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上）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刊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之The China Journal，No. 65，January 2001，pp.1-26。


长期以来，人们对1966至1968年间中国群众派性冲突的理解被禁锢在一个“群体团结”的框架中。按照这种解释，群众派性冲突是那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基于其在现行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分别实施政治动员的例证——换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集团政治”方式。派性冲突——表现为“保守”和“激进”势力之间的斗争——被看作是“后革命”秩序中有着利害冲突的团体之间的斗争。这种解释乍看起来条理清晰，很是合理，而且与社会科学关于政治争端的一些流行观点非常吻合，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一经提出便倍受推崇，主导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种解释的论据主要来自若干具有较大影响的早期研究论著。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中学红卫兵曾就家庭出身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红五类”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们是否天生地具有更多的政治忠诚，因而比其他人更有资格领导学生运动。这种观点是由许多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遭到其他学生和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这场辩论将人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利害关系与其政治立场抉择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一种可以用“利益集团”理论加以解释的人际分野。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临时工、国营农场退伍转业军人和下放农村的城市知青群体为了改善其现实处境，都在文革运动中提出了各自的群体要求，并普遍地加入到那些试图推翻地方政权的群众组织中。此外，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出现了一个试图打倒当地官员的造反派联盟和一个试图保护这些官员的反对派组织——许多学者将这种冲突定性为“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冲突。
Keith Forster早年关于浙江地区派性联盟的研究，是较早对上述解释体系提出质疑的论著之一。尽管他沿用了“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概念，但他认为这些概念本身过于武断。浙江两大主要派别的头头们在运动初期都有向其所在单位当权派造反的经历。导致他们分裂的唯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在省委领导人中支持谁、反对谁。尽管Forster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使他无法全面考察群众派性组织成员的社会背景，但他对省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背景情况和两派政治立场的论述，从根本上动摇了“利益集团”解释体系。Richard Baum批评Forster无视学界关于群众派性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预设。他认为“如果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就无法对政治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系统分析”。Forster随即写了一篇文章捍卫自己的观点，指出与现有社会群体类别划分不相匹配的派性分野，可能源于政治冲突。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论据，Forster不得不作出妥协，承认社会—经济利益冲突也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由于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大量档案资料，Elizabeth Perry和李逊对文革期间上海工人运动中派性问题的透彻论述，揭示了区分不同派别成员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值得关注的微妙差异。她们指出造反派组织中的党团员数量和比重，与敌对派别乃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情况并无明显差别。事实上，造反派身上所具有的显著特征是，此前与当权派冲突的经历、上海以外的籍贯或政治歧视所导致的个人政治发展挫折。Perry和李逊肯定了党组织在动员保守势力反对造反势力中的作用，但她们强调，一些更为细腻的差别会诱使企业员工们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活动。按照她们的叙述，尽管先验的群体特征依然是冲突模式解释体系中的主导因素，然而个体层面上的差异——如一些详细的个人传记资料所示——却使得许多早期论著中提出的群体类别的分野显得日益模糊。

徐友渔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时还没有接触到Perry等人的细致分析。他是“西方的”利益集团解释模式的尖锐批评者。他指责这种解释模式通过中学生中的“血统论”争论和临时工们的群体反抗推导出派性冲突的普遍成因，未免过于简单轻率（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徐的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之一，是“利益集团”解释模式混淆了1966年支持和反对地方当局的派性冲突与1967和1968年间重建地方权力过程中的派性冲突。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省份，在权力重建过程中殊死搏斗的两大派别其实都是造反派——他们在早先推翻地方当局的斗争中曾经是盟友。他还指出，即使承认1966年下半年派性斗争的基础是群体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地意味着1967年及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徐的论据主要来自省级层面的派性冲突。他并未就地区层面做过深入分析，也没有就学校和其他基层工作单位层面的冲突做出有力论证。（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支持徐友渔对省级层面派性问题的看法。参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的论文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载于The China Quarterly，No. 203, September 2010, pp. 675-92）

Walder新近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的研究支持徐友渔的批评意见，并对派性分裂的原因做出了新的解释。按照他的论述，1966年秋发生在首都那些具有相同背景的大学生群体中的派性分裂，并非基于对此前中国政治秩序的不同态度，而是由运动初期一些校内争端引发的。而且，1966年以后全市范围两大派性组织的对抗显然存在于造反派阵营的两翼之间——尽管双方的争斗显得不可调和，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两派的政治观点究竟有何差异。Walder的解释与此前所有解释的显著差异在于，这种解释将人们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语境中做出政治抉择置于分析的中心。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个人家庭背景和政治隶属关系与人们实际所面临的抉择之间，是否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

不过Walder也意识到，支撑其解释体系的论据主要来自首都，而首都的情况在以下三个方面显得较为特殊：

第一，北京市委领导层在1966年5月即遭到彻底清洗批判，而其他地区的地方党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依然掌握着权力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的学生领袖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的活动实施广泛的干预和操纵。这导致并加剧了造反运动的分裂。

第三，北京从未发生过群众夺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市级领导权的争夺。这和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简而言之，与首都北京不同，地方上的原有政治建构在1966年下半年依然掌握权力、发挥作用，因而保留还是推翻原有政治建构便成为当地政治冲突的核心内容。由于Walder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同一语境下派性政治冲突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如他对北京的大学、中学和相关官僚机构的分析论述——他无意断言其他地方的派性政治冲突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展开。

新的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砌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断收集新的论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反思现有解释的逻辑框架，重新思考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当时的社会和组织语境。利益集团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是群体团结。然而这样的观点通常缺乏清晰有力的论证。它们主观地认定，在学校和其他单位中，那些家庭背景和政治诉求相似的人们在文革政治语境中具有共同利益，并团结起来捍卫这些共同利益。它们还断言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团体能够在其他学校和单位中找到具有相同看法的团体，并与之结成联盟。而与之敌对的个人和团体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形成联盟。两大联盟不同的成员构成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至少间接地反映出其团体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共同利益。

我们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强调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

在我们看来，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诉求是促成具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团结，然而其实际的后果却是导致他们的分裂。来自北京的政治号召往往含义模糊，并不断地发生着无法预测的变化。利益集团解释体系认定这种模糊性为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利用激进的政治修辞谋求其各自的利益提供了机会。我们则强调，这种模糊性事实上使得那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具有共同立场的人们难以在瞬息万变、无法预知后果的情形下做出相似的政治抉择。


南京语境：两个学校和一个工厂

为了进一步阐释上述分析思路，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学校和工厂中派性组织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结成联盟去捍卫或推翻地方上的党政领导机构。我们将系统再现1966年下半年南京三个重要单位内部派性冲突的发展。这些单位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和工人派别头头——他们在1966至1967年全市范围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历史叙事不但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单位中派性问题起因的多样性，而且可以很好地说明跨单位的联盟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个单位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与其他那些在既往红卫兵运动研究论著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校大体类似，党政干部和知识精英子女在该校学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该校诞生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主要由来自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构成。这两个组织主导着早期校内红卫兵运动，并且都公开宣称其成员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反修”斗争。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持反对“血统论”观点的造反派组织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一个从一开始就捍卫学校当局，并始终捍卫省市党委；另一个则攻击学校当局，并在后来加入旨在推翻地方党委的造反派联盟。

第二个单位是南京大学。该校是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与北京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十分相似。在1966年6月1日北大领导人遭到公开清洗后不久，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也被剥夺一切职务，并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这个事件激发了南京的群众运动。南大的三个学生组织在1966年下半年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联盟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并持续卷入1967年以后的派性冲突。其中两个组织的头头们发起并领导了两个主要的造反派联盟，其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党委。第三个组织则由另外一批学生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先是在反对匡亚明的斗争中被标榜为“造反英雄”，而后却死保工作队，并加入捍卫省市委的群众组织联盟。

第三个单位是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长江厂是当地一家国有重点企业，也是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的诞生地。这个工人组织的头头们在全市性的派性联盟和1967年以后的南京派性政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该组织的发展史，为我们考察文革前期南京政治冲突中几大势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窗口。它是由长江厂党委支持发起的，却在攻击省市委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江厂内的反对派们积极致力于推翻厂党委，同时却支持南京地方党政领导。这种复杂的场景，源自工厂领导层与省市委之间的体制内博弈。

上述单位的运动发展情况，在当地主要报刊《新华日报》和造反派的小报与传单中有着大量记载。南师附中几个校友创办了一个网站，发布了不少与该校文革运动有关的照片和回忆文字。本文第一作者董国强近年来对许多卷入运动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系列深度访谈。我们还获得一本1980年代中期由南京市档案馆编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些资料使得本文对派性政治的起源与发展的再现，在详实程度上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

本文关于上述三个单位在文革运动头几个月情况的叙述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

造反运动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运动参与者的分化？

我们对不同派别头头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有何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

学校内部的各个派别如何与工厂内部的各个派别建立全市性的联盟，这些派别的诉求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派别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具有相似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人们的群体团结。或者，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们是否会因一些与他们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无关的问题，分裂为相互敌对的力量。

南师附中

这所学校始建于1920年代，曾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大学，1952年成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得到社会公认的南京最好的中学，来自教育精英、高级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在学生中占有很高比例。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沙尧。他1944年在家乡——苏北如皋——参加共产党，并在当地担任过不同领导职务，1954年调任现职（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C1版，2003年10月27日）。副校长李夜光解放前是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1949年帮助该校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便留在该校工作（王虹访谈，南京，2009年12月4日。如后文所述，王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联盟发起人之一，该联盟与该校两个早期红卫兵组织相互敌对）。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于6月2日公布后，南师附中校园里也涌现了一波大字报浪潮。6月9日，沙尧召集全校大会，号召师生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地，一张新的大字报出现了，指称副校长李夜光是国民党特务（李夜光立即贴出大字报否认这个指控。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一些老教师则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沙尧对这些行动表示支持，同时严厉镇压关于“学校领导班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

6月中旬，市委向该校派出一个工作组。然而这个工作组宣称其任务是“协助”学校党支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未发挥独立的领导作用（王虹访谈）。8月12日，该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一批军队干部子弟，其头头们也都来自精英家庭——李天燕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其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少将，不久前调南京军区工作。王史维是一个省委干部的儿子。曾小渤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儿子。这三个人同其他较早卷入运动的学生一样，把校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那些个人历史上有政治嫌疑的人作为目标，不过他们也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在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前一天，他们曾责令学校当局不得干预学生们贴大字报的行动。这个举动使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驱之一。8月18日，李天燕等人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王虹访谈。李天燕等人能够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接见，乃是因为他以前的那些中学同学们在首都红卫兵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久，该校出现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由一批地方干部子弟领导，同时包括大批学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主要头头陈光华的父亲是烈士，朱汇民的父亲是军队干部，周晓阳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是沙尧培养的先进典型和学生党员（王虹访谈）。与前面提到的“红色造反军”不同，“毛泽东思想兵”对学校当局持坚定的“保”的立场。不过两派都认为出身革命家庭的学生应该领导红卫兵。至此，校内出现了两个由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反对学校当局的“激进派”，一个是捍卫学校当局的“保守派”。

8月20日，“造反军”召集批斗沙尧和工作组负责人的群众大会。会后，两人被迫叼着自己的鞋子在校园内游街示众。“思想兵”拒绝参加这次批斗大会，另行组织大会批斗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那些反对“血统论”的学生。几周后，“造反军”停止对沙尧的批斗，加入“思想兵”发起的批判、抄家和打人行动。他们宣布一些教师和职工为“反革命分子”，把他们关进牛棚，施以暴打。这批牺牲者中包括副校长李夜光（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红卫兵们还召集批斗会，批斗学生中的敌对分子和批评者——他们当中有党员干部子弟、大学教授子弟和若干军队干部子弟。他们的罪名是反对“血统论”，并试图组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中有关于这些人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介绍）。

作为竞争对手的学生头头们于9月初浮出水面。他们与精英主义红卫兵具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先是挑起反对“血统论”的辩论，而后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最初的挑战来自于早期的几张大字报：何纪宁、杜红月、吴慧蓉、李修竹、郭有莘、秦志宁《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1966年8月12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印发；高慧敏《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1966年10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对此有详细记载）。最重要的挑战者是沈立志、王虹等人领导的“红色野战军”。沈立志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王虹的父亲早年是中共地下党，文革时是南京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早在7月8日，沈立志和王虹等人就贴出题为《南师附中的教改方向真的对头吗？》的大字报，批评学校当局的“错误路线”。仔细审视当时的特权政治标签的背后，不难发现这些政治标签涵盖下的群体团结中的细小裂痕。沈立志的生父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逃到台湾。他的母亲与之离婚后，嫁给一位解放军军官。沈从其继父那里继承了红色的政治标签，但因其生父的身份而受到歧视。王虹的父亲由于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在1949年以后遭到政治歧视，未能得到提拔重用。换言之，当时的所谓“特权阶层”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王虹访谈。沈立志访谈，南京，2008年2月24日）。然而他们当时无法撼动“造反军”和“思想兵”在校内的权威。从北京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们驻扎在南师附中，公开支持上述两大组织。省市委也持相同立场——他们还模仿北京等地的做法，组织了“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反对派学生们纷纷于9月份离开南京到外地串联，直到11月后才陆续返回（王虹访谈）。

在他们返回前，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观点提出严厉批评。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谭立夫——北京老红卫兵头头，据称是“血统论”的始作俑者——的运动迅速兴起。特权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们不再受到宠信。南师附中的反对派学生乘机发起反击，指责“造反军”和“思想兵”是错误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轮反击中最重要的大字报包括：《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究竟要沉默到哪一天？》，《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根子在哪里？》，《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谭氏路线”阴魂不散——驳谬论种种》，《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错了！》，《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8日；《造反军中的一些同志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第3页，1966年12月印发）。由于其主张顺应了当时的主流舆论导向，“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迅速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创立宣言》，1966年12月16日）。

“思想兵”对“红联”的指责保持沉默。“造反军”则奋起反驳其批评者，并进而提出更为激进的“炮轰省委”的口号（《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第1页）。“红联”宣称“造反军”的行动不过是一个政治伎俩，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强调指出，推翻省委的斗争必须遵循“群众路线”，而不是由“造反军”等组织包办代替（《红色造反联合会声明（第一号）》，《大字报选编》，第2页）。“造反军”则辩称，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联”在运动中始终揪住“血统论”问题不放，唯一目的在于分裂群众运动，从而保护那些走资派（《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这种交锋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立场悖论：老的“保守派”红卫兵大力推动对省委的激进批判，而新的“激进派”红卫兵则更加关注校园内的派性对抗。

另一方面，两个较早成立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分道扬镳。“思想兵”于9月初加入了由省市委扶植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这两个组织均属于“保守派”阵营。“造反军”曾经参与过它们发起的一些行动，但没有加入这些组织。“思想兵”始终公开坚持捍卫省市委的立场，直到1967年初省市委垮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造反军”在12月初与其旧盟友决裂，转而投身于造反派“炮轰省市委”的运动。

新的“红联”从未放弃反对两个老红卫兵派别——“造反军”和“思想兵”——的立场。到12月份，当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时，“红联”顺理成章地加入其中。沈立志还成为“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首脑。（未完待续）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网刊《昨天》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