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帝党与后党（下）

杨国强教授谈甲午乙未之际的国事与帝王家事


　　家事与国事混杂在一起的政治情势，对慈禧、光绪母子以及当时官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有些什么样的历史情节？

　　杨国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说：

　　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而且立此以为昭诫，“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上谕列“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汪鸣銮、长麟的罪名，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妄事揣摩”以及“语气抑扬，罔知轻重”，都说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对皇帝訾议太后。一则记载说：“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唯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后怒。”若以《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作比较，而衡之以上谕用皇帝的名义表达太后之怒气勃郁，则“切直”发为訾议，而后深触太后心头之大忌，其间的情节大半应当是可信的。然则与安维峻以主战主和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相比，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自强”与借（西）法相联系，而甲午乙未之间，则“自强”与变法相联系，其间的新旧之界便格外分明。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汪鸣銮身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达官，所以他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与此相对应，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正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这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因此，从这段历史里走过来的张謇后来通论这段历史说：

　　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之后一路颉颃，遂又有“因仇生杀”。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庙堂之中和庙堂之外，“表病”与“本病”都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京中乱事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连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綗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莲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

　　这种朝廷官员分为两党而互相水火的事是清代历史中少有的，那么，当时的朝臣中是否还有调和于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人？

　　杨国强：当甲午年岁末刘坤一出京请训之际，曾面对西太后的愤怒而以言之谆谆为苦心弥合，一面弥合于母子之间，一面又弥合于君臣之间。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牵动八方之大事。他怕牵动八方，于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谈宫禁事”，临别时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托付，说是“君任比余为重”。他与翁同龢“深谈宫禁事”，用意当然也在弥合。因此后者心悦诚服，在日记里叹为“不愧大臣之言也”。刘坤一的苦心和翁同龢的应和，富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日大臣和重臣里的老成谋国者侷处母子之间，而意在左右调停的愿想。虽说翁同龢久为帝师，并因其久为帝师同光绪帝更亲近而被世之论者归入帝党，但在立朝多年之后他不会不知道，与当国已近三十年的西太后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极端，则亲政未久而且权力不全的光绪帝一定不会是意态发舒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记中已有“言者请下诏罪己，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的记述。他劝止皇帝下诏罪己，是因为“土木、宦官等事”都事涉太后，因此劝止皇帝，便是弥合两宫，而弥合两宫，最终又旨在维护皇帝。丙申年五月醇亲王福晋死，翁同龢于当天日记里录此一节，然后自叙“忧来填膺”。他所深忧的，无疑是既为皇帝之生母，又为太后之胞妹的醇亲王福晋既死，真正能够置身皇帝和太后之间作调停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

　　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愿想始终存在于皇帝和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愿想。比这种愿想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并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理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面对之际“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

　　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帝党与后党的划分，对当时的朝局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之后的戊戌变法的成败，是这样吗？


　　杨国强：在这种朝局起伏里，为变法而卷入了深宫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时又深深地为深宫之恩怨所困。他们卷入母子之间，初旨本在于光绪帝的“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同他们图变法的怀抱能够相为感应。所以，其中的多数人便因开新守旧之分而尽情直遂地在母子之间一边倒。朝旨说汪鸣銮“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说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指的都是这种扬此抑彼。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然而西太后始终在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曾经经历过母子之争和新旧之争的王照后来说：“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又说：“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后佑护洋务事业的历史事实作比照，则“太后先年原喜变法”不能算是凭空虚撰。如果没有出自朝廷的这种佑护，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还会更加崎岖盘陀。但在西太后那里，这样的佑护又并不是一种洞悉世务而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并不是一种固定不移的东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间和之后，她由“家务之争”而作“权利之计”，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母子之争解释开新守旧之争，并因之而非常自然地以权力之争制约、支配和消解了变法之争。作为回应和感应，则是为图变法而在母子之间一边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着想和跟着走。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本是一厢情愿地想用变法图强来笼罩和导引权力觕牴。但时当甲午乙未之际，因战争失败而催生出来的变法之想犹在一片朦胧而细目不甚分明之中，而权力之觕牴则常在近观熟视之中而明晰了然。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对比，而对于以变法为怀抱而又被目为帝党的这一群士大夫来说，两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矛盾。与这种对比和矛盾相表里的，一面是被他们引入中国政治的变法自强因其朦胧而不容易进入中国政治的深处，一面是权力之争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搅动人心的深处。身在两面牵动之间，遂使以变法自强造时势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时又成了被时势所造的一方。而后是他们中的愿心宏大者和摄力胜人者一旦被绕进了权力分争的漩涡之中，朦胧的东西便常常会成为远去的东西。


　　曾是京师强学会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时最早自任“变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松筠庵聚众“讲学”，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论颇涉官吏黜陟”，由此招来言路弹劾，罪名也全在“遇事生风”和“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然则他所着力从事的，以及言路摭拾罗举的，其重心所在显然都少见变法图强一面而多见权力争斗一面。在那个时候以变法认同类的士大夫里，文廷式是一个富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而以何刚德记述中所说的“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作推想，则文廷式又是光绪帝另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京中之同类议论曰：“京中真君党只渠一人，渠去则为所欲为矣”；外省之同类议论曰：“芸阁昨又被斥，此事本早为虑及，不料若是之甚。惟吾党中失此强力之人，至为可惜。”其扼腕而叹，愤懑之所集也是“君党”意识过于新党意识。若由这种愤懑连及此前和此后京中外省以通信发横议，注目处大半在于皇帝与太后各自的势力走向和彼此的势力消长，则俱见文廷式一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变法初起之日这群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而身在普遍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自主之中。

　　甲午乙未之际，由于母子不和，当国近三十年之后刚刚归政的西太后和亲政只有五年的光绪帝之间，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强弱不同的两种君权；又由于共赴变法的清流一脉始终以君权为归依，遂使图存图强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前一面和后一面都内在于同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从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后来变法图强在一路腾越走向高潮，这种内含于历史过程之中的倾向也会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而对于继起的那段历史来说，两者之间的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都会为继起的成败造因果。

　　杨国强、黄晓峰，东方早报 2012-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