“陈说意见”。据报纸的公开报道，吴佩孚同张继谈过国家建设、国会、总统、县自治、工兵政策、国内息争等问题。吴对张继表示“对中山先生向来尊重”，称自己正在洛阳实行孙中山的“工兵政策”，“我愿中山先生作工兵会长，我作副会长，……中山先生想作的事，我可以替他作”。[40]孙中山在9月指示在北方从事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员，“此后对北方已取和缓态度，故一切急烈之举，皆当停止”。[41]大约在9月到10月初是越飞促成“孙吴合作”最为积极的时期。马林在10月中旬的一个报告中说到自己同越飞密切接触，“自9月底以来，在北京这里多次讨论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42]从表面看来，越飞的努力似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孙中山在1922年初同张作霖建立了反对直系军阀的秘密军事同盟，因此，张作霖问题成为孙、吴和解的最大障碍。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9月26日，马林和格克尔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谈，主要讨论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原则及方式。格克尔向孙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越飞的两个代表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合作而转向吴佩孚。孙中山认为，吴、张之间的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期望张能获胜。格克尔则认为吴的军队比张的强大得多。格告诉孙，吴对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格克尔与孙中山还就对吴佩孚、张作霖两人的看法展开辩论。格把吴佩孚看成一个“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孙却认为，吴“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但“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孙十分怀疑吴对俄国的友好姿态。格向孙表示将会再劝说吴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并提醒吴佩孚必须同孙中山合作；告诉孙：“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作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尽管格克尔反复指出张作霖是日本的工具，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但孙中山只是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孙向越飞的代表提出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格克尔表示，“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有可能利用俄国的帮助。格克尔还询问是否可以同孙中山在洛阳的代表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安排苏俄援助的工作，但被孙中山婉拒。[43]

　　吴佩孚一直把张作霖视为军阀混战中的主要对手，吴、张两大军阀头子都处心积虑要消灭对方。格克尔在8月奉越飞之命到吴佩孚处时，吴即向格表示，在来年春天前他将做好消灭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准备。[44]在当时，吴佩孚甚至认为，对孙中山可以妥协，但对张作霖则必须持强硬态度。他在9月9日给金永炎（陆军部次长，黎元洪的亲信，其时与吴关系密切）的电报，主张给孙中山一定的礼遇，但反对由北京政府派员赴奉同张作霖联络；在9月23日、29日的电报坚持反对恢复张作霖的官职、官衔。[45]在谈判中，吴以孙中山同张作霖分手作为建立合作的条件，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孙中山对越飞表示，“至于吴佩孚，我很想与他合作。但是，以我同那些仍然忠于我的统一国家计划的老朋友的决裂为条件的合作，我是不能同意的。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46]事实上，孙中山不仅没有同张作霖分手，而且继续发展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同对付吴佩孚的军事同盟。在孙中山开始同越飞建立联系、越飞极力劝说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的时候，孙、段、张三方不断磋商反对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并付诸实行。8月下旬,胡汉民到福建延平同王永泉商定孙、段携手，采取军事行动驱逐倒向吴佩孚的福建督军李厚基。9月，张作霖的代表韩麟春到上海见孙中山，接着，汪精卫、胡汉民到杭州与卢永祥商讨合作计划。9月下旬，汪精卫到沈阳见张作霖，带去一个孙、张共同对付吴佩孚的政治军事合作计划；[47]9月间，孙中山的军队许崇智部与王永泉部如约先后发动。10月初，徐树铮来到王永泉军中，设立所谓“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拥戴段祺瑞、孙中山为“领导国家根本人”。[48]许、王所部很快就赶走李厚基，占领了福州。吴佩孚当然不能容忍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在南方的军事进展，但对孙中山又不敢轻言决裂。吴的亲信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上说“孙中山参入闽乱颇棘手”[49]，反映了吴佩孚方面对此事的复杂态度。但无论如何，“闽乱”使正在进行中的孙吴谈判出现了新的困难。

　　越飞对孙中山在福建的军事行动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孙逸仙与吴佩孚的斗争，以及他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同张作霖的调情使局势变得复杂了”。他提醒孙中山，靠军事力量完成中国革命、利用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的政策“是有缺点的”；“第一，在当前的局势下，他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第二，支持张，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给俄中友谊增加困难。第三，总是处于准备革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脱离了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越飞担心，“孙逸仙的这种立场也使得我们必须利用中国的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不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特别强大”。[50]11月1日，越飞向齐切林报告：“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全部工作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和孙逸仙之间的对抗，我虽然与吴佩孚和孙逸仙有联系，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越飞一方面认为“吴佩孚同孙逸仙的接近是很可能的”，但也看到，“由于孙逸仙支持者、安福派分子和张作霖支持者在福建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大大减弱了，孙逸仙同安福派和张作霖的接近就更加可能了”。[51]（未完待续）

　　[1]参看：[澳大利亚]梁肇庭（Sow-theng Leong）：《1917－1926年的中俄关系》第11章，中译文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广州，1988年）；[美]吴应 ：《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吴应 ：《“孙吴联合”与1920－1923年苏俄的对华政策》，见《孙中山研究》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76页。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98页。

　　[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99－102页。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3－106页。

　　[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7页。

　　[9]《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10]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27. vol.1,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P.266.

　　[11]《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12]《徐谦来京之经过情形》，1922年7月16日《申报》。

　　[13]《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533页。

　　[14]《国内专电》，1922年7月29日《申报》。

　　[15]《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1－523页。

　　[16]《孙中山与曹吴来往电》，1922年9月4日《申报》。

　　[17]《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13页。

　　[19]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0]《李大钊的三篇 文》，《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1]《孙丹林口中之孙吴联合论》，1922年月28日《申报》。

　　[22]参看：梁肇庭前揭书，第11章第3节；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之前言“1917－1924年的中苏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6页。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7页。

　　[25]《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2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15页。

　　[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2页。

　　[2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2页。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7页。

　　[3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0页。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2页。

　　[3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1页。

　　[33]《王内阁财政状况之一斑》，1922年10月27日《申报》。

　　[34]《张内阁大政方针之一斑》，1923年1月5日《申报》。

　　[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1页、123－124页。

　　[3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5页。

　　[37]《国内专电》，1922年8月22日《申报》。

　　[38]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91页。

　　[39]蔡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40]《张溥泉君之宁保洛报聘谈话》，1922年10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

　　[4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6页。

　　[4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页。

　　[4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4－138页。

　　[4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8页。

　　[45]《金永炎收电稿》，《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总第43号）。

　　[4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5－146页。

　　[47]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5年版，第993－1006页有关记事。

　　[48]《徐树铮再出任国事宣言》，1922年10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

　　[49]《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2页。

　　[5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0页。

　　[5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2页。

邱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