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上）


　　“攘外必先安内”，是民国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论者常将其视作妥协投降的代名词而大加非议，但对其具体内容往往又语焉不详。其实，“攘外必先安内”从提出到成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具体内容也因时代不同历经转换，远非几句简单的定性概括所能包涵。近年，史学界开始更认真地审视这一问题（1），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但总体看，对这一方针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针对性、复杂性等的研究仍嫌不足。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在这些方面再作努力。


　　一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

　　研究“攘外必先安内”，对其本身语义首先应有一个清晰了解。单纯从语意来分析，“攘外必先安内”的基点是强调先安内，将安内摆到首要位置，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未否定攘外的必要性，将攘外悬为政策的基本目标。汪精卫在回答人们对该口号的责难时，曾振振有辞地从语意上辩解：“攘外是目的，不是手段。若以为必攘外，然后可以安内，那无异以攘外为安内的手段了。”（2）也就是说，先安内的判断，是和攘外的目标相联系的，要攘外必须先安内，攘外是目的，安内是基础。

　　当然，单纯的语意分析不能包容复杂的历史内容，“攘外必先安内”的语意提供了一种基本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及不同的背景下，其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可能截然不同；强调的重心不一样，其性质也会大异其趣。“攘外必先安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线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其源有自。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南宋朱熹在农民起义和金兵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就提出过先“安内”后“攘外”的方案；清王朝在内外交迫时，也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为方针。两者间，虽然背景、重心、内涵不尽相同，但巩固自身，再求对外的思路则是一致的。事实上，从统治者本身利益看，安内是维护统治的基本企求，是永恒的、必然的；而遇到强大外敌入侵并危及其自身统治时，攘外也势在必行。

　　从历史的事实看，起码就统治者的判断言，“攘外必先安内”是建筑在外敌尚不对其统治构成致命威胁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先安内的时间，也才有可能以安内为攘外的准备。在存在选择可能的背景下，他们谈论攘外安内，或以安内为攘外之基础，或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而从一般意义理解，巩固自身，安定内部，是抵抗外侮的必要条件，往往更具迫切性。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通常会选择先安内，后攘外，形成所谓“内乱不已，外敌不宁”、“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基本思路。而在外敌压迫尚不急迫，国内政治又需借重民族精神时，他们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选择。

　　蒋介石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使用，就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背景。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是属于后一种情况。1929年，蒋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刚刚完成，当时，内有地方势力环伺于侧，中共武装崛起四方；外有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及日本等列强虎视耽耽，1929年下半年，中苏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生争端。内外交困之下，蒋开始屡屡以“反帝”、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辞，将攘外和安内问题并提。7月，他数次发表讲演指出：“不平等条约已成为全国惟一之敌视，我们奋斗以求达到，固非难事，惟有一最大前提，即应永久拥护国民政府，俾有中心力量。”（1）“吾人前半期革命，对象为军阀，后半期为帝国主义，军阀恶贯满盈，吾人只须以破坏工作，表示民众力量，即可打倒，但对抗帝国主义，非培养真实力量努力建设秩序，并示人以集中统一之实际不可。”（2）这些话，针对不平等条约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以“集中统一”、“建设秩序”为抵抗外侮的“最大前提”，和历史上的“安内攘外”主张若相契合。

　　10月，冯玉祥部在西北称兵，同时，中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愈趋紧张。“安内攘外”如何进行，成为时人关注焦点。10月13日，鲁省军政首领陈调元、石友三等联衔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3）这一电文，虽以拥护国民党中央姿态出之，但实际很尖锐地提出，在内外交煎时，国民政府应如何于“攘外”、“安内”间作出抉择。

　　此时，蒋介石虽口头上将安内与攘外并举，但内心对攘外并无决心和成算，或者说，对外部压力的估计并不严重，判断外敌尚不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中东路事件甫一发生，他就指示张学良：“即使其来挑衅，则我军应照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万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4）事态恶化后又强调：“对暴俄之扰乱边境，不必以强力抵御，用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之法，以应之。而速用全力最速时期以解决西北是为要着。”（5）所谓“西北”，即指冯部西北军的反蒋。显然，蒋介石将“安内”放在首要位置。

　　和致张电主张解决西北几乎同时，10月底，蒋介石连续发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呼吁。26日，蒋发表讨冯文章指出：“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6）28日，又通电全国强调：“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1）这是蒋氏第一次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2）

　　当时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安内”，和人们更熟悉的30年代其大力强调时的内涵不尽相同。此时，安内对象包括共产党，但主要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攘外则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态度对华的国家，最主要的又指苏俄和日本。攘外安内，安内是绝对的中心，并以武力为基本诉求。与安内相比，攘外还只是虚晃一枪。对蒋而言，外部压力既还没有迫切到威胁其生存的程度，应付内部反对派又确须打出对外的旗帜，因此，攘外的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这时其“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和历史上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做法更为接近。

　　蒋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在1931年夏，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再趋紧张。由于蒋介石不断加强对中共武装力量的进攻，国共内战愈趋激烈；看押胡汉民引发的宁粤之争也愈演愈烈，大有再起武力冲突之势；再加上当年长江流域爆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政府焦头烂额。同时，日本对东北的压迫日甚一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接连发生。蒋介石自称当时“天灾人祸，怵目痛心”，“外侮纷来，内乱频乘”。（3）局面岌芨乎又有失控之势。

　　严峻的内外危机又一次使蒋介石想到“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4）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5）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6）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二 “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1）。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2）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 “攘外一定要先安内”。（3）“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4）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5）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全民奋起、立即与日本全面作战的主张，对“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直接的挑战，与普遍的民族情绪更为接近，显然更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对这一普遍的民族情绪，蒋介石自然不会毫无了解。1929年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时，事实上和这一思路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更显迫切时，他对立即奋起攘外却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做出这一选择，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6）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基本思路，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攘外必先安内”论者必然要提到的话题，虽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新鲜内容并不多。

　　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7）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非至最后关头，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8）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认为“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1）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还是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渲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2）抵抗毕竟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悄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未完待续）

　　黄道炫，《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