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5日 星期三

我的红旗班主任——还原一段沉重的历史


  所说的“红旗班主任”不是褒奖称号,而是50年前的一个专属名词。1958年,我在山西X县读初中,全校班主任突然被撤换,改由抽调来的一批“干部”接任,称为“红旗班主任”。“红旗班主任”仅存4年,在母校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至今还是一件表里莫辩、功过难理的“葫芦案”。


  一、“红旗班主任”来了

  1958年9月,我升初二,开学即惊奇地得知换班主任了。那时母校流行按年龄编班,我所在的初49是年龄最小的班级,全班仅有四名青年团员年龄大些,其余都是少先队员。原班主任是范JW老师——一位声柔语细的北京籍女教师,替换她的“红旗班主任”是张XC同志——一位令人敬畏的本地男干部。旋即,全校学生赴农村秋收一月,全班这才开始真正接触“红旗班主任”。

  下乡第一天,步行十几里赶到东呼延村。吃完晚饭天已擦黑,当晚暂住村小学。男生分住两间教室,一间搭课桌为床,一间直接地铺。第一次在外集体住宿,莫名的兴奋弥漫全室,大家说啊唱啊闹啊,睡意全无。笑闹中,睡地铺的孩子们发现,这间房子基本没有班干部和团员,羡慕嫉妒之余,一通笑骂调侃发泄。没想到惊动了张老师,那一通训斥啊,嗓门之高,用语之狠,前所未闻,但效果奇佳,大家立马安静入睡。第二天,老师没有继续追究,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

  张老师不出工,开始找人谈话。先是团员,后是班干部,再后来挑选一些同学。眼见谈话人数增多,谈话时间变长,神神秘秘的,猜不出谈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召集全班开会,追查“住宿事件”的过程和言行,说是开“帮助”会提高思想认识。老师话音甫落,即有人点名揭发,老师严肃质问,便有人喝叫:“不老实,站起来”,于是被点者站着交待、检查。这才醒悟,那晚的“事儿”没有完结,闹大了。一起笑闹起哄,沾上“政治”,扯上“思想”,复杂了。接连几天的“帮助”会,十余人相继检查交待、深挖思想根源。不久,我们转移到第二个村庄,小村半依青山,一弯小溪流过,故名水泉沟村。地点变了,老师兴趣却没变,不仅“帮助”会继续开,“帮助”内容也拓宽了。起初大家还不当回事,晚上互批互揭,白天照玩照闹,颇似先前淘气挨训,认倒霉而已。记得有晚“帮助”正酣,一女同学放了个“拐弯屁”,当时大家拼命憋住不敢笑。但第二天还是成了笑料谈资,小个子DXC绘声绘色说屁,众同学前仰后合狂笑。结果,当晚DXC即被点名,老实交待事实、动机,检查几遍才过关。从此,再无人敢谈论开会,更无人敢取笑夜会。随着“帮助”会持续深入,揭发内容日益离奇,“帮助”水平随之提高。很快,不少人学会了联想夸张、上纲上线以表现积极,检查者则学会了戴“帽”自“污”、主动配合以争取解脱。一天,团支书肚子不舒服,白PH同学上前关心问候,猜测地说了句:“不会吃的有问题吧?”这下捅了马蜂窝,当晚,被揭发攻击党的领导、污蔑秋收工作,反复检讨,批得灰头土脸——他忘记了张老师在驻地管后勤,是党员。从此,彼此噤声,莫谈闲事。后来,一些人还学会了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在“帮助”ZXX同学时,有同学栽赃ZXX说“肚子饿”,又有同学把政治课批判“勤工俭学不如回家干活”移植为ZXX言论,并上纲“攻击统购统销”、“攻击教育方针”。

  秋收一月后返校,方知全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我们班继续鼓余勇开“帮助”会,为拿下“不老实”的ZXX,初50班被调来增援。一次两班合“帮”会上,50班团支书吼出了:“ZXX,你狗爪子摸摸你狗良心,共产党哪里对不住你,你要反党。”“帮助”等同斗争,只要声势不用讲理了。

  两个多月后的冬天,全校召开了处分大会。13名“反动学生”被处分——高中12名(大多被开除,还有送劳教者),初中只有我们班的ZXX同学。ZXX三大罪状:反党小集团头子,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攻击党的教育方针。三大处分:记两大过,开除少先队籍,撤销队内外一切职务。会后,13张布告贴在办公楼前,状若法院公告。我们班其余被“帮助”的同学,被罚长短不一的各式劳动,义同班内“劳教”。


  二、“红旗班主任”的洗礼

  “大批判带来大变化”。1958年我们班和母校,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立竿见影的成效:

  我们班由此走上了模范班级的正道。除了体育竞赛因年龄小不易获奖外,其他想得出的学习、文娱、纪律、劳动、卫生、文艺创作、政治活动等各项工作,样样领先,教室后墙挂满了校、县、专区、省各级奖状,成为全校获奖“专业户”。张老师也成为模范班主任,多次受奖,并成为“红旗班主任”的代表。母校百年校庆出版了校史《百年X中》,其中评价:“张XC等少数几个同志,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举张XC同志就是我的“红旗班主任”。

  经过“思想政治教育”洗礼的母校,在大跃进中创造了骄人业绩。校史记载:“以X中为基础,由县机械厂、农业试验站、钢铁厂、农业专科学校、工业专科学校、气象站、纺织厂7个单位参加,组成厂校合一的‘十月人民公社’”。“成立了幼儿园、小学部”,同时“搞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先后上马,建立了木工、金工车间;组织起手工劳动和手工艺品制作小组,理发、补钉鞋小组、家属拆洗缝纫小组”。“办起了饲养场、动物园”。“连续获专区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1959年高考名列全省第四,受到省区的表扬”,“整个校园园林化,绿树成荫,万紫千红”。1960年,“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思想政治教育”、大跃进、以及班级和学校的变化,给所有孩子留下难忘的印象。无论后来走过什么道路,这段经历都是他们的第一节政治启蒙课,亲历亲为的第一次政治实践,人生的第一个政治洗礼。由此,懂得了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教育”。

  回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为什么12个初中班仅1名学生受处分?从现象看,高中十几个班“思想政治教育”步调一致,处分学生各班均衡。而初中只有我们班开展了运动,即使张老师兼任班主任的初50班,也仅限增援。显然,高中是有计划、按部署统一运作的结果,而我们班则明显是偶然的例外。估计是“红旗班主任”进校时,就动员部署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确定了每班抓反动学生的內控指标,并圈定“思想政治教育”仅限于高中,初中不在运动之列。初中生属心智尚浅的少年,恐怕只有疯子才想得出“整”他们,也只有疯子才下得了手“整”他们。1957年中央部署中小学教职工进行整风反右,也将中小学生排除在外。毕竟,这是共知的常识,是共守的底线。但我们班“住宿事件”却意外送来一个机会,刺激了张老师的神经,遂臆想敌情,把一场偶然的起哄淘气演绎成了一场政治事件。进而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变为即成事实,并以此向校方争取到“计划外”处分名额。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除我们班外,其余11个初中班既没有抓反动学生,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类似举动。

  二是,为什么执意将“好”学生ZXX打成“反动学生”?ZXX是班里公认的学习尖子,班委、少先队大队委,班里唯一的少年级运动员、班篮球队主力,博览群书最广者、音乐素养识谱能力最高者,人缘很好,即使被“帮助”后仍被提名秋收积极分子。什么原因,竟能激发张老师对这样品学兼优的14岁孩子狠下重手?能够想到的理由,一,他是那晚睡地铺的唯一班委,可能被张老师怀疑为鼓动策划者,估计这也是“反党小集团头子”的原始起源。二,不老实认错服输,张老师非处分他不足以扬腕、立威、收场。这两个猜测都有道理但还不充分,毕竟ZXX最终服输写检查了,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煽动者。最后,还是“小集团头子”提醒了我:一个最荒唐的罪名竟列三大罪状之首,在举办“初49班十大变化展览”中,前言也特别点出“粉碎以ZXX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全班大变样”云云。“小集团头子”被刻意重视,暴露了ZXX被“整”不是因为过错,而是因为优秀——“整”他,可收震慑倍增的“斩首”效果;狠“整”他,才足以彰显“政绩”。“红旗班主任”依据的,是铁的政治逻辑而非一般教育准则。


  三、 “红旗班主任”的孕床

  几十年了,从未听说其他地区有类似现象,也从未看到任何文献记载和文件披露,可以排除“红旗班主任”是全国政策的可能。校史写道:“1958年8月15日前后,在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历史背景下,专署派白FR等25位同志来校(注:实到23位),做红旗班主任,其中大部分是党员,他们进校后成为学校的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员”。校史只列出一个历史背景,却无法写明政策依据,昭示了“红旗班主任”就是X县专署为母校量身定制的“土政策”。但客观地分析,X县得以产出“红旗班主任”怪胎,的确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特殊因素催化的结果。

  1957年我考取初中,开学日期到了,又紧急通知推迟一月入学,只能隔门望一眼红瓦绿树的校园。校史记载:1957年“对20名教师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与斗争,其中有10名教师受到重点批判,4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有2名教师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当时全校仅60余教师,加上1956年“审干”“给14人做了历史结论”,母校的政治形势真够严峻复杂的。入学不久,我们愕然得知教数学的周MH老师——一个60多岁的上海和蔼老头儿,竟是全校最大右派。有同学不知轻重与他来往,即被告知“离远点儿”。几十年后,通过校史才知道周老师居然是清华学长、留美硕士。但他此前在哪里做什么?为何孤身流落这里?怎会领取远超校长的高工资?至今是谜。

  1957年,母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校史记道:“1957年6月16日,虽然有少数初中三年级同学,发生围攻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的不轨行为(要他立即回答为什么城市招生比例大于农村招生计划,并一边发动同学签名到地委请愿,还扬言要上街游行),但很快在教师们的说服教育下平息了。”事件没有扩大,影响也有限,但性质严重,与震惊全国的汉阳一中学生游行事件类同(注:1957年6月12日,汉阳县一中800学生为升学问题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冲击县政府和县委,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等三项要求。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全过程,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小匈牙利事件”。致副校长等三人被处决,四人被判有期徒刑。此案1986年彻底平反,是一起“人工合成”的冤案)。能够想到,“最高学府”发生这样的政治事件,对小县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可以说,这是促使“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主动请缨,担任X县中学校长”的直接动因。王校长到任的亮相讲话,也是以“6.16”受围攻为开场白,那严厉的口气和严峻的表情至今清新难忘。

  从王局长屈就校长、“红旗班主任”进校,到高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处分13名反动学生,再到大跃进频出成绩,进入省重点中学行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环环紧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的系统计划。王局长对“6.16事件”负有领导责任,是学生围攻的当事人,于公于私都有收拾残局的道义。王局长空降母校,要整顿靠不住的教师队伍,不得不推迟开学,而整顿不安分的学生,则需“红旗班主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团队。这一计划最早应该始于“请缨”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设想措施,如此缜密细致的方案,也只有曾任“专署文教局长”的王校长才有魄力设计,并有能力实施。


  四、“红旗班主任”走了

  不久,全国进入“充实调整”时期,各项政策迅即转向。1962年,23位“红旗班主任”除“一人搞其他工作外,全部调整离校。”1958年进校的辉煌尚记忆犹新,1962年离校的黯然即骤然降临。短短4年间,“红旗班主任”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查校史教职员名单,惊奇地发现23位“红旗班主任”仅四分之一是初中学历,其余是高小毕业(小学六年级毕业),还有一人初小毕业(小学4年级毕业)。他们年龄多在30以下,基本来自乡镇基层,这是一个不同于教师的群体。他们熟悉基层行政工作,长于组织动员群众,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工于执行上级指示,了解政策和形势走向,懂得权利也会利用权力。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他们心领政治工作的奥秘,谙熟政治运动的操作,“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是轻车熟路的牛刀再试,差别只是对象更弱势而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与教师有着职业性的差异,他们具有“政绩”冲动,富于政治激情,信奉政治高于一切,既不认同教师的好学生标准,也不理解教师对学生的怜爱和温情,甚至将之视为政治弱智和迂腐。恰如闯进瓷器店的公牛,非亲历者难以理喻他们在学校的作为。

  他们走了,如今已难觅他们在校的蛛丝马迹。即使在校史中,也仅仅是短短的122字评价:“张XC等少数几个同志,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多数同志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抛开教师而论,专派红旗班主任的做法,无疑是对教师的不信任”。“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学校教育工作是不利的,因此,除留白FR同志一人搞其他工作外,全部调整离校”。

  四年里,在他们主导下,母校“思想政治教育”轰轰烈烈,抓出了13名“反动学生”;在他们推动下,母校大跃进红红火火,异彩独放;在他们参与下,母校两年即跨入省重点中学,初奠名校基石。准确评价这些工作和成就,也许今天还不是时候。因此,校史选择了尽量淡化和委婉的口气,避开了“枪口抬高1公分的权力”(枪杀柏林墙偷越者卫兵的判词),但否定的结论溢于言外。

  不过,仔细想去,该替23位“红旗班主任”不平。他们是服从“组织”调动,放弃了熟悉的工作,甚至延误了正常的进步和家庭生活(大部分家不在县城)。他们只是执行者,并非所有“红旗班主任”都对学生痛下狠手。以4年青春换来这一评价,实在有些无可名状的委屈。23位“红旗班主任”调离后,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感受若何,结局如何,更不知道他们自己怎样评价这四年。他们走了,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那么虚无,仿佛吹过的一阵反信风。

  五、“红旗班主任”走后

  “红旗班主任”离校整50年了,成了历史名词。除了亲历者偶然忆及,以及校史百余字的记载,没有人再提及他们,但他们带来的是是非非似乎并未随他们消失而散去。

  翻阅校史,他们参与的大跃进,许多成绩被详加记录。如1958年办起了饲养场,细列:“养了乌克兰大白猪2头、巴克夏1头、本地优种小猪20多头;养蜂9箱,九斤黄23只、来航鸡9只、吐绶鸡、澳洲黑等7个品种37只,还养了京鸭3只、大鹅4只,兔子50只,白鸽7只,各种金鱼上千尾”。我未想到这些幸福的动物竟能入载百年校史,但查遍六、七十万字校史,却找不到1958年“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以及处分13名学生的任何具体描述。“思想政治教育”是“红旗班主任”的专职工作,是他们最重要的业绩所在,是评价他们的根本指标,也是母校建成重点中学的基础性工作。可叹23位“红旗班主任”的4年努力,可怜13名“反动学生”的悲催命运,两者之和,依然轻若鸿毛照不了“汗青”,尚不及可爱的猪鸡鸭兔鱼。校史如此干净利落的遗缺,只能理解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暗示:那是一段“不好说”的历史,“棺”已盖而论难定。

  文革十年,母校沦为“重灾区”。有教师被逼自杀,更多教师被斗,六名教师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0名教师被送边远地区“插队”,1969年母校被停办。“红旗班主任”因提前调离,侥幸逃过了文革一劫,但王校长却没有躲过“轮回”,遍尝了无常政治和“狼奶”教育的苦果。他被自己的学生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轮番批斗,在批斗会上被学生用弹弓打伤了一只眼睛,全家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平反,1980年病逝,当地举办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追悼会”,才还了王校长一个公道。我曾想,王校长历经波折磨难后,怎会不对一生正反经验有所反思,怎会不对一世言行功过重做评价,怎会不对13弟子所受伤害有所检讨?可惜,未闻任何相关说法。

  百年校庆期间,ZXX应邀返校参加全班聚会,张老师也赶来参加,但一些近在咫尺的同学仍不肯与会。大家回忆着少时的美好,小心地避开那段历史,精心地化解深藏的痛和悔。后来,我和ZXX私下谈起1958年,ZXX说:他早已谅解了所有的人,淡忘了多数的事。时代所迫,大家按指定角色,出演了一场闹剧,其实都很可怜,都很受伤,差别只是内外轻重而已。有何纠结?如何纠结?又何必纠结?惟愿我们后代不再续演下集吧。但有几件小事难忘。一是,宣布处分的那天上午,他找张老师交检查,办公室无人,却无意看到办公桌上一叠纸片,惊讶地发现竟是署名“告密信”。一些很本分的同学,如经常请教功课的女同桌,朴实木讷的SMY也在其中。二是,下午处分大会上意外听到被处分,他提前回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同学回来都放轻脚步绕道走过,只有一人走近且停下脚步,默立几秒才轻轻离去,那是平时寡言的女同学张AC。无言的停留,划破了冷漠,带来了温暖。三是,1960年8月初中毕业,全班刚走下集体拍照的台阶,挨“整”的孩子立即另拍了集体照。迎着其他人惊疑的目光,孩子们示威般昂起了头。四是,几十年过去了,唯有段QS同学郑重说过“对不起”,这一声道歉令他由此高看段QS,心底独对段QS保留一份特别的敬重。

  母校迁入了新校舍,乳白楼群显得现代而温馨。百年校庆时,我第一次踏进新教学楼,迎门一幅语录,匆忙中只看到第一句:“每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母校真的大变了。

  鲁志强,爱思想,2012-09-02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