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上）

　　《往事》编者的话：《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初版称《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是一本流行读物，换言之，是一部取悦重于求证的作品。多少年来，这类作品假研究与回忆之名，游走于史学与文学之间，充斥银屏报章书坊地摊，以歌颂为旗幡，以秘辛为饵料，真假兼容，大关节与《决议》一唱一和，小故事则率行己意而演绎。非亲历者或行家，谷稗难辨。

　　本书的“卖点”，不同于一般的“忠仆与伟人”的故事，因为主人公“走近”的路径，乃是由伴舞而护理生活，且从“反对毛主席”变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一奇遇，殊堪拍案。

　　就主人公的身世而言，与其说像《灰姑娘》，不如说像《长恨歌》。看看这些引人遐想的文学性描写：“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容貌秀丽”、长着“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正合“天生丽质难自弃”；至于“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岂不让人想到“一朝选在君王侧”吗？除了利用这种根深蒂固的“接受美学”，促销的手段还包括：“改了书名，添了内容，设计、装帧也比初版精彩了许多。”但对于部分读者非历史的阅读期待，本书却没有做出回应。读者通过主人公非礼勿视的眼睛看到的，都中规中矩，不违反官方有形无形的相关规定。这使得这本书更像“白头宫女话玄宗”之类。

　　但作为“贴身护士”，主人公“还是提供了一些以往不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尤其是细节”。于是，厚重的闱幕被掀开了一条缝，读者得以窥见历史深处罕见的场景：在这个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过的世界上，在清除了敌人和战友之后，在权力的巅峰和生命的尽头，孤独的伟人躺在卧榻上（旁边无人酣睡）已经无事可做，只剩下“服药、吃饭、睡觉和看书、圈阅文件”。然后就是看戏看电影打发时间，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对身边女孩的衣着打扮发表意见，或者心血来潮，去王府井看看……总之是随心所欲，难道这就是他想要的？

　　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的隐喻。正如五四以后鲁迅面临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参加革命。毛的问题则是：革命以后怎样？阿Q的回答是坐享，毛却不干。此时他遇到了一个悖论：革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过好日子却是“变修”和“背叛革命”（他本人例外），于是就“继续革命”。无奈革命不能继续，生命却到尽头。于是，“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毛晚年的痛苦和纠结。

　　韩钢教授说：“还原历史人物，最难的不在重现场景，而在反映心态。”有时心态揭示的，往往是更本质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历史学的文学的一面吧。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大概1990年代开始，“走近”一词流行起来，不少历史读物还以此作书名，无非想藉此表示作者或主人公同某位历史名人关系的密切或者对其了解的程度。此类读物大多是虚张声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的书稿不然，它的主人公之一孟锦云，是真的走近了另一位主人公——毛泽东。孟是毛的护理人员，在毛生前最后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服侍毛。就空间距离而言，比她同毛泽东走得更近的人大概不多。

　　孟锦云本来名不见经传。虽然作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其名字曾出现在毛泽东治丧活动的报道里，但在一长串名单里不会引起什么人注意。1993年，一本名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记述了孟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孟的经历有些戏剧性。她是湖北人，1959年选入空军政治部歌舞团舞蹈学员班，后成为该团团员。那一年，孟才十二岁。1963年开始，孟常与其他团员一起，受命去中南海陪同高层领导人跳舞。这个年仅十六岁、“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容貌秀丽”、长着“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的湖北小姑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被毛戏称为“半个小同乡”。两湖古属楚国，同乡之说当源于此。“文革”初期，孟卷入空军两派争斗，糊里糊涂地被判了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关进监狱，后下放农场劳改。1973年释放后，回到原籍，在武汉一家军队医院当护士。197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孟竟再次进了中南海，见到“伟大领袖”。毛一句“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的最高指示，让孟的命运从地面跃入云端：一个戴着“反对毛主席”帽子的释放“罪人”，瞬间变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医护人员”。[1]从此，孟陪伴毛左右，伺候其生活起居，直到毛西去。书是一本小册子，设计、装帧、印制皆极粗糙，印数也不多，却因为内容而被人关注，孟的名字从此渐为人知。这本书稿是那本小册子的增订版，改了书名，添了内容，设计、装帧也比初版精彩了许多。

　　毛的个人生活信息向来神秘。1980年代以来，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医生、卫士、护士、厨师、理发师等等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文章和著述，毛的个人生活往事渐为人知。因为本书的主人公是毛的贴身护士，写的又是毛最后一年多的生活，还是提供了一些以往不为人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尤其是细节。

　　孟锦云到中南海工作时，毛已是风烛残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曾大病一场，此后身体便每况愈下。不要说“神采奕奕”不再，即使行动也很困难，大部分时间在床上，生活规律被打破，没有白天黑夜之分。除了外宾，毛连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也很少见，也极少主持会议、约人谈话；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和圈阅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很难想象，最高领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服药、吃饭、睡觉和看书、圈阅文件！

　　以孟锦云的记忆，即便生活内容就是服药、吃饭，毛还要靠人服侍。据孟说，毛的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筷子，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孟锦云所述并不新鲜，毛最后一任机要秘书、也是毛的护理人员张玉凤早就回忆：毛泽东晚年“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张还描述道，1976年除夕，毛泽东的“年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主席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2]孟锦云所说，印证了张玉凤的回忆。但孟锦云提供的一个细节，却是张玉凤没有说过的：给毛喂饭、喂水有分工，一般是张玉凤喂饭，孟锦云喂药、喂水、喂水果。孟发现，毛对这种分工很在意，谁人喂饭，谁人喂水，谁人打针，都要经过毛的认可，互相不能代替和轮换。有一次，孟有其他事要办，让护士小李喂毛吃西瓜，毛却摆了摆手，还是要孟来喂。另一次，到了吃饭时间，张玉凤不在，孟主动表示她来喂。毛摇着头说，还是请小张来喂。孟问过毛，毛的回答是他怕小张不高兴，因为会夺了小张的“饭碗”。

　　毛晚年极少见人。按孟的说法，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成两个部分，理疗、打针的护士，送饭、理发、洗衣、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管理图书、保管存款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他的客厅；但可以出入他卧室的，只有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自政治局常委、下至一般民众，无论请示汇报工作，还是一般来往，都必须经过张和孟的通报，毛才决定见或不见，即使是毛的子女亲朋也不例外。

　　看上去十分严格的规定，对有一类人却例外，那是和孟锦云一样的一些女兵。她们大都是俗称的文艺兵，漂亮清秀，年轻活泼。只要毛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介绍，毛一般都会答应见。她们可以在警卫森严的中南海轻松顺利地出入，为毛唱歌、唱京戏，陪毛跳舞，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甚至又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在中南海里，这是一群十分特殊的客人，因为不时到毛那里做客，也就不再拘束和紧张，有时甚至请毛帮她们办一些私事。空政歌舞团小丽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听了，竟替她还了债。据闻，毛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他也“走后门”，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这里说的“女孩子”，十有八九是这一类客人。

　　毛喜欢看戏、看电影。但他只在中南海里点戏，《李陵碑》、《打渔杀家》、《法门寺》、《贵妃醉酒》、《钓金龟》、《霸王别姬》等等，是他常点的戏。看电影，不仅看“文革”时期的故事片，如《创业》；也看“文革”前的故事片，如《游园惊梦》、《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甚至看外国和香港的电影，如《宫廷秘史》、《红与黑》、《云中落绣鞋》。“文革”时期禁绝“封资修”作品。毛却在欣赏这些“封资修”，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令人意外的，还有毛的食谱。除了每顿饭必有鱼和辣椒外，孟列出了毛泽东经常的菜谱：红烧甲鱼、胖头鱼、蒜泥白肉、麻酱茄子、苦瓜炒鸭子、鱼翅、燕窝汤、西洋参汤、沙拉、豆腐乳。两餐之间，喝点麦片粥、炼乳。吃水果，一般榨成果汁。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葡萄、西瓜等。即便在今天，这也绝非一般人水准的食谱。毛还有三名专为他做饭的厨师，一名来自北京饭店，专做西餐，两名是中南海的厨师，专做中餐。

　　除了对上述日常生活细节的披露，书中还有许多对毛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的情绪的记述。比如，毛喜欢红色。孟锦云穿了条米黄色的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孟形容毛看到她新穿的红色凡尔丁连衣裙时，“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还比如，毛不喜欢女人烫发。孟锦云和张玉凤想理发，问毛理成什么样好，毛竟回答得很具体：“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在北京饭店做了个烫发，毛十分不快：“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毛的喜好，延伸到服装颜色、头发造型，其心理颇值得解读。再比如，看戏看电影，毛很投入，会随着剧情吟唱、落泪或大笑，而且还有一些极细小的动作：他喜欢用手一正一反拍着身旁的小张或小孟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

　　人们现在已知，毛很早即独处，不仅子女不在身边，而且与夫人江青也分居多年，晚年更为孤寂。毛本来喜欢外出巡游，最后一年多，因身体原因，只能在中南海的高墙深院里离群索居，再未踏出京门一步。大概是过于寂寞，一天毛突然要去王府井，工作人员、警卫人员手忙脚乱，开出五辆车，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毛也只是在车上撩开窗帘，看了几眼。当然，更多的时候，毛还是孤寂。书里多处描述：“在毛泽东空荡荡的大卧室里，常常是只有一个人与之为伴，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小张、小孟二人轮流值班。”

　　更为孤独的，是毛泽东的心态。书称：“有一段时间，小孟总感到毛泽东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的在笼罩着他。卧室里、大厅里，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这种寂寞孤独的情绪，恐怕不是“一段时间”，而始终弥漫在毛最后的日子里。在同一本书里，孟锦云自己就说过，她“总感到毛泽东晚年生活里，有一种郁郁寡欢，一种寂寞孤独感”。毛晚年多愁善感，可以折射出这种孤独的情绪来。看电影毛常常流泪，逢年过节也爱发感慨，有时还无由念诵充满苍凉的古诗。一次，毛突然跟护士小李念起了清代诗人严遂的《三垂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还说诗句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毛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3]；晚年却一反过去的偏好，常读一些苍凉凄婉格调的词赋，如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张玉凤曾回忆：“（一九）七六年去世前不久，主席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很悲凉的。”[4]孟锦云的记忆，再次印证了张玉凤所说。

　　还原历史人物，最难的不在重现场景，而在反映心态。心态、心理是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而非外在表达，今天的人们要反映其心态，只能透过间接材料折射。而间接材料里，细节非常重要，“细节反映心态”。这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当然不只是写细节，但是书中那些细节的叙述却是格外值得读者注意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并不是孟锦云本人的回忆录。据作者称，她是根据对孟的多次访谈，又采访了其他曾与毛泽东有过来往甚至关系很密切的人，还翻阅了一些有关书籍、报纸写成的。所以，除了孟提供的素材外，书中还夹杂其他人的口述和相关书籍、报章的材料，所述也就不全是孟的亲历。问题是，哪些是孟的记忆，哪些是对他人的访谈，哪些是有关书籍和报章所述，书里没有交代，需要读者分辨；其中的不少讹误，读者更是应当仔细鉴别。

　　广为流传的《红都女皇》事件，书中所述显然源自某些书籍报章。原来人们将此书与美国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混为一谈，亲历者之一的张颖前些年撰文澄清了原委。《红都女皇》据说是197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作者是作家；《江青同志》是1972年美国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多次采访江青后所写，1977年才出版，从未译成中文。[5]《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的作者倒是根据现有著述将两书作了区别，但接下来的叙述，除了把美国副教授误为美国记者、把维特克误为路易斯外，有关朱德告状一事尤其无据。书称1975年7月23日，朱德派秘书送给毛泽东一封亲笔信，反映《红都女皇》一事，也提及江青与美国记者路易斯（应为美国副教授维特克——笔者注）的谈话。毛的“脸上布满了阴云”，在来信上批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毛的“批示”早有流传，但至今不知出处。按说，真有朱德写信一事，很难想象官方著作不特书一笔。可遍查官方编写的《朱德传》、《朱德年谱》里均无记载。据《朱德年谱》，1975年7月4日朱德致信邓小平，打算7月10日左右去北戴河休息两个月，中间可能回京参加一些活动。[6]实际上，连7月31日建军48周年的庆祝晚宴，朱德也未参加，可以肯定7月下旬朱德夫妇一直在外地，不可能给毛写信。至于《红都女皇》到底为谁所著，缘何写作，迄今仍无人能说清楚。

　　一些背景性的叙述，书中来自某些著述的说法也不少有误。例如，称邓小平在1969年“一号命令”的威逼下，于10月20日离开北京，由北京被押送到江西。这里除了10月20日这个时间，与毛毛所说（10月22日）[7]矛盾之外，还有一个更应该指出的错误，即邓小平的外放是“一号命令”威逼的结果。

　　1969年党政军元老疏散京外源于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多年以讹传讹的一个不实之说。事情的真相是，毛泽东提议疏散在京部分党政军元老，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双方军队接连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在中苏边境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部署，还多次释放战争言论。中共高层和毛泽东判断苏方可能发动战争，毛提出要“准备打仗”。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意见，并就此作出决定。据官方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披露，17日晚间，周和政治局成员分批约见一些老同志，宣布了毛的决定：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他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8]这一点，毛毛在书里说得很清楚：“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到广东，叶剑英到湖南，陈云、王震到江西，聂荣臻、陈毅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毛毛还说，到她家通知她父亲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告诉他这是中央出于战备需要作的决定。[9]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亦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吴法宪的回忆更具体：“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11]据吴法宪回忆，这次政治局会议是1969年10月15日召开的。吴可能记忆有误，这次政治局会议很可能是12日召开的。查《周恩来年谱》，10月15日未见开政治局会议，倒是10月12日有开政治局会议的记载。[12]不管是12日还是15日开的政治局会议，林彪都还没有发出“一号命令”（准确的标题，应该是“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林彪是10月17日离京去苏州，18日才发出紧急指示的。[13]而此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在安排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事宜。所以此事与林彪“一号命令”全然无关。其实，1980年代末开始，就有研究者依据可靠史料澄清了这一以讹传讹的谬说。书的作者大概不了解学界的动态，沿袭旧说，重蹈了失实的覆辙。

　　书称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携全家返回北京，随后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协助周恩来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据毛毛所说，邓回北京的时间是1973年2月22日，而不是2月20日。[14]至于再次复出以后的工作，邓并非分管经济，而是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直到1975年初，因周恩来病重，邓主持国务院工作，才主管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各项事务。

　　问题还不止此，即便明显属于孟本人的记忆，也有不少讹误。记忆出现误差并不鲜见，有些是可以参阅公开的资料和出版物订正的。但是自称“翻阅了有关书籍、报纸，对历史事件、政治背景作了一一核实”的作者却未能加以考证，这就不能不是遗憾了。

　　孟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书称是1975年5月。这大概是孟的自述，按理本人所记应该不错。但陈长江回忆录的一个细节，却让人对此怀疑。陈时任中央警卫团中队长，毛生前最后十年一直在毛身边做警卫工作。他回忆，1975年4月18日，毛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后，与身边警卫干部合影，“小孟”也“蹦蹦跳跳地跑进来”，就站在陈旁边，成为照片里“唯一的一位女性”。[15]查《人民日报》1975年4月19日刊载的新华社讯，毛是4月18日下午会见的金日成。此事大概给陈长江印象很深，日子记得很准。陈说的“小孟”即孟锦云。陈还提供了这张照片，其身边的确站着一位着空军军服的女兵。孟在空军服役，所以穿绿衣蓝裤的空军军装。巧的是，1993年该书第一版封面也有这张照片[16]，照片当为孟提供。果真如此的话，孟至迟1975年4月就到了毛身边，而不是她说的5月。（未完待续）

注释：

　　[1] 参见郭金荣著：《毛泽东晚年生活》，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

　　[2]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3] 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4]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5] 参见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7-330页。

　　[6]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90-1991页。

　　[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66页。

　　[9]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1-122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63页。

　　[11]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65-766页。

　　[12]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66页。

　　[13]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63页。

　　[14]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69页。

　　[15] 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6] 《毛泽东的晚年岁月》，封面。

　　韩钢，《往事》　2012-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