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教授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重责任的李鸿章在朝野之怒号中退出了权力的中心。清流群起，在追究战争与议和的因果中走向除弊变法。但这个过程又与深宫里的母子不和相纠缠，遂使开新、守旧之争与帝党、后党之争错杂交叠，从而使这段历史往往面目不甚分明。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深入剖析了这场由家事、国事的纠结造成的朝局混乱，以说明由清流派群体主导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的不由自主。
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士林中曾出现变法自强的时潮，然而，同一个时间里发生的帝党和后党之争，又在使变法失其本旨而走向混沌，两者之间的这种纠葛，其故安在？
杨国强：从甲午年六月到乙未年三月，中日之间的战争与议和牵动朝野，使甲申（1884）之后便少见群鸣的清流在“大野招魂哭国殇”的召聚和动员之下一时重起，以议战议和为共有的题目再现其群体的激越与高亢。与甲申年的中法战争里政府摧折清流相比，则此日的朝局已是战争淘汰了久作疆臣领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淘汰了军机处里“专魁柄”的孙毓汶和徐用仪。时人谓之“合肥罢权，孙、徐罢政”。之后，是兼任师傅的翁同龢对于皇帝积久而来的影响，在时局的推引里成了枢府里的重镇；在京师之外，则是居长江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士林清望所归，正骎骎乎继李鸿章之后而有领袖疆吏之势。他们都出自清流，亲近清流和引重清流，与此相对称，便是甲午年重起的清流一开始便已不同于甲申年间，其合众汇聚而彼此呼应，既上达九重又四播天下，并在上达和四播中席卷了京城内外的士林。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开始，又在沿波讨源中翻出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百般弊象，之后由除积弊而倡变法，一路越走越远。在甲午之前的三十年历史里，清流与借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常相扞格。其共有的旨义大半都在守护中国之固有。而此日倡变法，则清流议论之所指，已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缙绅、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等等，并一归于“扫除更张”和“舍旧而图新”。显见得其主旨全在变中国之固有。然则以甲午之后比甲午之前，由守护中国之固有到大变中国之固有，正说明清流之重起，同时又是清流之剧变。因此以甲午之后比甲午之前，其间的嬗递遂格外醒目。瞿兑之谓之“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
在三十年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清流的剧变预示了正在到来的另一个历史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之外而又与这个历史过程同时发生的，是帝王母子不和致帝王的家事牵动朝局，从而使帝王的家事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这种牵动和影响虽然源头不在庙堂之内，但它们出自君权，则庙堂中人已无可回避，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倡变法和谋变法的各色人物和种种情节不能不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并使两者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舛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时人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据《德宗景皇帝实录》，瑾妃、珍妃为“原任侍郎长叙之女”，而当时记载多误为长善女。文中以珍妃为长，亦误）。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妻，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彼时何刚德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七颠八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事”。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气”的事。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所以熟知淮军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乙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已、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又比何刚德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而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而不喜欢珍妃、瑾妃，但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持宠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规矩。在珍妃之前，西太后也卖内务府管辖而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钱物，从而也坏规矩，但以鲁伯阳、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并且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轇轕，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臣而在内廷，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
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是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自甲午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向壁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助饷。这些出自“撙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着意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同时大半又都始终深信不疑。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未完待续）
杨国强、黄晓峰，东方早报 201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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