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韩记新史观与毛氏旧遗产——读北大韩毓海教授奇文有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了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新书《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9月4日,共识网发表了韩教授摘录该书主要观点的第一篇文章《从世界千年史看毛泽东的战略遗产》。笔者读后的第一感觉是,不着调的激情澎湃!


  一

  文章首先标新立异地推出韩记新史观:现代世界从11世纪起始,千年来经历了四个阶段,中国乃“现代历史与现代世界的诞生地,北宋之时即进入现代世界。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 “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

  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导致变法57年之后北宋即灭亡了。

  王氏变法,本来是以为赵宋王朝理财为目标,其主要内容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归纳为10条:

  1、 建立预算制度,并且控制预算。
  2、 建立政府储蓄粮食制度(均输法)。
  3、 建立政府贷款制度(青苗法)。
  4、 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方田均税法)。
  5、 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市易法)。
  6、 建立公平劳役制度(免役法)。
  7、 加强军队训练。
  8、 更新武器。
  9、 建立并加强人民基层组织,集“管”“教”“养”“卫”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保甲法)。
  10、 改进考试科目和学校课程。

  从这里不知文章怎么能推论出“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又怎么推论出这是现代世界兴起的标志呢?

  现代世界或者现代社会有特定内涵,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帽子。现代社会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社会,是指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是继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①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

  ③社会分化剧烈,社会分工精细。

  ④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自主程度增多。

  ⑤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

  ⑥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降低至半数以下。

  ⑦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手段高度发达,个人、群体、组织、区域、国家日趋开放。

  ⑧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发生于15世纪前后的欧洲,乃是多重原因促成的,例如欧洲当时国王、教会与自治的城市对于权力的分割利于公民自由发展的政治条件,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发扬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海洋文明培育的冒险精神和重商传统,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独立的大学等。现代文明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文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不是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而是文化、制度、经济三者的协同演进。这些都已是公认的常识,不知韩教授拿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可以推翻它。

  古老的中国曾经创造了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如果不是最近五个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军突起,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难以超越的伟大文明。但是毋庸讳言,到了近代我们的农业文明就开始落后于工业文明了。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我们的先辈就逐渐觉察到自己的不足,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梁启超对此的论述是,中国“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了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之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外国兵平息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却是我们所不及,实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想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随意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如果从1862年洋务运动开始算起,中国的这条“西化之路”正好走了150年,其中的酸甜苦辣曲折惨烈,世界罕见。特别是1917年引进的“苏俄模式”逐渐风靡中国,先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最后是“十年浩劫一场噩梦驱散***思想”,整整一个甲子。


  二

  文章杜撰出一个现代世界千年历史的4阶段,断言“以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然后笔锋一转,开讲如何继承毛氏政治遗产的问题了。请看文章后面三个部分的标题:

  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注,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下将超过一亿的阶级异己分子打入另册,大跃进与大饥荒,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最杰出的作品吗?)

  运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注:想必作者和他乌有之乡的同道都位列其中了。“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作者用领袖的诗句在为自己巧妙定位,只是这些残花稗草都是一岁一枯荣的货。)

  否定毛泽东必将杀戮中国的未来(注:不知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数百万曾经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冤假错案等算不算否定毛泽东。)

  雄文伊始,韩教授就曾劈头盖脸慷慨激昂地用了四个“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排比句表达自己对于毛氏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文革元年才一岁的韩教授,居然也秉承了文革精神的真传,让人惊叹。

  韩教授对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津津乐道,但是却不去挑明这些遗产的内容,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毛泽东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专政,他主政的27年中对此坚定不移,而且在晚年总结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中,除了打败国民党之外就是文化大革命。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主题,就是纲。”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其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是: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有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949年之后毛泽东不仅一直这样说,而且领导了五十余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直到闹得天下大乱的文化革命。

  1975年12月31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年过八旬的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见尼克松女儿的回忆录)

  1949年到1976年27年的惨烈的阶级斗争,有1亿3225万以上的中国公民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身心迫害乃至肉体的消灭,他们是:

  2025万地主富农分子

  1400万历史反革命分子

  3-4000万现行反革命分子(新的反革命分子)

  4000万坏分子(包括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

  300万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本家)

  2200万反党分子(包括317.847万右派分子和143.8万中右分子,1959年划定的380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运动中划定的1000万走资派)

  300万左右的十二种人(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分子、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

  (资料引自2012年8期《炎黄春秋》文章《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

  十年文革,按照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说法,是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后来据1978年和1984年的两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全国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十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

  这些绝不是一些简单的数字,每一个后面都有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泪故事,如若不信,可参看记录1950-1968年知识分子受难实录的《吴宓日记》,还有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

  1968年,阶级异己分子的“狗崽子”黄翔在贵州写下了如此激愤的诗句


  “野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一只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了我,
  斜睨着眼睛,
  把脚践踏在我的鼻梁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鲠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1921年梅烈日克夫斯基在抨击布尔什维克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带来的危险时说:“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好还是坏,是高尚还是可鄙,我们这些活者的人,这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不管是刽子手还是牺牲品,都对阶级斗争有所了解,而这却是马克思所不了解的,也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所有聪明人做梦也没有想过的。这个思想他们只是在头脑中有过,而我们已经把它融化到血液里,凝聚在骨髓间,由于阶级斗争,我们的鲜血在流淌,我们的骨头在断裂。”(《斯大林传》1079页)

  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掌权不到3年,一个伟大的俄罗斯知识人就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今天,经历了斯大林惨绝人寰“大清洗”的俄罗斯人,经历了四年灭绝了全国近1/4人口的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人,经历了3年大饥荒饿死3800万农民和10年文革一亿人受到冲击的中国人,会展示给你更多在阶级斗争旗帜下流淌的鲜血、断裂的骨头。

  在这些亡灵冤魂面前,韩教授能睁开一下眼吗?

  韩教授的文章喜欢引用洋人的警句箴言为自己壮胆,这里也用一句古人的感慨结尾吧,这恰是我读完韩文想到的:

  “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乎?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人之不廉而有悖于礼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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