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旗班主任——还原一段沉重的历史

　　所说的“红旗班主任”不是褒奖称号，而是50年前的一个专属名词。1958年，我在山西X县读初中，全校班主任突然被撤换，改由抽调来的一批“干部”接任，称为“红旗班主任”。“红旗班主任”仅存4年，在母校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至今还是一件表里莫辩、功过难理的“葫芦案”。


　　一、“红旗班主任”来了

　　1958年9月，我升初二，开学即惊奇地得知换班主任了。那时母校流行按年龄编班，我所在的初49是年龄最小的班级，全班仅有四名青年团员年龄大些，其余都是少先队员。原班主任是范JW老师——一位声柔语细的北京籍女教师，替换她的“红旗班主任”是张XC同志——一位令人敬畏的本地男干部。旋即，全校学生赴农村秋收一月，全班这才开始真正接触“红旗班主任”。

　　下乡第一天，步行十几里赶到东呼延村。吃完晚饭天已擦黑，当晚暂住村小学。男生分住两间教室，一间搭课桌为床，一间直接地铺。第一次在外集体住宿，莫名的兴奋弥漫全室，大家说啊唱啊闹啊，睡意全无。笑闹中，睡地铺的孩子们发现，这间房子基本没有班干部和团员，羡慕嫉妒之余，一通笑骂调侃发泄。没想到惊动了张老师，那一通训斥啊，嗓门之高，用语之狠，前所未闻，但效果奇佳，大家立马安静入睡。第二天，老师没有继续追究，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

　　张老师不出工，开始找人谈话。先是团员，后是班干部，再后来挑选一些同学。眼见谈话人数增多，谈话时间变长，神神秘秘的，猜不出谈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召集全班开会，追查“住宿事件”的过程和言行，说是开“帮助”会提高思想认识。老师话音甫落，即有人点名揭发，老师严肃质问，便有人喝叫：“不老实，站起来”，于是被点者站着交待、检查。这才醒悟，那晚的“事儿”没有完结，闹大了。一起笑闹起哄，沾上“政治”，扯上“思想”，复杂了。接连几天的“帮助”会，十余人相继检查交待、深挖思想根源。不久，我们转移到第二个村庄，小村半依青山，一弯小溪流过，故名水泉沟村。地点变了，老师兴趣却没变，不仅“帮助”会继续开，“帮助”内容也拓宽了。起初大家还不当回事，晚上互批互揭，白天照玩照闹，颇似先前淘气挨训，认倒霉而已。记得有晚“帮助”正酣，一女同学放了个“拐弯屁”，当时大家拼命憋住不敢笑。但第二天还是成了笑料谈资，小个子DXC绘声绘色说屁，众同学前仰后合狂笑。结果，当晚DXC即被点名，老实交待事实、动机，检查几遍才过关。从此，再无人敢谈论开会，更无人敢取笑夜会。随着“帮助”会持续深入，揭发内容日益离奇，“帮助”水平随之提高。很快，不少人学会了联想夸张、上纲上线以表现积极，检查者则学会了戴“帽”自“污”、主动配合以争取解脱。一天，团支书肚子不舒服，白PH同学上前关心问候，猜测地说了句：“不会吃的有问题吧？”这下捅了马蜂窝，当晚，被揭发攻击党的领导、污蔑秋收工作，反复检讨，批得灰头土脸——他忘记了张老师在驻地管后勤，是党员。从此，彼此噤声，莫谈闲事。后来，一些人还学会了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在“帮助”ZXX同学时，有同学栽赃ZXX说“肚子饿”，又有同学把政治课批判“勤工俭学不如回家干活”移植为ZXX言论，并上纲“攻击统购统销”、“攻击教育方针”。

　　秋收一月后返校，方知全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我们班继续鼓余勇开“帮助”会，为拿下“不老实”的ZXX，初50班被调来增援。一次两班合“帮”会上，50班团支书吼出了：“ZXX，你狗爪子摸摸你狗良心，共产党哪里对不住你，你要反党。”“帮助”等同斗争，只要声势不用讲理了。

　　两个多月后的冬天，全校召开了处分大会。13名“反动学生”被处分——高中12名（大多被开除，还有送劳教者），初中只有我们班的ZXX同学。ZXX三大罪状：反党小集团头子，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攻击党的教育方针。三大处分：记两大过，开除少先队籍，撤销队内外一切职务。会后，13张布告贴在办公楼前，状若法院公告。我们班其余被“帮助”的同学，被罚长短不一的各式劳动，义同班内“劳教”。


　　二、“红旗班主任”的洗礼

　　“大批判带来大变化”。1958年我们班和母校，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立竿见影的成效：

　　我们班由此走上了模范班级的正道。除了体育竞赛因年龄小不易获奖外，其他想得出的学习、文娱、纪律、劳动、卫生、文艺创作、政治活动等各项工作，样样领先，教室后墙挂满了校、县、专区、省各级奖状，成为全校获奖“专业户”。张老师也成为模范班主任，多次受奖，并成为“红旗班主任”的代表。母校百年校庆出版了校史《百年X中》，其中评价：“张XC等少数几个同志，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举张XC同志就是我的“红旗班主任”。

　　经过“思想政治教育”洗礼的母校，在大跃进中创造了骄人业绩。校史记载：“以X中为基础，由县机械厂、农业试验站、钢铁厂、农业专科学校、工业专科学校、气象站、纺织厂7个单位参加，组成厂校合一的‘十月人民公社’”。“成立了幼儿园、小学部”，同时“搞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先后上马，建立了木工、金工车间；组织起手工劳动和手工艺品制作小组，理发、补钉鞋小组、家属拆洗缝纫小组”。“办起了饲养场、动物园”。“连续获专区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1959年高考名列全省第四，受到省区的表扬”，“整个校园园林化，绿树成荫，万紫千红”。1960年，“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思想政治教育”、大跃进、以及班级和学校的变化，给所有孩子留下难忘的印象。无论后来走过什么道路，这段经历都是他们的第一节政治启蒙课，亲历亲为的第一次政治实践，人生的第一个政治洗礼。由此，懂得了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教育”。

　　回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为什么12个初中班仅1名学生受处分？从现象看，高中十几个班“思想政治教育”步调一致，处分学生各班均衡。而初中只有我们班开展了运动，即使张老师兼任班主任的初50班，也仅限增援。显然，高中是有计划、按部署统一运作的结果，而我们班则明显是偶然的例外。估计是“红旗班主任”进校时，就动员部署了“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确定了每班抓反动学生的內控指标，并圈定“思想政治教育”仅限于高中，初中不在运动之列。初中生属心智尚浅的少年，恐怕只有疯子才想得出“整”他们，也只有疯子才下得了手“整”他们。1957年中央部署中小学教职工进行整风反右，也将中小学生排除在外。毕竟，这是共知的常识，是共守的底线。但我们班“住宿事件”却意外送来一个机会，刺激了张老师的神经，遂臆想敌情，把一场偶然的起哄淘气演绎成了一场政治事件。进而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变为即成事实，并以此向校方争取到“计划外”处分名额。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除我们班外，其余11个初中班既没有抓反动学生，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类似举动。

　　二是，为什么执意将“好”学生ZXX打成“反动学生”？ZXX是班里公认的学习尖子，班委、少先队大队委，班里唯一的少年级运动员、班篮球队主力，博览群书最广者、音乐素养识谱能力最高者，人缘很好，即使被“帮助”后仍被提名秋收积极分子。什么原因，竟能激发张老师对这样品学兼优的14岁孩子狠下重手？能够想到的理由，一，他是那晚睡地铺的唯一班委，可能被张老师怀疑为鼓动策划者，估计这也是“反党小集团头子”的原始起源。二，不老实认错服输，张老师非处分他不足以扬腕、立威、收场。这两个猜测都有道理但还不充分，毕竟ZXX最终服输写检查了，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煽动者。最后，还是“小集团头子”提醒了我：一个最荒唐的罪名竟列三大罪状之首，在举办“初49班十大变化展览”中，前言也特别点出“粉碎以ZXX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全班大变样”云云。“小集团头子”被刻意重视，暴露了ZXX被“整”不是因为过错，而是因为优秀——“整”他，可收震慑倍增的“斩首”效果；狠“整”他，才足以彰显“政绩”。“红旗班主任”依据的，是铁的政治逻辑而非一般教育准则。


　　三、 “红旗班主任”的孕床

　　几十年了，从未听说其他地区有类似现象，也从未看到任何文献记载和文件披露，可以排除“红旗班主任”是全国政策的可能。校史写道：“1958年8月15日前后，在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历史背景下，专署派白FR等25位同志来校(注：实到23位)，做红旗班主任，其中大部分是党员，他们进校后成为学校的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员”。校史只列出一个历史背景，却无法写明政策依据，昭示了“红旗班主任”就是X县专署为母校量身定制的“土政策”。但客观地分析，X县得以产出“红旗班主任”怪胎，的确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特殊因素催化的结果。

　　1957年我考取初中，开学日期到了，又紧急通知推迟一月入学，只能隔门望一眼红瓦绿树的校园。校史记载：1957年“对20名教师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与斗争，其中有10名教师受到重点批判，4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有2名教师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当时全校仅60余教师，加上1956年“审干”“给14人做了历史结论”，母校的政治形势真够严峻复杂的。入学不久，我们愕然得知教数学的周MH老师——一个60多岁的上海和蔼老头儿，竟是全校最大右派。有同学不知轻重与他来往，即被告知“离远点儿”。几十年后，通过校史才知道周老师居然是清华学长、留美硕士。但他此前在哪里做什么？为何孤身流落这里？怎会领取远超校长的高工资？至今是谜。

　　1957年，母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校史记道：“1957年6月16日，虽然有少数初中三年级同学，发生围攻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的不轨行为（要他立即回答为什么城市招生比例大于农村招生计划，并一边发动同学签名到地委请愿，还扬言要上街游行），但很快在教师们的说服教育下平息了。”事件没有扩大，影响也有限，但性质严重，与震惊全国的汉阳一中学生游行事件类同（注：1957年6月12日，汉阳县一中800学生为升学问题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冲击县政府和县委，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等三项要求。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全过程，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小匈牙利事件”。致副校长等三人被处决，四人被判有期徒刑。此案1986年彻底平反，是一起“人工合成”的冤案）。能够想到，“最高学府”发生这样的政治事件，对小县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可以说，这是促使“专署文教局长王FC同志主动请缨，担任X县中学校长”的直接动因。王校长到任的亮相讲话，也是以“6.16”受围攻为开场白，那严厉的口气和严峻的表情至今清新难忘。

　　从王局长屈就校长、“红旗班主任”进校，到高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处分13名反动学生，再到大跃进频出成绩，进入省重点中学行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环环紧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的系统计划。王局长对“6.16事件”负有领导责任，是学生围攻的当事人，于公于私都有收拾残局的道义。王局长空降母校，要整顿靠不住的教师队伍，不得不推迟开学，而整顿不安分的学生，则需“红旗班主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团队。这一计划最早应该始于“请缨”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设想措施，如此缜密细致的方案，也只有曾任“专署文教局长”的王校长才有魄力设计，并有能力实施。


　　四、“红旗班主任”走了

　　不久，全国进入“充实调整”时期，各项政策迅即转向。1962年，23位“红旗班主任”除“一人搞其他工作外，全部调整离校。”1958年进校的辉煌尚记忆犹新，1962年离校的黯然即骤然降临。短短4年间，“红旗班主任”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查校史教职员名单，惊奇地发现23位“红旗班主任”仅四分之一是初中学历，其余是高小毕业（小学六年级毕业），还有一人初小毕业（小学4年级毕业）。他们年龄多在30以下，基本来自乡镇基层，这是一个不同于教师的群体。他们熟悉基层行政工作，长于组织动员群众，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工于执行上级指示，了解政策和形势走向，懂得权利也会利用权力。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他们心领政治工作的奥秘，谙熟政治运动的操作，“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是轻车熟路的牛刀再试，差别只是对象更弱势而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与教师有着职业性的差异，他们具有“政绩”冲动，富于政治激情，信奉政治高于一切，既不认同教师的好学生标准，也不理解教师对学生的怜爱和温情，甚至将之视为政治弱智和迂腐。恰如闯进瓷器店的公牛，非亲历者难以理喻他们在学校的作为。

　　他们走了，如今已难觅他们在校的蛛丝马迹。即使在校史中，也仅仅是短短的122字评价：“张XC等少数几个同志，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多数同志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抛开教师而论，专派红旗班主任的做法，无疑是对教师的不信任”。“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学校教育工作是不利的，因此，除留白FR同志一人搞其他工作外，全部调整离校”。

　　四年里，在他们主导下，母校“思想政治教育”轰轰烈烈，抓出了13名“反动学生”；在他们推动下，母校大跃进红红火火，异彩独放；在他们参与下，母校两年即跨入省重点中学，初奠名校基石。准确评价这些工作和成就，也许今天还不是时候。因此，校史选择了尽量淡化和委婉的口气，避开了“枪口抬高1公分的权力”（枪杀柏林墙偷越者卫兵的判词），但否定的结论溢于言外。

　　不过，仔细想去，该替23位“红旗班主任”不平。他们是服从“组织”调动，放弃了熟悉的工作，甚至延误了正常的进步和家庭生活（大部分家不在县城）。他们只是执行者，并非所有“红旗班主任”都对学生痛下狠手。以4年青春换来这一评价，实在有些无可名状的委屈。23位“红旗班主任”调离后，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感受若何，结局如何，更不知道他们自己怎样评价这四年。他们走了，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模糊，那么虚无，仿佛吹过的一阵反信风。

　　五、“红旗班主任”走后

　　“红旗班主任”离校整50年了，成了历史名词。除了亲历者偶然忆及，以及校史百余字的记载，没有人再提及他们，但他们带来的是是非非似乎并未随他们消失而散去。

　　翻阅校史，他们参与的大跃进，许多成绩被详加记录。如1958年办起了饲养场，细列：“养了乌克兰大白猪2头、巴克夏1头、本地优种小猪20多头；养蜂9箱，九斤黄23只、来航鸡9只、吐绶鸡、澳洲黑等7个品种37只，还养了京鸭3只、大鹅4只，兔子50只，白鸽7只，各种金鱼上千尾”。我未想到这些幸福的动物竟能入载百年校史，但查遍六、七十万字校史，却找不到1958年“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以及处分13名学生的任何具体描述。“思想政治教育”是“红旗班主任”的专职工作，是他们最重要的业绩所在，是评价他们的根本指标，也是母校建成重点中学的基础性工作。可叹23位“红旗班主任”的4年努力，可怜13名“反动学生”的悲催命运，两者之和，依然轻若鸿毛照不了“汗青”，尚不及可爱的猪鸡鸭兔鱼。校史如此干净利落的遗缺，只能理解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暗示：那是一段“不好说”的历史，“棺”已盖而论难定。

　　文革十年，母校沦为“重灾区”。有教师被逼自杀，更多教师被斗，六名教师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0名教师被送边远地区“插队”，1969年母校被停办。“红旗班主任”因提前调离，侥幸逃过了文革一劫，但王校长却没有躲过“轮回”，遍尝了无常政治和“狼奶”教育的苦果。他被自己的学生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轮番批斗，在批斗会上被学生用弹弓打伤了一只眼睛，全家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平反，1980年病逝，当地举办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追悼会”，才还了王校长一个公道。我曾想，王校长历经波折磨难后，怎会不对一生正反经验有所反思，怎会不对一世言行功过重做评价，怎会不对13弟子所受伤害有所检讨？可惜，未闻任何相关说法。

　　百年校庆期间，ZXX应邀返校参加全班聚会，张老师也赶来参加，但一些近在咫尺的同学仍不肯与会。大家回忆着少时的美好，小心地避开那段历史，精心地化解深藏的痛和悔。后来，我和ZXX私下谈起1958年，ZXX说：他早已谅解了所有的人，淡忘了多数的事。时代所迫，大家按指定角色，出演了一场闹剧，其实都很可怜，都很受伤，差别只是内外轻重而已。有何纠结？如何纠结？又何必纠结？惟愿我们后代不再续演下集吧。但有几件小事难忘。一是，宣布处分的那天上午，他找张老师交检查，办公室无人，却无意看到办公桌上一叠纸片，惊讶地发现竟是署名“告密信”。一些很本分的同学，如经常请教功课的女同桌，朴实木讷的SMY也在其中。二是，下午处分大会上意外听到被处分，他提前回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同学回来都放轻脚步绕道走过，只有一人走近且停下脚步，默立几秒才轻轻离去，那是平时寡言的女同学张AC。无言的停留，划破了冷漠，带来了温暖。三是，1960年8月初中毕业，全班刚走下集体拍照的台阶，挨“整”的孩子立即另拍了集体照。迎着其他人惊疑的目光，孩子们示威般昂起了头。四是，几十年过去了，唯有段QS同学郑重说过“对不起”，这一声道歉令他由此高看段QS，心底独对段QS保留一份特别的敬重。

　　母校迁入了新校舍，乳白楼群显得现代而温馨。百年校庆时，我第一次踏进新教学楼，迎门一幅语录，匆忙中只看到第一句：“每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母校真的大变了。

　　鲁志强，爱思想，201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