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字本”古籍

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印刷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由于版本字体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二宋，注文四宋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36磅长宋字体），称为“大字本”。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写的，这些按毛泽东意图专门印制的大字本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选注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子等人的著作；选注了庚信、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辛弃疾、蒋捷、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等，这些大字本印数极少，一般贝有5圣7份。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4年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黄昏岁月复杂的心态。

“九·一三”事件后，被毛泽东指定并写进党章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灭亡，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大病初愈后，借助历史进行反省，从历史中启示。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了《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反思事件发生后的时局。之后，他布置了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对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他从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视角试图回答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1974年3月，毛泽东布置了一批“评法”批儒的大字本，有东汉王充的《问孔》和《刺孟》，韩非的《说难》《孤愤》《忠孝》《说疑》等文章，还有荀子和商鞅的文章。此后又布置了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王安石等法家的文章。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从此肇其端。毛泽东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坃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反文王。”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 运动，这一阶段布置大字本注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74年5月，毛泽东布置注释了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斌》、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这时的毛泽东面对政治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疾病与家庭、壮志与暮年，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的精神创伤，使得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心志的抚慰了。毛泽东晚年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他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实际情况事与愿违，“文革” 的进程没有按照他指点江山的意志运转。烈士暮年，壮心不己，却又疾病缠身，己经没有诗兴，不能动笔的情况下，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代诗词。他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 ，王安石的《桂枝香》表达出“念往昔繁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的情绪。他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抒发情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蠧，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辛弃疾的诗词成为抚慰毛泽东悲怆胸怀的良药：“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诗，这时成为他倚床吟诵的篇章：“繁华镜里，暗唤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1975年4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毛泽东布置了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他己清楚地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恨忠诚、在处理国事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

“大字本”古籍反映的问题是深刻的。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国，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积淀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至巨且深。他读中国古书，并广泛运用到政治生活上，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环绕这种体制的政治斗争的影响，成为他晚年思想的重要部分。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体制造成的一代伟人晚年的悲剧。

李兴濂，博客中国