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中国的深刻历史教训

 　　8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发动了柳条湖事变，占领沈阳。日本军部借此事件在国内地位上升，主导日本在此后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9.18事变后的数年内，日本关东军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并挟持清末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好了基础。

　　对于中国军队在9.18事变中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中国教科书向来把这笔账算在当时的中央政府领袖蒋介石头上，但实际情形远比教科书中描述的要复杂得多。1991年事变中的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曾在多个场合承认，不抵抗决策系由其一人决定。从张学良以及奉军的角度来说，他做出不抵抗的决定也确有迫不得已之因由。从战略上来说，在此之前他错误地与苏联红军开战，企图收回东北的中东铁路，导致大败，更严重的后果是，为日本关东军乘机发动侵略提供了大好机会。

　　而从其自身利益来说，当时国内弱肉强食，有枪便是草头王，虽然在东北易帜后，奉军名义上归中央统领，实际上还在张的节制之下。如若与日本关东军全面战争，奉军有可能全军覆没，使张在中国政坛失去生存之根。

　　第二个方面，张学良作为少帅，跟他老子张作霖不同，对内控制能力有所削弱，很多父执辈的老将并不服从指挥，这在此后的热河之战中汤玉麟消极抵抗致使热河失守可以看出。张学良担心如对日全面开战，东北军有可能发起倒张运动，使其彻底失去后援。

　　第三个方面，事变后，在粤系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与蒋关系至深的张学良从此抗敌意志消沉，丧失斗志，以保住奉军为志。日本关东军曾经截获张学良的情报，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据此分析其已丧失战意。

　　正是上述理由迫使张学良避敌自保，对日奉行不抵抗主义，导致东北全境沦陷。

　　除了张学良本身的因素之外，从中国的大背景下考察，在9.18事变以至7.7事变，中国全线溃退，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关于此点，蒋介石在事变后的19日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他的这段日记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日本关东军发动事变的背景，也暗中指出了日本关东军乃至日本军队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缺乏有效抵抗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用蒋的话说是“内乱不止”、“天灾匪祸相逼而来”、“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同时“政府不健全”，换言之，当时的中国尚未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宪政体制，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徒有虚名，难以统一政令，集中人力、物资以及其他必要条件，全面御敌，直到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为止。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前正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刚刚结束中原大战不久，且当其时奉军、粤军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均不受其实质节制。在此情况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力量抗敌，从其时财政部拨不出一文钱支援东北军，中央军也未能拨出一员兵支持张学良可知，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为此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路线，以统一国内为第一要务，力图先统一后抗战。这是第一个重要背景。

　　第二个重要背景是，军阀分裂的同时，政争频繁、严峻，即使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犹不停息。各方势力对个人权位的计较，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盘算，超越了民族大义，或者苟延残喘，或者借刀杀人，总而言之都以自我为中心，以保护自身切身利益为宗旨，在此情况下，谁也不把抗击日本当做一回事。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的内核，其实就是恋栈权位，不甘心让奉军成为炮灰，因此无视当时的粤系中央政府的全力抗敌命令。而从另一方面看，粤系中央政府对奉军也只是口头上要求抗敌，却无任何人力和物资支援，所以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借刀杀人，企图借机消灭奉军。当其时政客间全无大局观念，泥田斗狗之惨况，从抗敌在即，汪精卫依然不忘挑起内部争斗，以攫取本人以及其所代表的粤系利益，可以明显觉察。

　　第三个背景是，“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虚无，政府公信全无，毫无凝聚力，向心力，整个社会一盘散沙。顾炎武曾云：“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云：“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的意思是说，皇帝变了，改朝换代，所谓“亡国”，百姓依然是百姓；若谓“亡天下”，则是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他认为，抗敌乃政府之责任，而建构全民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则匹夫有责。全民团结，是抵抗外侮之基础。关键在于，没有全民均可信奉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则根本谈不上全民一心，反而会导致民意分裂，自相残杀，这是外敌当前，自国民政府以下无心也无力抗敌的深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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