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文本：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演说（上）

　　内容提要：在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周前，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这次欢迎会系在日革命党人第一次由秘密转为大规模公开的革命活动，显示了革命势力的壮大、自信和组织能力，意味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已具备组织基础。这次欢迎会显示并验证了孙中山及其学说的号召力，为接下来正式确立他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直接奠定了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当事人宋教仁、冯自由、田桐等的回忆多有矛盾，致使今人对这一事件的发起人、时间、经过、演说辞等的叙述互有出入。据日本档案，不仅可以确证欢迎会的前后过程，而且可以校正演说辞各种整理本的讹误之处。文末据原稿重新整理了《孙逸仙演说》。


　　1905年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年，孙中山主持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奠定了革命的组织基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同盟会筹备期间，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这次演说是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的重要拐点，积极推动了同盟会的建立。演说辞有吴崐、陈天华等人记录的不同版本，后收入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值得注意的是，《全集》文字与记录者的原稿有一定出入，影响了读者全面认识演说的文本、情境及其历史意义①。而且，有关欢迎会的史实，学界亦有似是而非之论。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就这次演说的经过及变本做些补充、修正和说明。

　　一、富士见楼欢迎会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乘邮船抵达横浜，先是住该市山下町一百二十一番地，后移居东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组织革命党总部。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结识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黑龙会内田良平宅舍主持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与会者70余人，除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兆铭等中国革命志士外，还有日本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会议确定了组织的名称、领袖、纲领和入会誓词，并推举黄兴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②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坂本金弥宅舍正式成立。

　　孙中山此次抵达日本，受到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据田桐回忆，“乙巳年夏，孙公将来日本，同人欢动，抵横滨后，复由程家柽传告，东京学生来京滨之间者甚夥。孙公礼贤下士，复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③为亲睹孙中山风采，聆听革命学说，留日学生决定召开一次欢迎大会。据日本外交档案，会议发起者为程家柽、田桐、彭启莱三人④。发起人之一彭启莱(字荫云)，《孙中山年谱长编》作“彭君莱”⑤，又有论者作“彭君策”⑥，似皆有误。据宋教仁日记，租订会场和经理事务主要由他和田桐负责。11日，田桐租定富士见楼会场，确定会议时间为13日下午1时至6时，宋教仁嘱田桐写邮片发往各处，自己则去留学生会馆贴一“长条”。⑦

　　富士见楼位于东京麹区饭田河岸、骏河台之麓。此地“为日本一名区，有嘉客则宴于是”，富士见楼结构虽不大宏敞，但颇为精巧，素为日本集会之所⑧。13日午初，宋教仁先到富士见楼，布置会场事宜；“午正，至樱亭，孙逸仙已至，遂嘱其早至会场”⑨。未初，孙中山至富士见楼，“着鲜白之衣，数人导之，拾级而上，满场拍掌迎之”。大会由宋教仁致欢迎辞，“众皆拍手大喝采”。未几，“孙君以蔼然可亲之色，飒爽不群之姿，从人丛中，出现于演台上，拍掌声又起。孙君先谢欢迎之盛意，继缕述环游全球所历，众人拍掌不绝，终乃就时下之问题，而为一源源本本之大演说”⑩。孙中山演说完毕，继由程家柽、蒯寿枢以及日人宫崎寅藏、末永节等数人登台作演说。全场掌声如雷，群情激昂，至酉初始散会。

　　中国学生留东以来，未曾有如此盛会。留日学生对孙中山极为崇拜，寄望甚高。他们视之为“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世界之大人物”，“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11)。关于此次会议的盛况，宋教仁日记载：演说开始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12)与会者之众多远远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料。吴崐、陈天华关于演讲的记录中均对此有精彩叙述，但《全集》没有录入。吴文说：“孙逸仙先生由欧西东至日本，留学同人开特别欢迎大会于日京之富士见楼，不期而会者二千余人。富士见楼者，日京大集会之名所也，犹以室小不能容，至有拥立道旁，仰首企望，而遥听先生之议论者。莫不鼓掌称善，以为相见先生之晚。欹欤盛矣！”(13)陈文说：“是日至者千三百余人，已告满员，后至者皆不得入。然犹不忍去，伫立于街侧以仰望楼上者复数百人。有女学生十余人，结队而来，至则门闭，警察守焉，女学生大愤，恨恨而返。然室内则已无隙地，阶上下，厅内外，皆满。……立在后者，为前者所蔽，跂足以望，拥挤更甚，然皆肃静无哗。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齐者也。”(14)

　　盛会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清朝驻日使馆的密切注意。次日，日本警视厅总监安立纲之即向上司秘密汇报了欢迎会的情况。函文说：欢迎会从1时开至5时，到会学生达1100人，并对孙中山演说的内容有简要介绍(15)。驻日公使杨枢也向清政府报告说：“讵料本月初旬，正值各校暑期放假之时，逆党孙文来自英国，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藉以鼓动学生。而学生之赴会听讲者，日千余人，至为可惧。枢窃欲设法禁阻，惟孙文系国事犯，不能公然照会日本外务省代为惩办，不得已以私情往晤珍田谆，托密派巡捕，随时踪迹，窥其举动。嗣准珍田饬人密探，并抄录孙文演说一纸封送前来。寻绎其意，虽无狂悖不法之词，然革命之意已在言外。”(16)需要指出的是，从珍田谆手中所获孙中山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录有该文，未注明具体日期，仅“酌定为1905年8月”(17)；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则系于8月22日之下(18)。经核实，该段文字实译自上述安立纲之报告，具体说是安立报告的第二段，内中仅有“吾之第二故乡”一语脱译。也就是说，该文也是孙中山8月13日演说的记录稿之一(19)。此后，留学生计划请孙中山继续举行公开演说，遭到日本政府的干扰和禁止。10月7日，孙中山乘法国邮船“加利都尼亚”号，从横滨出发，经上海赴香港。

　　富士见楼欢迎会，发生于同盟会正式成立前一周，意义不可小觑。第一，这是在日革命党人第一次由秘密转为公开、大规模的革命活动，显示了革命势力的壮大、自信和团结，说明同盟会正式成立已具备组织基础。第二，这是孙中山在革命知识分子大本营东京的首次公开演说，显示并验证了孙中山及其学说的号召力，完全改变了此前中国人想象中的“草泽英雄”、“绿林好汉”、“洪水猛兽”形象，为接下来正式确立他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直接奠定了基础。第三，演说如春雷惊蛰，唤醒了留学生的民族意识，激起了革命热情，令那些迷惑于保皇的留学生幡然改悟，快速转向了革命。邹鲁曾写道：“其时，留学生多为保皇党所惑，谓中国只宜君主立宪，不宜于民主共和，至是闻总理言，始涣然冰释。”(20)欢迎会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成长，又是孙中山革命学说的一次伟大实践。

　　鉴于富士见楼欢迎会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加上当事人宋教仁、田桐、冯自由对演说的回忆存有出入(21)，吴崐、陈天华以及日本人安立纲之的报告自然显得十分重要。

　　二、《孙逸仙演说》

　　1905年孙中山在富士见楼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记录稿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吴崐的《孙逸仙演说》，过庭(陈天华)发表在《民报》第1号的《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日本人安立纲之的秘密报告，以及杨枢从珍田谆手中所获资料。后两种同源，篇幅较短，《孙中山集外集》收录了中文译本。陈天华的记录发表在《民报》，后收入《陈天华集》，较易查对(22)。故本文着重探讨吴崐记录的《孙逸仙演说》。

　　笔者所据的《孙逸仙演说》藏于日本外交史料馆，收入《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与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所见者相同。原件为小32开本的册子，凡9页。封面有墨笔署“孙逸仙演说”五个大字，封底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九月二十日印刷，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演说者孙文，笔记者吼生，印送者欢迎会会员”以及“非卖品，以印刷代誊写”等字样。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来源，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两位已有说明。据日本档案，1905年12月29日，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澄向日本外务省临时兼任外务大臣伯爵桂太郎呈递了一份机密文件，并附呈了两本小册子。文件的名称为《送呈清国学生秘密出版物文件》，附呈册子分别为《灭汉种策》和《孙逸仙演说》。井原在文件中交代，“清国留学生中部分有革命思想者，印刷了读物，如《灭汉种策》及《孙逸仙演说》两种，秘密输入清国，在各地学生中散布，兹将此种印刷物送呈查阅……《孙逸仙演说》一书，其旨意在于将现满族朝廷推倒，实行共和政治，同样是在清国留学生中鼓吹革命思想的印刷物。上呈两书，想来均系在日本秘密印刷。此等书册，大概是由广东留学生以及湖南亡命者之中革命派学生等，在日印刷后，交付本地(长沙)二、三学堂的监督。(该监督)亦属革命派。让他们在当地秘密散发。众所周知，长沙地区自康有为一派势力兴起以来，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为数不少。再有，属于革命派的清国人，常常致力于与湖南联络，让学生秘密阅读此等书册。”(23)也就是说，此本小册子原系在日留学生印刷的革命读物，印刷物寄回中国后，井原在湖南获得。“笔记者吼生”，即吴崐。吴崐(？-1940)，又作吴昆，字寿田，号吼生，湖北黄冈人。1905年在武昌与刘静庵等创立日知会，并印行革命书籍，从事宣传活动。随后赴日本留学，与宋教仁、程家柽、陈天华、田桐等一起办理《二十世纪之支那》(24)。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兼《民报》干事。从《孙逸仙演说》前面的说明看，他记录孙中山的演说，是受宋教仁、程家柽等人委托。陈天华的记录类似简报，力图反映富士见楼欢迎会的整体情况，发表在了《民报》；他的记录则只有孙中山一人的演说辞，独立印刷成册。两人的文章显然是有分工。印送者署“欢迎会会员”，有其具体原由。(25)查宋教仁日记，1905年8月14日记有昨日欢迎会出入账目：收得会费七十元六十钱，用出四十四元四十钱，“余存二十六元二十钱，作为刊刻孙君演说稿费”。可见，如此署名，正是由于印刷与寄送费用来自欢迎会会员。

　　确如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所说，这本小册子与《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所收《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题目虽异，内容则同，系同一篇文章，只不过《全集》对原件进行了若干改动。他们已从三个方面指出两种版本的差异。其一，《全集》删去了演说正文前面的一段说明文字。该文记述了孙中山演说的背景，颇为重要。其二，原记录稿在演说精彩处，均标有“(拍掌)”，《全集》则将此全部删去。其三，《全集》对原记录稿作了多处文字处理。实际上，《全集》的改动尚不止此。《全集》与原稿的段落划分也不一致。原记录稿每段较短，孙中山每讲到精彩处，即有听众拍掌，多数段落在此处结束。从中，读者明显可感受到演说高潮迭起、场面热烈、情绪高涨的景象。《全集》改为大段，不利于反映演说的场景和节奏。再者，《全集》文字变动，达10处之多，兹枚举如下。

　　(1)原稿：“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年而始盛。”《全集》漏掉其中的“年”字。

　　(2)原稿：“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物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全集》将其中的“文物极盛”改为“文明极盛”。

　　(3)原稿：“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全集》改为：“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意思有变。

　　(4)原稿：“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全集》则是：“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

　　(5)原稿：“所以西人知中国人不能利用此土地也。”《全集》漏掉其中的“人”字。

　　(6)原稿：“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的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全集》漏掉其中第一个“的”字，意思有变。

　　(7)原稿：“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粹学极等文明。”《全集》改其中的“粹”为“猝”字。

　　(8)原稿：“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全集》改为：“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意思有变。

　　(9)原稿：“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知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分人还稍可以安乐。”《全集》改其中的“分”为“份”字。

　　(10)原稿：“倘是仍前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全集》改“前”为“旧”字。

　　文献整理理应尊重原著，而且保持原著的文章风格。只要不是明显的错讹，就不要轻易予以更改。校勘可见，以上改动大都有损记录者原意，不利于读者形成准确的认识。（未完待续）

　　张昭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8期
　　作者简介：张昭军(1970-)，山东淄博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