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聊天算不算“讯问嫌犯”的两个案例

 　　美国罪案剧中，警察逮捕嫌犯后，会立即进行以“你有权保持沉默”开头的“米兰达宣告”。按照最高法院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内提出的要求，警察除了应告知被告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在讯问的任何阶段，如果被告不愿再接受讯问，或表示要与律师交谈，讯问必须立即停止”。这么要求的目的，是为防止警察威逼利诱，侵害刑事被告的合法权益。

　　然而，司法实践错综复杂，总有各类特殊情形，警察破案心切，难免会打各种“擦边球”。比如，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属于“讯问”，就需要大法官们结合个案，逐一认定。

　　在1968年一起案件中，被告涉嫌杀害一名10岁女孩。警察逮捕被告时，尚不知道埋尸地点，而被告也表示，必须先与律师会面，然后才可能如实交代。在押解被告回警局路上，急于找到被害人尸体的警察很清楚，直接讯问是违规行为，但律师赶到后，肯定会建议被告保持沉默，定罪将非常困难。

　　警察知道被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决心用教义做思想工作。警察说，根据气象预报，当晚会有暴风雪，大雪过后，即使被告主动交代，尸体可能也无法找到。如果被告现在就说出埋尸地点，女孩的父母就能在圣诞夜为她举行一场基督教葬礼。被告考虑再三，带警察找到了女孩尸体。事后，律师认为警察晓以大义的劝说，已经构成“讯问”，要求排除被告在押解途中作出的供述和相关证据。1977年，最高法院在这起名为“布鲁尔诉威廉姆斯案”的案件中判定，被告当时并未放弃受律师协助的权利，警方虽未直接发问，但相关“思想工作”仍然属于不当“讯问”。

　　1980年，一起名为“罗德岛州诉英宁斯案”的案件，带着类似的问题，又来到最高法院。本案的主要争议，也与对“讯问”的界定相关。1975年，一名出租车司机被人持枪劫杀。警方根据举报，抓获一名嫌犯。嫌犯被捕时，身上并未携带枪支。警长对嫌犯进行了“米兰达宣告”，并再三叮嘱押送嫌犯回警局的3名巡警，不得以任何方式讯问或胁迫被告。

　　在开车回警局路上，巡警A和巡警B开始闲聊。巡警A感慨，凶枪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找不着了，当地有一所残疾儿童学校，许多残疾儿童在附近玩耍，但愿他们不会发现那把装有子弹的枪，否则肯定会有人受伤。巡警B说，的确如此，如果捡到枪的是个小女孩，没准儿会打死自己，所以应该加大搜索力度，尽快把枪找出来，才能避免隐患。

　　或许因为良心发现，嫌犯突然打断巡警的对话，说可以带他们去藏枪地点。巡警大喜过望，连忙用无线电对讲机向警长汇报。警长迅速与他们会合，并再次向嫌犯宣读他的“米兰达权利”。嫌犯说他已知道这些权利，但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决定供出藏枪地点。通过嫌犯的指认，警察在案发现场附近农田一堆石头下找到了凶枪。

　　然而，案子到了审判阶段，被指控犯下绑架、抢劫和谋杀罪行的被告却提出，警察貌似不经意的对话，已经构成“讯问”，所以，凶枪和自己指认藏枪地点的供述都应从证据中排除。但是，一审法官认为，警察多次向被告宣告“米兰达权利”，被告“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放弃了保持沉默的权利”，驳回了被告的申请。陪审团随后判定被告所有被起诉罪名成立。

　　被告上诉后，罗德岛州最高法院居然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大法官们根据联邦最高法院1977年在“布鲁尔案”中的判决，认为在律师不在场情况下，所有讯问必须停止，哪怕警察只是关心公共安全，也没有直接与被告对话，但聊天内容已对被告形成“微妙胁迫”，属于变相“讯问”，由此获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

　　官司终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警察在车内的交谈，是否属于对被告的“讯问”？大法官们正好打算借此机会，好好阐释一下“讯问”的含义。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指出，“米兰达案”规定的“讯问”，既包括警察的“明示盘问”，也包括各种软硬兼施的胁迫。但是，认定“讯问”是否成立，关键要看警方能否合理预见到自己的言行，会引起嫌犯的认罪反应。

　　再看巡警A和巡警B的对话，由于两人只是闲聊，没有邀请被告加入谈话，所以不属于“明示盘问”，不符合对“讯问”第一层次的界定。斯图尔特大法官进而认为，巡警A和巡警B也无法合理预见到，他们的聊天内容会引起被告的认罪反应。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告会在意残疾儿童的安全问题，或者为此感到不安。而两个警察的聊天内容，也没有任何刻意煽情或耸人听闻的成分。

　　换句话说，警察的聊天并非绝对不构成“讯问”。比如，如果巡警A故意大声对巡警B说：“要是这混蛋再不告诉我们枪在哪儿，我们就打死他，然后说他拒捕逃跑。”对话内容就对嫌犯形成“胁迫”，构成“讯问”。在前面提到的“布鲁尔案”里，警察明知被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故意扯到宗教话题，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告认罪，所以也构成“讯问”。而在本案中，警察根本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谈话会令被告认罪，不符合最高法院对“讯问”的定义。所以，斯图尔特大法官最终判定，撤销罗德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

　　从最高法院对“布鲁尔案”和“英宁斯案”两案的判决可以看出，在处理被告权益保障和公共安全维护的关系问题上，大法官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界定标准。毕竟，世事变幻无常，正义的规则不可能一朝确立，只能通过层层推进的判例不断完善。

何帆，《看历史》 201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