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审查历史》，看公民身份建构差异

　　【核心提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教科书历史叙事的，是政治共同体要建构何种公民身份、国民精神，要在何种国家观的地基上搭建未来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框架。


　　美国中学历史教师凯瑟琳·伍兹·马萨利斯基在课堂上发现，各种美国历史教科书常常通过标示美国获得属地、托管地区或保护国的日期，来表现美国的扩张。相反，美国教科书中日本帝国的地图却总是用粗大的红色箭头把日本与其太平洋属地联系起来。于是，她用幻灯片和高射投影仪，删除日本帝国地图中的箭头，而用占领日期来标示；相反，在美国和它的领地之间画上红色的箭头。她要求学生们解释，这样的改动有何效果。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打量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之举，则教科书作者的意图就更一目了然。马萨利斯基让学生研究教材，但他们首先探究的却是作者、出版公司的背景、出版的时代等因素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影响其立场和表述方式，从而在他们循教科书而行时，首先在入口处即打开了进入历史的另一个方向：让学生思考，究竟是谁拥有历史？学校里讲授的历史是谁的知识？这是《审查历史》中一个有趣的细节。

　　《审查历史：日本、德国、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是集体合作的产物，12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日本、德国、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生产中，在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制约下，公民身份、民族国家观念等领域的斗争如何通过教科书这一场域而展开。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诚如阿普勒（MichaelW.Apple）等学者所言，再将学校课程看做是“中立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太过天真的想法。实际上，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审查历史》为这一洞见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例证。例如，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兴起和进展，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二战时开始承认妇女和非洲裔美国人为胜利作出的贡献；随着日裔美国人公民身份意识的觉醒，美国政府二战期间将日裔美国公民关入拘留营的错误经历也逐渐被写入美国历史；而因为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并未根本削弱，越南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却无力要求美国反省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更遑论在教科书中容纳以受害者的视角来表述这场战争。洛温在对美国历史课本的研究中发现，他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有8本在讨论越南战争时没有包括美莱村大屠杀。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日本右翼迫切希望日本重新取得大国的地位，而恢复“大国精神”的第一步，就是“重估”日本现代史，一方面着意将日本表述为战争受害者，另一方面抹去日本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转而强调“伟大的日本”、“光明的日本”的历史。这种“重塑”国民精神和国家形象的意图，经过其背后的政治力量的种种操作，屡屡得手。但中韩两国的国际斗争和日本进步力量的国内斗争，也迫使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道歉，并将其写入教科书。

　　历史课不仅在国内树立公民行为的典范，还记录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被选择或发明出来的和国家历史有关的叙事，必然是规范性的——指导人们作为国民或公民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的关系。正因为它是规范性的，也就不可能是“中立的”，而因为不是“中立的”，它就成为斗争、谈判和妥协的场域、对象和结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然而，更深刻的问题不是如何看透这一现实，而是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历史教科书之争的实质，不仅仅是追求真相或呈现事实——日本很多右翼历史学家也承认，对中国的战争是一种“侵略”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把那些内容作为国家教育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是追求一种普遍正义的历史编撰伦理的问题；毋宁说，教科书之争最深刻的分歧在于，争论各方在国家观和相关的公民身份建构路径上的巨大差异，即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之间，围绕走向何种未来而发生的斗争或者选择。这在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重新构造其国家历史叙事，包括重写教科书，意在改变优秀的德国公民的定义，并重新定义他们与国家、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根本而言，这是在构想一个全新的德国的未来。例如，德国历史教师协会领导人介绍：

　　在讲授中世纪的镇和城市时，原来的教科书谈论了德国的古代城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镇体现了典型的德国特征。现在我们不研究这些城镇的德国特征，而是研究其欧洲特征。例如，我们讲波兰的建筑类似于德国的建筑。以前，教师可能说：“啊哈！你们看，波兰的建筑与德国的建筑相同，所以，这些建筑是德国人建造的。”现在我们说：“这段时期，在两个国家，人们建造了类似的建筑。”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你可以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或者欧洲的视角来讲授同样的内容。现在，我们是采用欧洲的视角，我们也希望如此。

　　在教科书中，德国领导人采用了一种“驯服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容纳德国内部的地方多样性，同时也促进欧盟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整合。未来的德国是统一的，从属于正在形成的欧洲联盟，对此，德国和其邻国达成了高度共识。体现在历史叙事中，就是将德国嵌入一个整体的欧洲叙事中来描述。反观日本，他们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在国家认同和国家战略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分歧：日本是根据欧盟的经验而推动建立一个亚洲的区域联合（例如“东亚共同体”）？还是把继续与美国结盟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如“亚洲价值同盟”）？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在如何重新构想“未来的日本”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之争远没有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之争那么剧烈。

　　透过该书的众多案例和敏锐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启发：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教科书历史叙事的，是政治共同体要建构何种公民身份、国民精神，要在何种国家观的地基上搭建未来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框架，它是多元的、国际的、包容的、自由民主的，还是单一的、封闭的、威权的、保守的。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叙事可谓是“未来”呈现于我们现时代的镜像，你想走进什么样的“未来”，就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历史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尹钛，《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